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藏医院培养的第一批女藏医，但是，在我们进去的时候，藏医院已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藏医，可能也是当时仅有的一两个女藏医。她叫央嘎，是藏医院妇儿科主任。央嘎老师擅长开眼、妇科等专科。开眼就是治疗白内障，央嘎老师的开眼手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都很尊敬她。尤其是女生，心里都会暗暗地把她当做榜样。

医学伦理是藏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最后一年的课程中，开设有专门讲医风医德的课，《四部医典》第二部31 段，就是讲医德的，我至今印象深刻得很。在我以后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我始终恪守着这些原则：看病要认真仔细；对病人不分贵贱、亲疏、贫富，一视同仁，热情相待；遇到病人经济困难，付不起医药费，要设法减免医药费。

1970 年，我被分配到当雄县龙仁乡插队落户。我们属于下乡知青，跟牧民一起干活，靠挣工分生活。在这儿，我和我的同班同学贡嘎恋爱结婚了。一年后，公社建起了乡医院，名字叫做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卫生所，条件很简陋。我们被选送到乡医院里面当上了赤脚医生。我们学的是藏医，但是乡医院里没有藏药，只有西药。好在我学过一点汉文，可以看那些药品上的中文说明，大致了解药品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这样，我们就用号脉、看尿等藏医的方法给病人诊病，然后给他们或开西药、或打针。在乡医院当了两年的赤脚医生后，国家落实政策，我和贡嘎都被调到了当雄县人民医院。“文革”结束后，原来的拉萨市藏医院改为了自治区藏医院，筹备成立住院部，藏医人手不够。最后，经过政府出面协调，解决了编制问题，我和贡嘎一起调回了拉萨，回到了我们的母校藏医院。

刚回藏医院时，我被安排在寄药组，因为我会汉文。寄药组的正式名称叫信诊邮药室，主要是针对国内外的一些患者开设，患者来信讲明病情，由经验丰富的老藏医，包括当时的副院长等专家根据病情开处方，然后把药邮寄出去。这些信件来往很多是汉文，所以，需要既会汉文也懂藏医的人来处理。我在寄药处工作了两年。强巴院长说，这样不行，你应该到藏西科去。1987 年我被派到北京人民医院进修了六个月。回到拉萨后，我又在这边的人民医院学习进修了两年多，学习西医的急救治疗、操作技术。慢慢地，我的主攻目标也逐渐清晰起来，藏西医结合，主攻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难题。

在西藏，过去老百姓认为偏瘫、脑出血这类疾病是由天上走动的“神影”辐射造成的。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藏医有什么优势？我努力寻找并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藏医强调人体的整体调理，藏药所使用的很多药物采自高海拔、大温差、强日光、污染少的高原地带，其有效成分和生物活性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同类植物，对脑血栓、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有明显疗效。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我们对脑出血的治疗，逐渐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现在，我们用藏、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治愈率能达到85% 左右。我们这儿有很多锦旗，都是病人治好后送来的。

从2002 年起，我在自治区藏医院担任硕士生导师，现在已经带了五个毕业生，其中有四个是女生。我们这一代是在背诵《四部医典》的过程中学习藏医，现在年轻的一代，理论基础好，会藏文，会汉文，还会英文，对藏、中、西医都有了解，等他们有了足够的临床经验，肯定会有所作为，超过我们。

我是在父亲的鼓励下走上藏医这条道路的。现在来看，我仍然觉得当年学藏医这个选择很好。当医生有技术、有专长，治病救人，对社会有用；治好了病人自己也有成就感。而且，当医生是一个可以一生从事的职业。以前我们是60 岁一到就退休，后来，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意见，认为有经验的藏医不应该到了年龄全都退下来。现在，我每天都看门诊，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在藏医院工作的还有6个，3个男的3个女的，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