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一生都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她不仅是一个医学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改革者，除了办医院和学校，她也曾设义学、义诊，救助穷人，可谓超越时代的先行者，为此张竹君被誉为“女界之梁启超”。

■ 张红萍

中国女性脱离传统束缚、压制仅仅百余年，但年轻的一代或许不知道为她们争取解放呐喊奋斗的先驱者。当我阅读张竹君的生平时，看到了我们的祖母们奋勇挣脱传统加在女人身上一切束缚的勇武行为，当我听到男人们说女人首先要做好女人的角色的论调时，我感到时代的吊诡与反复。男性书写常说中国女人是被解放的，但我分明看到女人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张竹君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

张竹君1876年出生于广东番禺，父亲做过三品京官，有幸生长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虽为女身但有志向，在传教士办的博济医院的南华医校就读医学四年，毕业后又进葛夏女医学堂学习，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西医。救死扶伤是她最初的志向，也是她一生从未放弃的事业，但她的志向不仅仅止于此，身为传统社会的女人，她感受最深切的是中国女人处处受到的压制与束缚，所以她要以己之力，打破这束缚女性的藩篱。

张竹君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的女子，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女权运动者，要把自己的理想化作行动。

毕业后，仅仅25岁的张竹君，就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辛亥女杰，后成为黄兴夫人）的资助下成立了禔福医院，两年后两人又自办南福医院，并救助贫困无力就医的穷人。

在办医院的同时，为了兴女学，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这两所学校早于1907年清政府允许办女学五六年，可谓超越时代的先行者，为此张竹君被誉为“女界之梁启超”，一时在广东一带以及东南亚华人中享有盛名。

张竹君不仅是一个医学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改革者。在办医院与学校的同时，她还成立了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利用周末与闲暇的机会，通过演说倡导女权，提倡新学，议论时政。她的观点是，女性要自我解放即自救，途径是求学与合群，而所学非传统女才子的舞文弄墨，而是学习西方的新知，最后达到自决与独立以及服务社会的目的。

她自己就是这样，日常生活中，她和秋瑾一样穿西服戴礼帽，去医院及出诊的路上坐敞篷椅轿“招摇过市”，一派男性作风。又在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宣传男女平权，一时在广州传为佳话。时在南粤的胡汉民、马君武等革命者慕名前往听其演说，推崇备至。时有保守者《羊城报》记者莫任衡看不惯其行为，撰文《驳女权论》，拥护女权的胡汉民携同样拥护女权者《亚洲报》主笔谢英伯回击，反驳莫任衡，成为男性拥护女权的佳话。

马君武，第一个翻译外国女权著作的革命家，与张竹君可谓志同道合，他给张竹君写了热烈的情书，可是遭到了拒绝。其时，张竹君还有一位追求者卢先生，所以在《革命逸史》中有这样的说法：“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终身未婚，从未中断过救死扶伤的事业。马君武虽然追求张竹君未果，但仍热情洋溢地宣传张竹君的事迹，他写作的《女士张竹君传》流播广泛，这篇刊登于《新民丛报》的小传赞道：“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时任《岭海报》主笔的胡汉民也经常在报纸上宣扬张竹君的事迹。

张竹君一生都在积极参与社会事务。1904年日俄在东北发动战争，为了救护东北的民众，她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一起前往，此后便在上海常住。张竹君与一些资助者合办了“女子中西医养病院”“上海医院”，又合办了“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还将广州的育贤学校迁至上海。她的事业越来越大，在全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1907年，张竹君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打响，她成立“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任队长，率120名救护人员前往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病员1300人，为辛亥革命出生入死，立下战功。在武昌战役中，她利用红十字会员的便利，将革命领袖黄兴与宋教仁等100多位革命者扮作医生助理从上海运至汉口指挥战争，她的勇敢与足智多谋不亚于任何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成功后，她得到了许多褒奖，鄂军都督黎元洪授予张竹君“巾帼伟人”匾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又授予她“立国纪念勋章”“赤金红十字军功勋章”及“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以表彰其功德。

张竹君的许多朋友此时都身居高位，但她却安静地做着医护与慈善事业。她收养孤儿20人，将他们养育成人。在上海广东浸信会，她曾设义学、义诊，免费救助穷人及教友。因此，她也被称为“中国的南丁格尔”。虽然她多年开办医院，但由于她常常为穷人免费医治，不仅没有积蓄，还常常欠债。

老年时的张竹君曾对采访者陆丹林说：“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想、旧习惯，努力地彻底扫除……任何非讥诋谤，任何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必替女同胞尽力，至死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