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维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历经了独生子女到全面两孩政策的变迁，生育更成为牵动亿万人心的一件大事，且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生育（生殖）对世界、对人类、对社会的重大意义，无需赘言。

当下生育哲学探讨的两个切入点

过往和当代哲学对生育的探究并非完全空白，然而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及其生育活动却并未得到哲学和哲学家应有的足够的关注，尤其是中国女性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男尊女卑”传统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历经了极为沉重的生育境遇。

也就是说，当下要推进生育哲学的探讨，一方面须以现实女性实际的生育活动（也称生育事件，包括怀孕、分娩、哺乳及对孩子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的养育照料实践）为基础，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立场和女性的体验无可或缺。另一方面，须检视传统意识形态和过往哲学家的生育哲学思想，其中应包括必要的批判与清理。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关系中辨析其哲学意蕴，发掘其哲学深度；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对身体、生命、生存和人之本质更深刻的哲学思考。毋庸置疑，女哲学家个人和群体对此研究负有重任，义不容辞。

生育主体是生育哲学探讨的首要问题

生育哲学首先要探讨的是生育主体，即生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女人。而探讨的关键问题，则是生育与人之本质的关联。

近代哲学认为，一个整体人是自主性的存在。但是，女人却往往正是在其生育活动之中被推挤，直至被凝固为他者的，其自主性也因此湮灭，进而沦于非本质的处境。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所指：“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尤为重要的是，她指出：如果只是假设有种生理、心理或经济命运压在女人身上，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当然，这并非是对生物学或经济决定论的断然否定，而恰恰相反，是指其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关系女性生存处境的一个本质因素，女性身体则是“我们控制世界的工具”。在此，波伏娃的研究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两点：其一是它对女人构成了固定不变的命运；其二是它印证了女性是次一等的性别等级。这两点拒绝非常重要，亦清楚显示了作为女哲学家的必备立场。

在生育主体探究中，一些女哲学家强调了对女性实际生育体验的重视和提升。如怀孕，正像波伏娃曾描述的，常常被称为是女人在自己身上演出的既丰富又伤害的一部戏剧。胎儿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仿佛是利用她的寄生物；在她感受到生命丰富的同时，亦感受到自己正被那个丰富啃噬或摧毁；因有一个新生命正在她体内成长而骄傲，同时又感到自己真的被捆绑被限制了。怀孕使女人意识到自己不是，或不仅仅只是为自己而存在着——如中国女人常说：“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你实际上已经不只是为自己而是正在为两个或更多的人而活着。创造者和被占有者的双重身份，成就了女性身体和生命特有的厚重在场，是非生育主体无从感受的境遇。

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哲学和哲学家是男性的、父权制的，他们对生育不仅少予关注，更少有对生育进行认真思索和哲学审视，有些还立足于父权制文化行使某种话语暴力，在将女性仅看作是繁衍后代工具的同时，贬低或否定她们的价值。如克尔凯格尔曾说：“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在哲学上，认为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的，是不自主的存在；男人则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就像后殖民文化批评家斯皮瓦克所言：对她本人，妇女问题是作为底层问题提出来的。而生育，无疑就是底层问题的底层吧。在哲学领域，妇女和底层一样，千百年来的处境是沉默、边缘化、被言说。现在，这一切应该改变，生育哲学的探讨正是她们开喉发声的时刻，也是一种新层面的知识生产。

生育哲学探讨需关注“生育事件”

生育哲学关注探讨的另一主要方面是生育事件。与生育直接相关的是生命产生、成长及身体改变的过程，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与女性、与女性身体和生命息息相关的，且互制互促。生育事件作为哲学的探讨对象，是需对其作一些必要的阐述的。

生育事件是以实际的生命存在和生命力为基础的，同时这些又都浸润于（个体人的）前意识之中，即从开始起，它便不只是也不等于“真实”的事实本身。对生育事件的哲学探讨，是以现实身体和生命力为根基，对先前就存在、且贯穿其中的意识进行辨析。这些意识对于作为生育主要担当者的女性个体来说，具有在先性，即先于她拥有的实际经验及对这些经验的感受，因而对女性个体来说是超验的（或先验的）。如早期的人类生育，曾经被林林总总的神话和宗教包裹着，孩子的出生被当作是自然或神灵的赠予。而女性身体和生命在生育事件中所经受的苦楚凶险，则被某些宗教视为是对夏娃有罪行为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这些，在某个女性个体进入生育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并牢固黏合在生育上了，无疑是早于或先于女性的身体和实际生育活动的，也早于或先于女性个体的生育经验。

就此可认为，哲学审视的生育事件是具有超验性的。这点，可能正是哲学与其他学科开展生育研究的一个区别所在。这些超验的意识对女性个人和群体具有强大的建构作用，无人例外，无以逃遁。以至在一般状况下，女性自小就被灌输必须嫁人生子，成为贤妻良母，照料好家庭，为丈夫孩子奉献牺牲，这就是好女人，就是女人的命运。而实际上，包括女性所经历的各类生育事件及发生的身体变化，往往使女性悲叹：“女人生来就是受苦。”对此，可进行的一个哲学审视是：（当女性）在既未形成综合的人格，也未形成主观上的同一性、即在主体并未形成的情况下，她就已经被建构着、且持续地被建构着。对女性这样的状况，借哲学家德勒兹的话说，即可称其处于或被封闭于一种“非人格的超验领域”。

哲学对生育事件的探讨，同时也具有当代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开展对生育哲学的考察，既不同于空泛的抽象思辨，也不企图从追溯起源之中寻找绝对真理。生育哲学有可能在其探讨和建立中，开创一条新的哲学研究之路。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