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

采访对象：林开钦，1934年7月生，福建上杭人。1982年8月任龙岩地委副书记，1983年1月任龙岩地委书记，1987年10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其间兼任省政法委书记，1992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兼任省政法委书记、省直党工委书记，1996年3月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98年3月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4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

林开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8年从厦门调到宁德，那时你们工作上的接触比较多。请您回顾一下他到宁德的过程，以及他的工作特点。

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厦门干得很好，他主管的各项工作成绩都很突出。之所以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主要是当时宁德急着要人。宁德当时的发展在全省比较滞后，急需习近平同志这样年轻又能干的领导带着大家“冲一冲”，为宁德的发展打开一个比较好的局面。省委经过深思熟虑作出这个决定，而习近平同志对抓好宁德的各项工作也非常有信心。

我当时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去宁德报到后不久，我因为挂点宁德的一个县，专程去作调研。我到地委去看习近平同志，两个人就聊了起来。我说，宁德的干部群众非常欢迎你来，你之前在厦门特区工作，抓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很有成效，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宁德这个地方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干部。习近平同志对我说，组织上决定叫我来宁德，我就要把宁德的工作做好。随后我们又谈起了宁德的现状。我说，宁德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穷的，困难也比较多，从全省来讲，宁德在9个地市当中是排名最后的，贫困面比较大，各方面条件也比较差。但宁德是革命老区，这边的干部群众都很好，也很勤劳，你来肯定能够把这里搞好的。习近平同志很有信心。他说，我来之前对困难是有思想准备的，来了以后作了一些调研，对宁德也有了进一步了解，办法总比困难多。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谈了他的一些具体工作思路。我当时听了，觉得这个年轻人站位很高，思路非常清晰，很有思想，目标既远大又切合实际。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那次调研，习近平同志和我一起深入基层，我们对宁德又加深了认识。宁德的贫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再就是宁德在解放前后都在无私地作贡献，把很多优质资源贡献给了邻近地区、贡献给了国家。宁德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起来闹革命，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革命力量又得到发展、锻炼，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宁德宣誓北上抗日，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宁德继续作贡献。全省最大的一个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就在宁德，有20多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建成后主要是保证省会福州和三明、南平等地的民用电和工业用电。而宁德只能自己搞一些小水电站，小水电站的持续供电能力比较差，下雨有水，不下雨就水很少，天旱就停掉了，因此宁德的用电就没有保障，没办法上工业项目。另外，宁德的交通非常闭塞，路网覆盖面不够，很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有的村子多少年都与外界缺乏交流。宁德的自然条件很好，有福建省最长的海岸线，可以建码头的地方很多，但这个优势也没有用到自身发展上，主要是建设了军港。由于各方面制约因素比较多，再加上改革开放意识不够，导致宁德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福建9个地市中倒数第一，贫困面比较大。

当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招商小故事，说是宁德一个县招商，县里与客商约好要人家晚上去县里，这样就看不见飞鸾岭大山的艰险和状况极差的公路。到地方之后，县里宴请客商，在客商似醉非醉时签了协议。后来，客商返回时看清了山路的“真面目”，协议就吹了。

习近平同志面对重重困难，毫无怨言。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推进宁德的改革开放，真抓实干，多方联络筹措，努力帮助宁德上工业企业，让宁德“抱几个金娃娃”。他与宁德干部群众心连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好决策，经验一点一滴积累，困难一个一个克服，确立了“滴水穿石”精神，着力让宁德“弱鸟先飞”。后来，习近平同志把在宁德的工作文稿整理出了一本书《摆脱贫困》，创造了摆脱贫困的典型经验，并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项南同志为《摆脱贫困》一书写了序。有一次，我到项南同志家里去看他，项南同志表达了对习近平同志由衷的肯定。他说，习近平同志很实在，深入基层，带领干部扎扎实实地干，干得很好，帮我还了当省委书记时欠宁德的一笔“扶贫账”。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中央和省里的关心下，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关怀和支持下，宁德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电力方面，宁德有福建大电网覆盖，而且还建起了核电厂，能满足供应。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汽车，还有跨省铁路，通了动车，引进了先进的新能源汽车和不锈钢大工厂等项目。现在，宁德的干部群众都感谢习近平同志当初打下的坚实基础。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当时省委作出这个决定是怎么考虑的？他在福建期间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干得很好，省委一直对他非常关注，随时准备把他调到更重要、更艰巨的岗位上去历练。1990年，福州市委书记出缺，省委讨论的人选目标就包括习近平同志。

