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竞争加剧了妈妈的付出

母亲负担过重的事实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两年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以开展深度访谈的方式对广州15个家庭的父母和祖辈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于今年5月，发表了《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一文。

“我调查的范围是依靠家庭亲属网络照顾孩子的职场妈妈及其家庭。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妈妈确实很辛苦，也很焦虑。”钟晓慧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说。

钟晓慧把研究放在“工作——家庭冲突”的框架来分析。她认为，这种冲突所引起的焦虑首先来自缺时间的基本事实，因为“职场妈妈”的时间难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抚育。

其次，焦虑也来自女性对“理想母亲”“理想女性”观念的认同。“在调研中我发现，一方面，没有人质疑女性外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女性要上班的文化观念，既来自我国长时间实施的双职工家庭模式，也有中国市场竞争条件下生长的‘奋斗个体’的精神。”钟晓慧说，而另一方面，社会仍然认为女性应当以家庭、孩子的安全和成长作为优先考虑。“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女性自身认可、接受‘工作和孩子都不能丢’，而一旦做不好，必然会产生焦虑。”

同时，钟晓慧认为，在现代社会，养育孩子不仅要投入金钱，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情感，更要掌握各类科学的技能和知识。但问题是，“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要有一个学习、适应和应对这些知识的过程，这让妈妈们身心俱疲。”

值得一提的是，钟晓慧说到的第三点问题，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最近研究的新现象——“母职的经纪人化”。“用教育经纪人来比喻当前的母职，我觉得很形象。孩子在教育市场中被当作一个明星打造项目来经营，母亲以‘教育经纪人’式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培训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规划孩子的个性化学习方案与学习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最终把孩子向优质的高一级学校推销出去。”杨可说，“教育的竞争加剧了妈妈对于这种劳动的付出。”

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来自杨可以及她周围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有工作的母亲，她完整地经历了儿子小升初的筹备与竞争过程。“在带儿子去参加课外班补习时，我发现，坐在后面的家长大多都是妈妈，或者姥姥奶奶，爸爸很少。”

为了完成这个研究，杨可通过半结构性访谈收集了8个北京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案例。8个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

“按照近年来的观察比较，母职经纪人化的现象好像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可以说，现在孩子的学业成绩和妈妈的付出之间的相关性已经难以摆脱。”杨可认为，只要有教育竞争存在，只要孩子必须参与这种竞争，妈妈往往就要辛苦地去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