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母亲纠结在哪里

全面二孩生育新政已经出台一年多了。不论是全国还是省级的2016年人口出生统计都表明，新政遇冷是一个不争的人口事实。如《世界经济报道》以“出生率未见二孩效应”为题指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比上年才增加131万人，而同年符合二孩的夫妇却有9000多万对，即使考虑前些年累计的生育意愿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逐步释放，所增加的出生人口也是有限的；另外，各地公布的1%人口统计调查也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实际人口出生率大部分都没有明显提升，部分省份甚至还下降了。北京大学人口学者乔晓春认为，即使把单独一孩政策影响也叠加计算，生育政策放宽所产生的人口增长效应也只达到预期的三分之一。

根据不少学者的分析，提振生育率的实际效应远低于预期目标主要归结于适生家庭的生育意愿不高。从全国总体来看，大约有六成的一孩夫妇没有再生的打算；从各省分布来看，陕西有近六成家庭不愿生育二孩，四川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家庭超过六成，高达65.5%，而在湖南不想生育二胎的比例更高，为68.04%，特别是在生育能力最旺盛的20-29岁年龄段，二胎意愿恰恰是最低的，想要两个孩子的居然只占3.43%。而适生家庭再生意愿走低，又和这些家庭，尤其是一孩母亲在再生育决策上的深度纠结密切相关。

关于生育纠结可以追溯到起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社会心理学派对计划生育的研究，尤其是霍夫曼等学者建构的预测孩子需求的理论模型，以及由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学者共同参与的孩子价值项目研究。他们把孩子价值整合为两个部分，一是孩子对父母和家庭的正价值，二是生育对父母和家庭的负价值，生育纠结就是对孩子负向价值的心理忧虑，包括对生育的经济费用、情感代价、体力负荷、对其他活动的限制、婚姻问题、其他家庭成本和继承问题，还有社会成本与其他负面价值等等的心绪困扰与担忧。

联系是否生育二孩的纠结，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给出了比较权威的回答，排在前三位的再生纠结，依次是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分别占74.5%、61.1%与60.5%。“生得起养不起”是不少适生家庭所面临的最大尴尬。作者20年前在厦门通过抽样调查估算，从怀孕到16岁的孩子抚养直接费用大约是12万元。婚姻家庭学者徐安琪在2005年也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在上海要把一个婴儿抚养到30岁，以2003年价格计算至少需要投入49万元，年平均支出是7年前厦门的2.18倍。还有人以2011年物价估算，把孩子养到25岁，花费已经突破百万，在8年里孩子抚养费又翻了一番。《经济学人》援引瑞士信贷2013年的一份报告表明，而今在中国，一对夫妇每年平均要在孩子身上花费2.25万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这比平均每个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分之三还要多。另外，是谁来看护也非常伤脑筋。请保姆不放心，而且还推高经济支出；请父母亲又担心他们年迈吃不消，还有隔代家教的弊端；住校寄读更牵挂孩子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忧虑会不会导致代际感情疏离和人际交往不慎。

鉴于女性是最直接的生育实践者，她们的生育意愿和热情是生育新政顺利实施的最重要基础，作者曾经从母亲的角度，提出再生纠结的6个内涵，除了前面提到的经济负担和无人看护以外，还有从孩子的身心健康、教育培养与情感需求，以及关系到自己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等延伸出来的纠结。如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和谐人际关系的建构，以及学业、职业和婚姻的生命周期更替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亲婚姻关系的质量和稳定。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双重急剧转型、人口跨大地域流动、传统反离婚文化转变等多种社会变革的推导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的逐年攀高，也让已婚女性对婚姻的可持续发展心存担忧、缺乏信心。这种来自对自己婚姻关系未来无法把握与预期的再生育纠结正在困扰着不少女性。又如为生育的高机会成本而纠结，这是一个男性所没有的女性性别纠结，那就是二胎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者叫着二胎生育的机会成本约束。许多事实已经证实，“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使女性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女性，本来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的职场女性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而今因为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却陷入劣势，生育后重返劳动市场同样遭遇性别歧视；至于在业女性也一样受到“二孩”政策的牵连，面临着比生一胎更为艰难的“生（育）与升（职）”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