福州市人口多，当时全省3000多万人口，福州就占了500万。而且，省会城市是全省的龙头，一般都会配备省委常委或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当时的状况是，我们省委的领导同志普遍年纪大了，省委认为习近平同志不仅具备当市委书记的素质，而且又有年轻的优势，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也可以为省委省政府培养后备人才。后来，省委报请中组部批准同意，决定把习近平同志从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福州市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果然不负众望。他工作有远见、有魄力、有方法、讲大局。我举一个例子。1993年至1995年，我分管4000公里的公路改造升级，福州市路线长、任务重。规划福州至罗源段改造成12米宽的二级路任务下达后，习近平同志通过调查听取意见后改为32米宽的一级路。这样一来，耗资要增加很多，增加了筹集资金的压力。为了把工作做好，习近平同志自加压力。他当时也和我聊过这件事。他说，12米宽的二级路在筹措资金上压力虽然没有这么大，但面对未来的高速发展，恐怕很快就会不堪重负了，到时再扩建，恐怕会造成更大浪费，不如一步到位，路宽了，畅通了，也有利于客商来投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是深受交通闭塞阻碍发展之苦的，所以他对交通路网的重要性体会得特别深。

这个决定实施后，福州至厦门、漳州一级公路连接成一线，车辆通过量大不一样，乘客也感到舒适很多。而且这条路直接接到宁德的路网，也有效支持了宁德的发展。

采访组：

后来，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省长，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进省级领导班子，经历了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的历程，每次都经过推荐、考核、民主选举，由于素质好，工作表现突出，公认为优秀，所以都顺利到位，水到渠成。一批老同志积极推荐他，在酝酿过程中，原省人大主任程序推荐说：“习近平对老区人民有感情，当过农村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厦门特区的领导、贫困老区宁德地委书记、省会城市福州的书记，经验丰富，适合挑重担。”

后来，省政府换届酝酿省长候选人时，原政协主席伍洪祥推荐说，习近平同志对老区感情深厚、工作扎实、为人正派，同意推荐为省长。原省顾委主任胡宏，在职时曾分管过对台工作，退出领导岗位后又做对台社团工作，在推荐省长时说：“习近平同志很重视对台工作，福建是对台工作的前沿，就对台工作来说，省长需要习近平同志来当。”还有老红军、开国将军、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王直推荐说：“近平同志为人谦虚，尊重同志，能搞好团结，重视军队工作，完全同意推荐习近平同志当省长。”那段时间，这几位老同志一见到我就说，省长一定要选好，一定要选有思想的、实干的、群众基础好的、对老区有感情的——我们看习近平同志就很合适！

习近平同志有好的素质，又有好的群众基础，2000年1月在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顺利当选为省长。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建设与发展，请您讲讲他在福建生态建设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

林开钦：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生态建设方面做的事情很多，我就举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这一件事。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时，我向他汇报，在历届党委和政府努力下，长汀治理水土流失的工作有成效，但省里支持煤补资金到期了，如果煤补资金断掉，对无煤又缺钱的老区贫困县长汀来说困难很大。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通过调查，他不仅批准延续，还扩大了乡镇煤补覆盖面，解决了群众煮饭燃料之需，制止了“一边植树一边乱砍滥伐”问题，使治理水土流失的成效不断扩大，干部群众十分高兴。

习近平同志还到长汀河田镇参加治理水土流失植树活动，他在劳动中不断鼓励干部群众总结经验，树立治好水土流失的信心。河田等镇大片大片的山是光秃秃的，今天变成了森林山、花果山，使贫困农民脱了贫，走上了致富路。这是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成功实践。习近平同志在长汀调研期间，还亲自劳动、种树。后来我又去看了几次，他种的那棵树一直长得不错。

