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性别话语变迁 破解现实观念迷思

■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我认为，应加强观念史研究，在长历史中理解性别话语的变迁，因为，自从“女权话语”进入中国，女权论辩在中国发生过多次，每次都与当时重要的文化观念的变迁、政经格局的变化密切关联。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妇女问题”——作为问题的妇女，曾经是维新知识分子讨论中国现代性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权作为革新中国的必要手段，是当时公共舆论的热点。只是，女权是事关民族国家建构的“妇女问题”，而不是“男女间革命”的性别问题。

真正把性别议题推上论域中心的是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上的弑父运动之后，性别议题取代妇女问题成为当时论辩的主流话题。从《新青年》展开的贞操观讨论，到1920年代章锡琛、周建人、张竞生等人在《妇女杂志》《新女性》《新文化》等杂志中展开的恋爱与新性道德的论战，实质是在新文化运动破了父-子为主轴的纵向儒家秩序之后，以横向的男-女间性别秩序作为建构新社会秩序的主轴，为其提供新的道德基础。

抗战时期几次发生“妇女回家”的论争，背景是战争打破了既存的性别秩序，对何处是城市新女性安身立命之所——抗战建国的公共领域、抑或是现代新式小家庭——充满争议。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妇女走出家庭成为女权主流，试图重构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新贤妻新贤夫的讨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尚无法展开。

在中国共产党主政的苏区与边区，战争也给农村妇女提供了走出男权家庭、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但在未打破小农经济条件的地区，如何兼顾个体独立与改造旧式家庭关系，或许只是一场刚刚拉开序幕的革命。《解放日报》上曾有新民主义时期对农民家庭进行民主改造的讨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运“四三决定”出台的历史语境——探索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兼容“走出家庭”的五四女权路线与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巩固家庭”的策略。

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是性别秩序重构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一个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双重历史过程。一方面呼唤着妇女走出家庭，另一方面再生产领域的职责很大程度上仍需妇女兼顾，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并没有被彻底打破。1957年《中国妇女》杂志展开的职业妇女可不可以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讨论；1963年《中国妇女》再次发起“女人活着为什么”“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的两次讨论，都指向性别关系的重构，但在崇公抑私的革命语境里，重构性别关系的议题被再次搁置。

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回家”的声音再起。一方面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解放妇女的正统说法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女性日益发展出一套基于个人自由的女权言说。女权话语取代妇女解放话语，从强调妇女参与公共领域转向私领域中的性别关系。如果说，近代以来有关性别观念的讨论得益于近代印刷业，特别是纸质媒体的发行，那么，21世纪的新社交媒体踢开了设定议题的传统文化掌门人，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话题的挑起者，也让女权议题更为多样分散，指向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

女学，在近代中国曾经是男性知识分子教育女性的方法。今天，《新女学周刊》应成为女性发出自己声音，积极参与社会论争的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