“女权主义”的倡导先驱

为花季少女解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权？

在蔡和森写的《向警予同志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自与和森恋爱及参加实际工作后，她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

“妇女解放”是向警予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她与蔡和森自由恋爱结婚，后来这段婚姻又因二人生活习惯不同，以及向与当时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的一段感情而宣告结束，这段感情经历已经将向警予其人区别于拘泥封建礼教和世俗之见的寻常女子。

其实早在溆浦新式学堂开办之初，她就和自己在周南女校读书时的好友吴家瑛背着干粮，走进溆浦山区，一家一户地给家有学龄女孩子的家长们做工作，以自己打破溆浦不准女娃入学旧俗的亲身经历，劝导父母们让女孩儿接受教育。当时，妇女缠足的陋习在中国依然存在，向警予在任校长期间，曾亲手为学生解开缠脚布，并陪同学生回家，向其父母阐述不裹脚的道理。并在教学期间，多次提及“男女平权”的概念，勇敢地向束缚了妇女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发起挑战。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向警予当选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撰写大量文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妇女问题，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解放自身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纵观向警予的“女权”道路，既有为思想守旧的封建家长“普法”的执著，更有向中央上级争取妇女权利的倔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北上前发表宣言，接受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孙中山号召召开各实业团体、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等九个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的预备会，但没有包括妇女团体。此事件一出，立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妇女界要求参政权的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为了促使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12月21日向警予主持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等21个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她还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了《国民议会与妇女》一文，文中写道:“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

“妇女与男子不过性的区别，而其国民身份则无二致。”透过此话，可以想象发声者是以一种怎样高昂的姿态，为其所代表的广大妇女争取权益。

如果说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和参政权利，是在积极的方面做楷模，那么1923年，向警予一次关于娼妓问题的演讲，则是在直面女性问题中的毒痂。

在演讲中，向警予完全跳出封建伦理道德桎梏，对从事娼妓职业的女子不带任何鄙夷和谴责。她指出:“娼妓制度不但辱没女子的人格而乃人类共同的耻辱。至于娼妓本身所受种种无人道的残酷，大家也可想象而得。”又提出:“娼妓制度所以存在的原因虽然复杂，而经济一项实为主因。……我的意思还是从经济上谋解决，一面运动废娼，一面要做妇女的职业工作。”

面对毒痂，勇敢揭露并施以创药，此为上上之策。由此可见，向警予的“妇女解放运动”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详尽完备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