采访组：

您曾是福建省委领导，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党史和客家文化的资深学者。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主持政府工作期间，如何发挥客家文化优势，促进客家恳亲交流，推进港、澳、台、侨工作？

林开钦：

闽西是革命老区，又是闻名海内外的千年客家祖地。闽粤赣边地是客家源流决定的客家祖籍地。这是中国民族史、战争史、移民史的产物，自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乱，三大战祸造成中原大批汉人南迁。南迁时，汉族分流成多个民系，如湘赣民系、江浙民系、广府民系、福老民系、客家民系等，客家民系是其中的一支。闽粤赣边形成和发展了客家民系，也是客家人开发和发展了闽粤赣边。后来客家民系又播迁海内外，国内有20多个省区有客家聚居区，海外以东南亚居多，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也都有客家群体，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1亿客家人，他们是唯一不用地方命名的民系，叫客家民系，讲客家话。

全球最大的客家社团活动是世界客属恳亲大会，2000年在闽西举办了世界第16届客属恳亲大会，与会者3000多人，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台湾有客家人近600万，从政者很多。台湾国民党原主席吴伯雄，以客属总会会长名义，带领台湾12个社团、300多人参加2000年的那次大会。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寻根忆祖、探亲访友，有力促进了闽台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个大会，对闽西革命老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闽西客家人广泛播迁海外，闽西各县多是侨乡。来自海外的众多客属侨胞，回到闽西祖籍地，格外亲切。

习近平同志当时任省长，很重视客属恳亲大会，视之为闽西发展的一大举措，会前把我找去研究了很多事情。在会上，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欢迎客家乡亲，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客家作了很好的评释。他说：“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希望广大客属乡亲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福建的发展，加强与福建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互相促进，携手迈向新世纪。”听到这样的话，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习近平同志这两句诗一般的话，很快传遍了全国，传遍了世界各地，这两句话似乎成了客家的广告词。

大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和台湾国民党原主席吴伯雄等进行了亲切交谈。他说，回顾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感到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海外乡亲和台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广大客属同胞心系故乡，为支持家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吴伯雄说，同宗同族同心声，隔山隔水难隔情，海峡两岸人民有着相同的文化血缘，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关系是任何力量不可割断的。

闽西客家优势在习近平同志的重视下蓬勃发展。后来，为了保护客家生态文化，福建建了好几个客家博物馆（园），很好地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说话，把历史告诉人们”的指示精神，很好地弘扬了客家文化。2017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数达到170万人，包含中小学师生、省内外客家研究学者、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国朋友。

这些客家博物馆成了对台工作平台，以历史事实证明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台湾人民的祖先是大陆迁去的，其中80%祖籍是福建。经中央台办批准，永定客家博物馆、武平客家博物馆、宁化客家博物园成为对台两岸交流基地，上杭客家博物馆成为两岸族谱教学基地，连城客家博物馆成为两岸客家民俗交流基地。宁化客家公祠的国际客家石壁祭祖大典、长汀世界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这两个大型的国际活动越办越好，有力宣传了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根在中原，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以上活动，对闽西招商引资有很大的促进。通过上述活动，团结台湾民众反对“文化台独”、反对鼓吹“去中国化”，以及反对“两国论”，反对“客家非汉说”，反对否定历史的“文化认同论”，以铁的历史事实，对各种歪理邪说给予了有力还击和遏制。

采访组：

作为党史学者，请您谈谈闽西革命老区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习近平同志对闽西老区人民的关怀。

林开钦：

回望源头，吸取智慧营养；面向未来，思考使命担当，这是习近平同志对老区和老区人民深厚感情的缘由。闽西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有“二十年红旗不倒”的美誉。通过三年游击战争的锻炼和发展，闽西组建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龙岩宣誓北上抗日。闽西人口占全省的15%左右，有2.3万多名在册烈士，占全省烈士一半以上；有83名开国将军，占全省开国将军的80%；有众多的革命基点村，闽西有很多“五老”人员（即老游击队员、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

