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项对我来说有着双重意义，一是对于在专有领域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的激励，其次对女性同胞来说，这个奖项会激励更多正在从事研究的年轻学妹们，只要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不懈努力，最终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想的。”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璇说。

很多人都曾有过科学家的梦想，曾璇也不例外。

还在读高中时，曾璇在《中学生物理》期刊上看到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先生的事迹：谢先生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1952年回国即在复旦大学任教。1958年，谢先生在复旦创办了国内首个半导体物理专业，半导体材料是制作集成电路的基本元件——晶体管的原料。

仰慕谢先生成就的曾璇，1987年进入复旦大学微电子系攻读本科，当时很多人没有用过计算机，连计算机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曾璇一下子就被蒙着神秘面纱的集成电路技术迷住了。

本科二年级，深感系里规定的上机时间不够用，曾璇主动要求进入章开河教授的CAD实验室，在这里，她接触到了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编程。在实验室，曾璇像海绵吸收水分一样迅速地学习微电子领域的各种知识。

本科毕业后，曾璇跟随章开和教授读研。由于微电子领域对于逻辑和创新思考的高度要求，使得业内一直流传着本领域研究的黄金期在35岁之前的说法。当时的研究生已经作为主力，承担起国家九五项目的大量工作。

博士阶段，曾璇师从唐璞山教授，开始专注于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VLSICAD）的研究，即使用CAD软件来进行集成电路的设计。1997年博士毕业，曾璇本来有机会去美国，但她最终选择了培养她的复旦大学进行科研和教学工作。

2000年以后，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进入很重要的转折点。

从电脑到智能手机，再到智能卡，承载着集成电路的微小芯片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改变。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就可能集成数亿个大小为几十纳米的晶体管，而决定芯片速度的有两个基本元件——晶体管和连接线。此时，晶体管的延时已经不重要了，而如何减少连接线的延时成为集成电路设计要解决的国际性难题。

由于晶体管的数量非常大，连接线的数量非常高。曾璇打一个比较形象的比方，原来城市规模小的时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步行就可以，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里就需要地铁、立交桥等立体化交通。而芯片中的“桥梁”远比城市里的交通复杂，它们通常会有9～12层，在连接了上亿个晶体管之后，互连线在集成电路中长度更是达到数千米。曾璇致力于解决的，就是如何设计这些“桥梁”。

互连线模型降阶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于是，从2000年开始，曾璇同复旦大学数学系的苏仰峰教授展开合作，进行集成电路设计中的互连线运算研究。

经过4年的磨合与试验，直到2004年，曾璇提出了二阶系统互连线模型降阶的保证无源性的二阶Arnodi方法，命名为SAPOR，提出了降阶系统的等效电路综合方法，不仅成功地将需要设计的互连线的规模从千万级降至数百级，而且还保证了电路的高精度、稳定性和无源性。

这一成果被国际同行公认为是最好的互连线二阶系统模型降阶方法，甚至被视作衡量新发展互连线模型降阶算法的速度、精度的比较方法。至此，无须超级计算机，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也能轻松获得互连线的设计结果，大大缩减了集成电路的设计周期，提早了芯片产品的上市时间。而她个人也因此获得多个重量级奖项。

“科学难题的攻克并在工程领域得到应用通常需要很多年的积累。”如今，已经是博士生导师的曾璇，在指导学生时也常常鼓励他们，不要因为一时不出成绩就急躁，学术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有应对困难的毅力和深入、扎实的研究精神。而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在信息时代要多注意吸取各方面学科的思维方式，注重在交叉领域的研究与合作，以便于扩展研究的思路。

专注于科学研究的曾璇，40岁才孕育了自己宝宝。但即使在孕期和宝宝哺乳期间，她也没有停止科研工作。“一旦进入一个领域并产生兴趣，你就没有办法停止思考和探索。”曾璇说。(本报记者 宋利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