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法自今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至今“满月”。实施1个月中，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密集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的威严和效力正得以激发。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环节是否顺畅？法律实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李明舜。

家庭不再是隔离于社会的孤岛

记者：针对反家暴法制定，有人表示了担心，认为家庭属私人领地，公权力进入应谨慎。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李明舜：家庭是促进人权的重要力量。必须赋权家庭，使家庭能够确保人的安全，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基本需求。反家暴法宣告了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否定和谴责，明确了家庭暴力不是个人私事而是社会公害，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而是违法犯罪，是对家庭成员人权的侵犯。这深刻反映了立法者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理念，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家庭暴力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丈夫打妻子，家长打孩子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中更是将这种家庭暴力合法化，从而形成了相沿难改的传统和习俗。反家庭暴力法以改变和创造历史的态度，打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渠道，打破了法不入家门的传统禁锢，使家庭不再是法外之地，不再是隔离于社会的孤岛，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家庭暴力法是一部打破传统禁锢、推动历史进步的法律，是一部社会文明倡导法。

记者：请结合近一个月来的实施情况评价这部法律。

李明舜：反家暴立法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人权保障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下，在反家暴领域，全国上下正以法律为准绳，进行生动活泼的法治实践。这是一部充满人性光辉的中国特色法律，具体体现在：

它表明了态度。反家暴法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否定和谴责，这有利于全社会正确认识家庭暴力的本质。

它体现了进步。改变不良传统和习俗既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先进文化的传播，更需要法律制度的建立。通过立法遏制家庭暴力这个具有现实危害的历史痼疾，适应现代中国小康社会的法治要求，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它打通了渠道。反家庭暴力法通过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责任的专章规定，构建了包括强制报告制度、告诫制度、紧急庇护制度、撤销监护制度、人身安全保护制度等在内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制度体系，丰富了国家和社会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和手段。

它划定了红线。反家暴法为每个家庭及其成员划定了行为红线，任何人都不得越过红线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家庭虽然是私人领域，但并非法外之地，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行为也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制。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彰显法律可操作性

记者：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你怎么看1个月来这项制度的实施效果？

李明舜：反家庭暴力法设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一章，系统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与受理、种类、适用的条件、具体保护措施等。这一制度的规定为受害人的人身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是一大亮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因其申请理由独立、主体广泛、方式灵活、地点就近、条件明确、措施具体而具有进步意义。从施行近一个月的情况来看，各级法院敢于也愿意采取这一措施，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免于家庭暴力的危险。这也说明反家暴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当然，如同任何立法都有其局限和不足一样，反家暴法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家庭暴力形态，也不可能把所有防治家庭暴力的措施规定得详备无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反家暴法要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义务主体、责任主体自觉地履行义务和责任，需要执法主体和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需要立法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相应的具体制度，更需要每个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能自觉守法。

预防是普遍性的有效制止，制止则是针对性最强的预防

记者：如何理解家庭暴力问题的防与治？

李明舜：家庭暴力问题的治理，防治结合是不变的主线，既要“治”，更要“防”，而其中预防尤为重要。通过事先和事中的积极预防、早期介入，可以大量减少纠纷、冲突和家庭暴力的发生。为此，反家庭暴力法专章规定了“家庭暴力的预防”，构建了普遍预防与重点预防相结合、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预防措施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在坚持防治家庭暴力预防为主的原则时，不能够把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完全割裂开来。预防是普遍性的有效制止，制止则是针对性最强的预防，尤其是及时制止和早期干预，效果极其显著。早期干预要求公权力对于家庭暴力提早和主动干预，对于家庭暴力的提前介入，就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家庭暴力；对已发生的家庭暴力积极干预，就可以防止家庭暴力升级；对已存在的持续性的家庭暴力有效制止，就可以使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时从暴力下解脱出来；对施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教育，就可以消除其施暴动机。因此，只有把预防和制止两方面做到位，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目的才能全面实现。（记者刘维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