习近平同志始终坚守初心，不忘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1999年春节前夕，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风尘仆仆来到上杭县才溪乡，慰问老红军林攀阶等“五老”人员，参观了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瞻仰了光荣亭，与“五老”人员亲切交谈，关照他们的生活和身体。他还鼓励当地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发扬苏区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老区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

2014年10月30日在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意义非凡，标志着在古田会议光芒照耀下，我党我军继续前进。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安排了座谈会，看望闽西地区老红军谢毕真等“五老”代表，忆往昔，话传统，拉家常，送温暖，十分亲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我们要永远铭记老区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永远不忘老区，永远不忘老区人民。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在上杭这块红色土地上，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开启了新型人民军队发展壮大、越战越强的历史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和会议代表一起重温我党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接受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引领开创了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激励下，福建省委省政府加强老区建设步伐，龙岩市委在古田办起了干部学院，一批又一批来自省内乃至全国的学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受到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熏陶。这也带动了上杭、长汀、连城、新罗等县（区）革命旧址和红色景点的建设开放。我们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闽西革命老区是党的初心使命的最好体验地。

采访对象：陈明端，1941年1月生，福州长乐人。1961年入伍。1983年5月任陆军第31集团军参谋长，1985年8月任福建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90年6月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晋升少将军衔，1996年3月至2001年12月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委常委。2001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明端同志，您好!您在福建省军区任职期间，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有过不少接触。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陈明端：我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的配合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时，包括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副书记兼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分别兼任宁德、福州两个军分区的第一书记，那时我在省军区任副司令员，分管民兵预备役工作。因此我们在工作上有接触。

第二阶段，习近平同志于1996年至1999年任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后来还兼任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直到他离开福建为止。我于1996年3月至2001年底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省委常委，这个阶段我们在一个班子工作近5年时间，每次开省委常委会就会在一起，接触就更多了一些。

这一阶段，他对部队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比如，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经常讨论地方支持部队建设的问题。福建省军区是驻闽部队陆、海、空、武警的牵头单位，部队有什么事，都会通过省军区找省委和省政府解决，有些事还需要省领导出面帮助协调。每年我们都要召开民兵预备役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作为省长要主持会议，亲自抓民兵预备役工作、征兵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比如“军事日”之类的活动，也需要习近平同志主持。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拥军爱军工作的具体情况。

陈明端：习近平同志拥军爱军的事迹突出。他把军队的事挂在心上，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他自幼成长在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而他本人大学毕业后曾经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3年多时间。

习近平同志对军队的感情是真挚的。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对军队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说做到了深入细致、具体实在。我举六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就及时解决了部队干部家属的安置以及部队小孩的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市，部队比较多，驻军级别也比较高，军级单位有4个，随军家属比较多，家属安置和子女入学的困难比较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明确表态：随军家属安置和小孩入学问题，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困难，而是地方必须做好的工作。随军家属，凡是符合条件的，一律要按行业对口进行接收安排;随军子女，一律就近安置上学。习近平同志还把这项工作落实得好不好，列入双拥共建的考核内容。由于习近平同志的重视，这些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很快就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家属的工作，安排到福州市的各个单位，一般都是机关单位;小孩上学也被安排在周边比较优质的学校。这一项工作在当时走在了全省和全国前列，部队的干部非常高兴，他们一提起来就很自豪：“我们福州的市委书记习近平，真给部队办实事。”

第二个例子，习近平同志时刻把官兵的冷暖记在心上，及时为部队排忧解难。他经常到部队调研，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多次看望驻长乐县的海防十二师，尤其是两个海岛团(平潭岛的海防46团，莆田县南日岛的47团)，带去地方领导对部队官兵的关爱。20世纪90年代，基层部队的训练强度大，伙食标准低，特别是连队官兵，伙食比较差，生活条件不够好。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支持部队搞好农副业生产基地建设。他提出，一个团必须有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基地里必须有一片好菜地、一个好猪圈、一个好池塘、一个好作坊。为了支持生产基地建设，地方财政也给予一定的经费补贴。从此以后，团以上基本都建立了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可以种菜、养猪，也有小作坊进行一些加工，有效提高了部队的伙食，让官兵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省政府每年还组织一两次生产基地的评比活动，对建设得好的基地给予表彰和奖励，这更是极大调动了各个部队建设好生产基地的积极性。

