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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姑六婆”何以被污名化?
www.fjsen.com 2016-09-27 10:47:04   来源:中国妇女报    我来说两句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三姑六婆”这个集体名词,大约形成于南宋末年至元代初期。但是文人对“三姑六婆”的评价,在宋代即初见端倪。南宋初年袁采(1140-1190)在《示範》中曾写到,“尼姑、道姑、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叶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务,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元代以后,“三姑六婆”的形象基本定型,几乎都背负了“奸盗之招”“淫盗之媒”的恶名。到了明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礼教逐渐松动,社会风气也变得较为开放,“三姑六婆”群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她们的负面形象大量出现在戏曲、话本与小说中。总体来看,对于“三姑六婆”的污名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唯利是图,盗骗财物。“三姑六婆”这一群体最为人所诟病的特点就是她们的贪财与重利,如黄標所言,“六婆所欲者,钱财耳。”以买卖中介为职的牙婆,其所有活动自然离不开钱财,如《喻世明言》所说,“从来做牙婆的,那个不爱钞?见了这般黄白之物,如何不动火?”此外,明代一些家训中明确规定不让“三姑六婆”进入家内,因为认为她们一旦出入人家,从来不会空手而归,往往会顺手牵羊,“脱漏妇女财物”。

巧言令色,连哄带骗。“三姑六婆”往来于市井之间,穿梭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相比较于身居闺阁的女性,她们一般见多识广,社会经验颇为丰富,所以往往能说会道,巧言令色。而这其中,关于媒婆的记载最多,媒婆为了撮合一对姻缘,话语中总是充斥着溢美之词,所谓“媒人口,无量斗”“媒人嘴,一尺水十大波”。

媒介奸淫,煽惑妇女。在明代的文学作品中,“三姑六婆”常常被描述为“奸盗之媒”“引诱祈卜,煽惑妇女”,所以明代的大户人家通常拒绝“三姑六婆”进出家门。随着文学作品的流传,尼姑、道姑在世人面前也呈现出守身不净、蛊惑人心、煽惑妇女的形象,常常因伤风败俗而被大加批判。如《金瓶梅》中所描述的,“似这样缁流之辈,最不该招惹他。脸虽是尼姑脸,心同淫妇心”,“尼僧、道姑有伤风化”。

挑战儒家性别秩序是“三姑六婆”被排斥的主要原因

到了明代,“三姑六婆”在社会中的负面形象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严厉批判。除了内部一些反面的案例的确败坏了这一群体的名声之外,笔者认为“三姑六婆”被污名化的重要原因是,她们的行为违背了当时的伦理纲常与社会秩序,因而引发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惶恐与不安。

首先,“三姑六婆”挑战了“幽娴贞一”的女性形象。“幽闲贞一”是明代儒家知识分子理想的女性形象,“足不出户”是被认为最能保护女性贞洁的办法。而“三姑六婆”终日往来于市井之间,穿梭于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完全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社会准则背道而驰,自然会被认为是不贞的。“三姑六婆”不但在外游走,同时要穿门踏户,通过牵线说和、甚至引诱哄骗而对居家妇女的贞洁造成威胁。另外,明代知识分子倡导“女子之言,安详沉重,不可繁琐,不可粗暴,不可高大,不可花巧,不可张皇,不可伪妄。”而“三姑六婆”凭借一张利口谋生,通常是出言不实、花言巧语、高声粗暴,自然也与“幽闲”相背。

其次,“三姑六婆”打破了“男外女内”的空间限制。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就被认为是理想的两性关系,“内外有别”也被认为是维持伦理秩序之道。而“三姑六婆”的营生之计都是建立在跨越内外藩篱,打破家与家的界限之上的,完全打破了妇女“正位于内”的社会期待。此外,由于收入颇丰,“三姑六婆”通常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一旦有事出门,丈夫要充当妻子的助手,“或携小囊,或负小筐,尾随其后”。经济上的实力与独立性,使得“三姑六婆”在家庭中拥有很强的主导权,所以“三姑六婆”还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得以提高。这种改变违背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无不引起士大夫等儒家知识分子对维持自身地位的不安。

“三姑六婆”代表了宗教、生育医疗和买卖中介三大职业类型,在重视男女之防的时代,“三姑六婆”为居家女性的生活带去了很多便利。此外,受传统礼教的束缚,闺秀妇女的活动范围通常被限制在家庭之内,而活跃在市井街巷的“三姑六婆”则成为闺阁女子知晓外界的重要通道,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她们的生活领域。而尼姑、道姑等宗教人士通过诵经讲卷、讲道说法,扩展了闺中女子的精神世界。

对于女性,传统文化强调“幽闲贞一”“位正于内”;对于两性关系,传统文化倡导“男女有别”“男外女内”和“男女大防”。而“三姑六婆”的行为,不但不符合传统礼法的期待,而且还挑战了士人所倡导的传统的伦理纲常和社会秩序。所以,明人对“三姑六婆”的挞伐,恰恰反映了社会精英阶层对其维持本身社会地位及社会秩序的不安。

从男性,尤其是士绅阶级的男性的角度来评价“三姑六婆”这一群体,往往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由于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其内部的某些负面案例的确对这一群体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然而我们仍要看到这一群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她们脱离父系社会的体制,摆脱了儒家伦理的羁绊,通过自己的智慧与一技之长,在满足当时社会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自身经济与人格的独立。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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