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述：山东省昌乐县五图街道中学教师 刘亚群 31岁

■ 整理：本报记者 高峰 通讯员 桂凯

我是千千万万“警嫂”中的一员，我的丈夫是广西防城港市边防支队一名武警军人。记得身边的亲友们得知我与一名远在祖国南疆从事边防事业的武警谈恋爱时，他们都劝我，“警嫂”可不是好当的，你们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你可要考虑清楚了!

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选择了边防武警，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和付出。我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一名“警嫂”，从而也体会到作为一名“警嫂”有多么不容易。

记得2006年，我们刚结婚不久，还沉浸在婚后“蜜月”的喜悦之中，丈夫接到部队打来的电话，因工作任务需要，必须结束休假马上归队。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尽管依依不舍，我还是把丈夫送上了南下的列车。临行时，丈夫抚去我眼角的泪水，许诺说：“别难过，我完成任务后马上回来陪你，好好补偿你。”而他这一走，就是一年多。

在品味两地分居的酸甜苦辣期间，我有了身孕，而身为丈夫的他，一直都不能陪在我身边。每当看到其他准妈妈身边有老公忙前忙后，呵护备至，我心里的落寞和酸楚真的无法言说，但丈夫每次打电话过来，听到他那关心而又掩饰不住愧疚的话语，我刚刚准备的一大堆埋怨和倾诉，又悄悄地藏回心里，只是安慰他，让他安心在部队工作。

临近分娩的前半个月，丈夫终于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好景不长，儿子刚出生后8天，汶川地震发生了，丈夫所在的部队下达紧急通知，召回休假人员参加备勤任务，时刻做好援助灾区准备。看着还没满月的儿子，想到又要面对分离，我的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但当我看到报道灾区的新闻画面里那一个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孩子无助的眼睛，心里更是一阵揪心的疼。我想，灾区更需要人民子弟兵的救援和帮助。一念及此，我也顾不上独自坐月子的辛苦，敦促丈夫马上赶回部队。

儿子3个月大的时候，仍然不能像正常婴儿那样抬头和翻身，此时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当时正值奥运安保期间，丈夫在执行安保任务，我还不能将情况告诉他，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就这样，我一个人默默承担着这个心理压力，跟家人带着儿子寻医求治。直到奥运安保任务结束，我才将实情告诉丈夫。他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焦急，马上休假赶回家，跑了多家医院后，诊断结论为婴儿脑发育迟缓，需住院康复治疗。虽然有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结果我的心都碎了。在丈夫的安慰和鼓励下，我才渐渐振作起精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担。医院离家远，长期住院治疗费用又高，我只能在医院旁边租间房子，白天送儿子到医院治疗，晚上就住在出租房给儿子进行辅助治疗，这一坚持就是两年。每当我抱着儿子到医院治疗，看到别的母亲带小孩看病时有丈夫陪同，自己多希望他也在身边。身心疲惫至极时，我想跟丈夫倾诉，但我深知他的工作特殊，不能影响他工作、拖他的后腿，每次通电话都是强忍着哽咽，宽慰他安心工作。

两年的治疗，儿子的病情没有明显好转，此时学校批的假期也到期了，我只能把孩子接回家中，一边上班一边和父母共同照顾孩子。天有不测风云，年迈的母亲突发脑梗塞，这对我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出院后的母亲仍有后遗症，我上班之余既要照顾小孩，又要照顾老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今，我还是在努力地坚持，因为我始终记着自己是一名“警嫂”，我的丈夫在保家卫国，我能做的就是在他背后撑起这个小家!

作为一名老师，我有幸有个寒假，可以让我带着儿子来到广西，来到丈夫驻守的边防。能一家三口共度马年春节，我已经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