第三个例子，习近平同志积极帮助和关心军队营房建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军队营房建设的经费标准低，大部分营房位置都远离城镇，靠近山边，营房也大多比较破旧，设施落后，有的连水电供应都比较困难。习近平同志了解到部队营区的状况，指示各级政府积极关心部队营区建设。随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营区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习近平同志指示地方搞建设的时候，要把部队营区的路桥也一起带动起来，全省逐步开始修拥军路、建双拥桥。原省军区门前的一条路，开始很窄、很小，后面政府拿了5000万元对道路进行了拓宽，还修建了排水渠。这样，部队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部队官兵的心也更暖了。

第四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强，对民兵预备役工作始终大力重视和支持。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建民兵预备役高炮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明确指示福州军分区要按上级规定抓好预备役高炮团建设，尽快形成战斗力。当时，建设高炮团部、营部及高炮库需要花费较多资金，而福州财政不算太宽裕，有人提出能不能用旧企业、旧工厂改造，这样可以节约许多经费。习近平同志知道后予以否定，指示一定要按照标准建设新的团营部，把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习近平同志催促下，经过一年多建设，福州市高炮团高质量建成，走在全省前列，得到总部机关的表扬和肯定。

习近平同志对高炮团建设始终非常重视，他不仅抓硬件建设，也抓软件建设。例如，他亲自抓干部选拔和培训，抓部队正规化训练，做到民兵预备役建用结合，充分发挥民兵预备役部队在社会治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任福州市委书记那几年，福州市民兵预备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后，开始兼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后来担任省长期间，仍一直兼任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我们曾想，这个政委一般是副书记兼任，省长本来可以不当这个政委，工作任务这么多，交给副书记就算了。但习近平同志对高炮师很有感情，还继续兼任。高炮师的建设任务很多，日常工作也很多，盖师部要找地皮，初定干部要培训，日常工作还要抓训练，他都会亲自抓、亲自过问。在他的主持下，福建高炮预备役师在全国始终处于先进地位。

第五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对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很重视。他任省长期间，我们有两个担任了正师级12年的干部转业，但超过了年龄，按规定地方可以接收，也可以不接收。这两位同志很着急。我了解到情况后，就找到习近平同志，向他介绍说：“这两个同志在军队表现不错，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到了地方也一定能吃苦耐劳，好好干工作。像他们这种情况，据我了解，江苏有接收的，其他地方还没听说有接收的。咱们福建能不能接收，还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决定，所以请您帮忙协调一下。”习近平同志当即表态：“可以接收!”后来，在他的支持和协调下，两位同志安排得都很好。

第六个例子，习近平同志对人民军队的老干部十分尊敬和关怀。每年八一建军节和春节，省里都会慰问部队和老干部，并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对年迈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都会亲自到他们家里去慰问，或到医院去看望。他还深入部队，和部队官兵一起开座谈会，不仅带去慰问品，还带去地方领导同志的深情厚谊。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每年都是这样，所以军队的老干部和广大官兵对习近平同志非常认可。这个传统，在他离开福建以后还继续保持着。比如，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龙岩市的古田镇召开，习近平同志利用会议间歇挨家挨户看望老红军。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和当年班子里的同志们见面，把我也叫去了，还仔细问了部队老干部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对他说：“习主席，你现在当军委主席，对军队是真抓实干，军队更有希望了，也更有战斗力了!”

