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研究本土化：欣喜之中有隐忧

■ 焦杰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女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作为女性学的一个内容，妇女史的产生与发展对探索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传入我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先后经历了妇女地位、妇女个体与群体差异、妇女生活体验等阶段，父权制、女人交换、能动性等也先后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步伐的加快，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妇女发展问题，如生育与就业、职业发展与家务负担、妇女权益保障等，引起学术界的思考，妇女史研究本土化呼声渐起。这一呼声与近年弘扬传统文化的潮流相结合，从儒学文化中寻找适合本土妇女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成为学界焦点，探讨儒家伦理与妇女的关系便成为妇女史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儒家伦理存在着明显的歧视和压制女性的弊端，但是作为延续了二千多年之久、博大精深且蕴含丰富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关于男阳女阴、阴阳互补的理论还是有着非常合理的因素，从中或可找到解决中国妇女社会发展和权益保障问题的突破口。在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下，女性的生存智慧，即女性通过与家庭和社会的互动以达到改善生存环境的目的，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即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及这种分工带来的社会效益等，成为当前妇女史研究的热点。这一热点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还会持续下去。

我关注这一研究倾向已经有数年，在为妇女史研究日益深入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也有着深深的担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结合社会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探索本土妇女发展模式的想法是可行的。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妇女史产生的初衷，即挑战传统史学，探索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原因，因此在寻找经验的同时不能放弃分析解构的武器，包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否则的话，其结果很可能与打着保护妇女旗号、推崇“三从四德”“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的所谓新儒家提倡的“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的论调不谋而合。对此，妇女史研究者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新女学周刊》创刊数年来一直保持高度的性别敏感意识，关注社会性别的热点问题，积极倡导公平公正，为女性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虽然与之结缘较晚，但却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新女学周刊》能一如既往，继续保持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性别敏感，为妇女群体发声，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