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儿童服务体系建立

在钟晓慧和杨可两位学者的调查研究中，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在职母亲的母职负担再重也不会轻易辞职回家，而是会选择完善时间规划，尽力将母职与工作节奏相协调。而这样的结果势必会加重女性的双重压力，使其付出身心健康受损的代价。

“不管是因为生育短暂退出职场，还是永久性退出职场，这两种情况的女性都有，但数量上确实不多。她们遇到的困难不比‘工作妈妈’少。”钟晓慧说。

杨可认为，对当前的职业女性群体来说，职业上带来的价值和认可是无法替代的，很少有人心甘情愿辞职，完全回归家庭。“在我调查的案例中，这些妈妈都很享受自己的职业身份，但现实是自己的工作投入程度可以选择，孩子肯定不能耽误。”

荣维毅也发现，职场妈妈一般都重视自身的职业发展，在职场飞速变化的当今时代，只要自己能克服照顾孩子的困难，就不会退出职场，“这个观念是值得鼓励的，但不能一味表扬女性吃苦耐劳双肩挑的奋斗精神，应该从各个方面予以她们帮助，减轻职场女性作为母亲的负担。”荣维毅说。

可见，中国女性正以极大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应对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挑战，为“超级妈妈”减负，迫在眉睫。

钟晓慧认为，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儿童服务体系作为家庭亲属网络的补充或者替代机制。一是在时间上，比如适当延长母亲产假、设立父亲育儿假；二是在服务上，比如在社区和企业建立收费低廉、质量有保证的托儿所；三是津贴方面，可以给有幼儿的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者直接发放奖励和实物。

而根据我国很多老人帮忙照顾儿童的情况，钟晓慧建议，在我国对有抚育需求的家庭在购房、租房和申请保障性住房时可以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或房租津贴。

杨可建议，我国政府应该提供一些便利的公共服务，来为母亲减负，“比如，由政府做主导，在学校里组织一些高质量的兴趣班。或者投入专门的资金，把社会上好的教育资源引入学校”。

同时，专家们普遍认为，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其作用应该充分调动。

“如果父亲积极、主动参与孩子的教育，母亲的焦虑必然会减少。”荣维毅表示，应提倡父母共同承担孩子的教育职责，这也是国际社会倡导的目标。

“要解决女性工作与母职的两难困境，需要来自男性的联盟力量，共同推进制度和观念的更新。”钟晓慧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