采访组：军爱民，民拥军，一直是相辅相成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军队支持地方建设的情况。

陈明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由于他爱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军队对地方也很感激，始终尽心尽力支持地方建设。

一是军队积极参加地方抢险救灾。福建历来灾害比较多，特别是台风会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防台抗台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随时都做好准备，每次地方上受了灾，军队和民兵应急分队都会把协助地方作为重要任务，抢险救灾，帮助地方群众渡过难关。

二是军队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有了一个战略转变，就是从海防前线转为重点抓经济工作。军队也把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力所能及配合地方。例如，长乐国际机场建设，涉及海防十二师很多工事、训练基地、坑道等用地，当时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支持地方建设不太积极。后来，我们统一思想，坚决支持，把这些地都给了地方。对厦门特区建设也一样，我们厦门警备区出让了许多坑道地堡、战壕和沿海的国防用地支持地方建设。比如，厦门会展中心就是在一个部队让出的营房用地上建设的;开挖马尾隧道的时候，部队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另外，我们军分区、人武部、民兵预备役，始终配合地方积极参加脱贫致富工作，在贫困地方建立八一军民小学10多所，力所能及为老百姓做一些工作。

三是抓好民兵应急部队建设和民兵哨所建设，目的就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完成各项急难险重任务。习近平同志在检查地方工作时，一般都会去检查民兵哨所。长乐区梅花镇民兵哨所就是其中之一。他到这个哨所检查工作，给哨所民兵带来极大鼓舞。该哨所成为先进哨所，在总部检查时受到表彰。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陈明端：我与习近平同志相识20多年，共事多年，深感他在为人处世和工作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是受益匪浅、收获颇多。

一是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他做人低调，没有架子，很容易接触。他这个人很重感情，不管是和领导干部，还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他就像朋友一样和大家相处。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是谁有困难找他帮忙，只要不违背原则，他能办到的都会帮助解决。

二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善于团结人，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管在宁德也好，在福州也好，还是在省里工作，习近平同志在领导班子里面都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当主要领导，要一群年龄比较大的同志配合他工作，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和谐相处。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市长金能筹同志年长他10多岁，但他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工作很协调，整个班子也很团结，工作非常有起色。他任省长时只有46岁，省政府机关的许多处长年龄都比他大，但在他领导下，大家照样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做好各项工作。究其原因，主要是习近平同志修养好、为人低调、没有架子、民主作风好、善于听取大家意见、关心部属、做事公平公正。

三是习近平同志工作深入，注意抓住工作重点，善于用典型指导工作。他善于调查研究，平时下基层比较多，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抓住工作重点。福建有几项重点工作，习近平同志亲自抓，抓得比较好。他在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扶贫工作是他抓的一项重点工作，抓得很有成效。他主持全省工作期间，晋江市的改革开放、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武平县林权改革，他都抓得非常好。在这几项重点工作中，习近平同志都是在搞好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再进一步抓落实。不仅抓得准，而且力度大、效果好、影响也大。

四是习近平同志胸怀宽广。他与同事相处，从来都是严己宽人。例如，在省政府具体工作过程中，有的领导干部和他意见不统一，看法不一致。事实上，同志之间相处或工作中有不同意见都属于正常现象，关键是如何处理矛盾、化解矛盾。遇到不一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都能就事论事，不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

五是习近平同志为官清廉，一身正气。他在福建工作前后17年多，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人，接触的单位也很多，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没有任何负面声音。这是因为，他对自己始终能够做到严格要求。工作之余，他爱看书学习，偶尔进行游泳、登山之类的体育锻炼。习近平同志公道正派、清正廉洁，这也是他为官做人、秉公办事的底气。

采访对象：隋绳武，1941年8月生，山东寿光人。1959年入伍，1960年入党。曾任炮3师政委、陆军第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政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退出领导岗位。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9月5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隋绳武家中

采访组：隋绳武同志，您好！您在福建任第31集团军领导期间，与习近平同志有很多交往。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如何认识的？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之前，就对他有所耳闻。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炮3师当政委时，我们师保卫科老科长黄士杰是河北正定人，与老家联系很多，对正定的情况非常了解。黄士杰经常跟我唠叨：“我们正定县有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叫习近平，年轻有为，干得不错！”我当时虽然没见过习近平同志，但他的名字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分管双拥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厦门市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到31集团军进行慰问，当时我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我就和习近平同志见面了。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老成、诚恳稳重，有着远远超越他年龄的大气。

