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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性别歧视与暴力:全球视野与中国行动
www.fjsen.com 2018-10-10 10:13:28   来源:中国妇女报    我来说两句

法律背后:系统的不可见性

“系统的不可见性”一词来自芬兰反暴力和健康专家斯卡·佩图(Sirkka Pertu)。在法律的背后,仍然有诸多因素影响着我们消除暴力。而这些因素,是不可见的,而且是系统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中。

民进中央妇女儿童委员会副主任、法律援助专家李小波认为这些因素——原生家庭的暴力代际传递、根植于文化传统中的性别歧视、社会高容忍度以及法律未能有效支持,使受暴者丧失了反抗精神或反抗的行动能力,难以得到来自社区或社会的帮助。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林建军则揭示了另一种“不可见”:挑战传统性别文化不符合性别常规的人常遭到排斥。她认为传统的性别文化仍具有强大惯性,并试图努力维系旧有的一切,将所有挑战视为性别失范行为,对行为人加以歧视、排挤,甚至施加性别暴力。性别暴力作为权力控制手段,并非单一表征为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而实际上是对所有藐视传统性别文化、颠覆性别常规行为的恐惧进而施加的控制。

芬兰反暴力和健康专家斯卡·佩图提出了一个“不可见”的群体——老年妇女。一些针对妇女的暴力数据实际上不包括有关老年妇女的数据。斯卡·佩图称之为“系统的不可见性”。这种“不可见的”系统表现为一个循环:专业人员相信暴力不会发生在老人之间——缺少衡量老年人的暴力辨识指标——专业人员很少将伤害困扰等与年龄联系起来——专业人员没有提供机会与老年人一起发现暴力——“不可见”持续,老年人自己未能发现暴力而忍受暴力——暴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专业人员仍然相信在老年人中间没有暴力……斯卡·佩徒介绍说,我们要赋权老年妇女,首先要帮助她们认识到暴力,要给机会去披露,这是消除针对老年妇女暴力的开始。

应对暴力: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反暴力不仅要修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法制化是暴力防治工作的基础。

来自中国台湾暨南大学的沈庆鸿教授表示,法制化是暴力防治工作的基础。台湾20年间经历了5次修法:包括扩展暴力类型,如从肢体暴力到包括跟踪、控制、胁迫、经济控制等。其服务保护措施从暴力通报、危险评估、安全网/保护令、庇护安置,一直到对受暴者的支持性就业,是一个赋权受害者的过程。但她们从服务的角度发现,家庭暴力通常是高通报率低开案率。半数受暴妇女不愿意接受她们的服务。这已经不是有法律或没有法律的问题。因为调查发现,受暴妇女求助的阻力在于:怕丢脸怕影响孩子、怕报复、怕没有经济支撑等。针对这些问题,台湾的社会组织就去做社区能力培养和男性参与,不仅提升第一线人员如医护人员和警察等对暴力的敏感度,也注意改善社区文化和建构友善社会环境,做到当一个妇女求助时,社区都会给予温暖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曦影团队实施的“校园性别暴力预防项目”更注重青少年学生的参与。她们的研究团队采取了“三位一体”(性教育、预防性别暴力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的行动研究。行动研究的主要行动包括:嵌入式社工,陪伴式成长;开发《橙志手册》和《社交媒体手册》,以及培养同伴教育者。硕士社工进入和同伴教育有利于建立一个校园支持网络。

另一个社会支持网络的成功经验分享来自湖北省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的万飞。他们用两年时间,寻访100多受害人,结果发现:受暴妇女在报警、求助娘家、求助妇联、到法院起诉离婚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障碍,其职能部门干预家暴问题存在的主要困难有:信息壁垒——各部门间无联系通道,无法交换信息;处置独立——各管各的事,互不往来;受害者需求多元——受害人有心理、法律、社会等多类需求,各部门职能有限,都无法独立满足其需求等。针对这些困难,维权协会逐一设计解决方案,以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如:打破壁垒,实现信息共享,整合资源,建立联动机制,采用行政和民间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联动模式,让政府资源作用最大化。

再回到笔者在云南遇到的幸存者个案,这个个案如果一开始就有这种系统的“可见”和专业服务,包括:暴力通报、危险评估、安全网/保护令、庇护安置、经济赋权和支持性就业等,那么,“以暴制暴”是否还会发生?系统“可见”、来自社会支持网络的服务是否能被所有受暴者接受并能有效地阻止暴力,都值得我们去继续探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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