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问题

监护人疏忽性失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丛林同时表示，有些案子法律有具体规定，但家长并没有受到相关法律处罚。比如，孩子被遗忘在车内高温致死的案例，如果发生在校车内，司机等相关责任人会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等原因获刑，但换作是家长的原因，则没有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这主要源于一种观念——有很多父母内心就认为孩子是附属品，未成年人监护被当做“家事”，公权力不应介入太多。

“从事少年司法多年，我发现一个现象，有不少家长觉得孩子是自己的，而非独立的主体。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家长都知道殴打他人是违法甚至犯罪，但却存在经常打骂自己孩子的情况，有时候甚至只是因为心情不好。”丛林说。

丛林认为，还有一层原因是事故发生之后，监护人被归为了受害者而非行为人的身份。“因为事故，家长已经遭受了巨大打击和痛苦，大家会认为不应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过失犯罪都是违背行为人主观意愿的，内心谴责是一回事，法律责任是另一回事。”丛林指出，有些监护人存在“侥幸心理”，将安全防范意识抛在脑后，是直接导致未成年人伤害的原因，依法承担责任有法律基础。

预防问题

预防此类悲剧发生需完善监护监督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儿童的第一死因是意外伤害，每年有10万名儿童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而有更多的孩子因伤害致残或需要入院治疗。导致儿童意外伤害的，不少与监护人的疏忽大意直接相关，其中很多悲剧是可以预防的。

预防此类悲剧发生，丛林认为需完善监护监督制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性立法，比如在立法中规定“不能将孩子单独锁在车内、单独留在屋内”等禁止性行为，并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发挥立法的规范作用，从立法的导向作用上出发，尽量预防这种行为的发生。

而除了行政、民事责任，丛林还建议单独设立“监护疏忽罪”，对一些监护失职行为进行刑事处罚。丛林强调说，刑罚并不等于“坐牢”，对这类行为可在刑罚种类、刑罚执行方式等方面予以考虑，比如单处罚金、管制、适用缓刑等，利用非监禁刑中的社区矫正措施或是禁止令，要求父母履行监护义务。

此外，丛林认为还需建立监护监督报告制度。“监护问题作为家庭问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与封闭性，存在发现难、处理难的问题。有很多监护疏忽行为都是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才可能引发关注。因此，对监护行为实施监督，应发挥社会各界的作用，建立通畅的报告渠道和制度。比如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兼职或专职儿童福利督导员，对监护人履职情况进行督导。”丛林说。(四川日报记者任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