那天，我们就双拥工作中大家关心的事情进行了简要交谈。我说：“习副市长，我可是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啦。你到厦门来任职，我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就进入了主题。习近平同志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他说：“按照市政府的分工，我分管双拥工作，还有宣传文化、发展规划、农业等。”我说：“习副市长，你的分工担子都很重啊。请你对我们多帮助指导，在双拥工作方面，我们以后一起努力搞好。”

厦门市与当地驻军从1981年开始就建立了军政联席会议制度。这个会议是厦门军民共建的最高领导协调机构，工作以研究、决定和指导军民共建为主，是密切关系、加深了解、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一个很好的途径，可以说是厦门特区建设的一大特点和一大创举，每年不定期举行。习近平同志是市双拥领导小组组长，1986年、1987年的联席会议他都参加了。1986年那次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地方政府讲话，对31集团军提出的需要解决办理的若干事项作了归纳，并都写在会议纪要上。后来这些事情都一项一项落实了，还办了其他一些实事。

习近平同志对双拥工作非常重视，给部队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虽然年轻，但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处理问题果断、细致，统揽全局的能力很强，真抓实干、勤勉务实，很关心和爱护军队的官兵。

不久之后，我到厦门警备区参加会议，习近平同志正好也去了，我们再次见了面，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后来，我们见面次数就多起来了，还经常一起散步、聊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是否给您提到过这方面的经历？

隋绳武：我们都知道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虽然时间不长，但接触的都是国家和军委的高层领导。应该说，他那时就对军队的组织指挥体系有充分了解和认识，对军队的作战训练、管理教育等情况有系统全面的学习和掌握。这段难得的军旅生涯，一定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当中，给他打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段从军经历，为习近平同志到地方任职以后拥军爱军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能够拥有这么一段从军经历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和平时期，对于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来说更是非常难得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对双拥工作十分重视。请谈谈您了解的具体情况。

隋绳武：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国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厦门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他作为分管双拥工作的市领导，对部队关心支持的例子很多。

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后不久便参与到双拥工作中，关心部队建设，关怀部队干部，重视抓好部队人才培养工作。他先后出席厦门市庆祝建军58周年和60周年大会并讲话，肯定驻厦部队在守卫海防和军事训练的同时有力支援了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亲自组织了“军民共建中山路”活动，帮助31集团军将各营区门前的多条泥土路修建成了符合标准的战备路，人们称之为“拥军路”。

习近平同志经常前往海岛哨所看望慰问子弟兵，了解他们生活、学习和训练的情况。1987年7月，习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小嶝、角屿）慰问守岛部队指战员。当时角屿岛作为纯军事岛，是无水、无电、无居民的“三无”岛，官兵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习近平同志当即决定实施扶持基层连队“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猪圈”的“三好”工程，派人在角屿岛打了一口深井，帮助部队解决用水等实际困难。他表示，要更加关心和支持部队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他还勉励战士们珍惜青春年华，加紧学习和训练，热爱海岛，坚守海岛，为保卫海防、保卫特区作出更大贡献。30多年过去了，角屿岛现在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已经通了自来水，但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官兵们打的那口水井仍然保留着，也成了他关心支持基层连队建设的真实见证。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出席厦门市入伍青年前往部队报到欢送仪式，勉励应征青年到部队后积极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他还前往解放军一七四医院、海军厦门干部疗养院等地亲切看望伤病员、疗养员和离职休养干部。1985年12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军队离退休干部欢迎会，在讲话中深情地说：“厦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子弟兵在解放厦门、保卫厦门和建设厦门中创立下的丰功伟绩。”1986年10月，他前往厦门火车站出席欢送退伍战士仪式，热情赞扬退伍战士在厦门各部队服役期间所作的贡献，希望他们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地方发扬光大。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部队人才培养工作。1987年7月30日，他出席在厦门警备区举行的庆祝建军60周年大会并讲话，强调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军队工作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一项重大措施。他指出：“帮助部队的干部战士掌握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武部门，都要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军政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厦门市被命名为首批10个全国双拥模范城之一，并在以后历次双拥模范城表彰中连续夺冠，现在已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鼓浪屿好八连”、思明区中华街道还分别被授予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称号。

厦门市双拥工作做得好，与当年习近平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关系极大。这方面他投入精力很大，为驻厦部队办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爱戴，驻厦陆海空三军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他长期践行的朴素风范、求实精神、爱兵情怀和亲民作风，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工作以后，您于1994年到福建省军区工作。请您谈谈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对双拥工作的贡献。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主持工作期间，我在南京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直到1994年我到福建省军区任政委，我们两个又重新“接上了头”。我是4月4日报到的，6日我去看望他，也给他通报一下我来了。他热情接待，我在他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他给我谈了福州市的主要情况，希望我多支持他的工作。之后我们来往就很频繁了，我对他关心军队建设的感受就更多、更直接了。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还一直兼任着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建设发展以及军备能够走在全国预备役部队的前列，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倾注的大量心血密切相关。每年至少两次大集会和一次四级书记（政委）集训，习近平同志几乎是逢会必到必作讲话、逢训必参。他还与官兵一道上炮架、操作实弹射击。令人感动的是，从营房建设、训练中心（基地）设立，到部队生活、官兵思想以及队伍建设，他都关心备至。他常说，部队的事无小事，地方领导兼职要当作实职来干。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部队的经费来源、建设用地供给、兼职军官的岗位津贴落实等，习近平同志都是亲自批示、亲自协调。在福州市和福建省工作期间，他为部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解决随军干部家属工作安排及子女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市，也是军事要地，驻军多，机关多，干部多。福州驻有陆、海、空、武警四个军级领导机关，还有若干师、团级领导机构及后勤保障系统，营职以上的干部数量多。为此，随军家属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干部本人和领导机关。习近平同志知道后，明确表示这不是困难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工作。他在相关会议上明确，凡是军属符合条件随军调入福州市的，按照行业优先对口接收安排，子女就近安置上学，并将接收安置纳入各机关单位“双拥共建”的实际考核内容。各单位领导都响应号召积极执行，从此驻榕部队这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和南京军区的前列。

二是关心部队官兵生活改善。上世纪90年代，部队生活还很艰苦，还得搞好农副业生产。当时地方时兴“菜篮子”工程，习近平同志积极支持部队副食品基地建设。基地既能养殖又能种植，还能减少生产用兵，为部队提供蔬菜和肉禽蛋鱼等副食品。他要求市政府支前办、市财委具体负责，驻榕部队团以上单位，至少每个单位配置一个基地，每个基地都由市里补助适当经费、提供科技支持。

三是关心支持部队营房营区基础设施建设。地方上进行自来水、电力、燃气、道路建设时，习近平同志也都想着部队。福州市各县区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精神，帮助部队修拥军路、建双拥桥，部队的营房营区面貌焕然一新，通往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亮了。

四是慎重处理军民纠纷，尽量不造成负面影响。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和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军民纠纷和矛盾事件，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着眼大局，正确处理；小事不小要重视，促成坏事变好事。”为此，习近平同志指示由军分区司令、政委牵头，请驻榕陆、海、空及武警部队师以上政治机关指定一名领导，并由群联科长作为联络员，共同组成“驻榕部队拥政爱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本部队所发生的军地矛盾事件。由于有这样一个工作机构，此后凡在福州市发生的军地人员打架斗殴、利益冲突、矛盾事件等情况，都及时由部队团领导和地方县区领导亲自过问妥善处理，弄清起因，分清责任，各自做好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增进军地团结。

五是重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建设。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和人民战争思想十分明确。他对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工作十分重视、十分支持，明确强调基干民兵参加训练的“误工补贴”一定要保证到位，因此福州市基干民兵训练全员参加、全面落实。他还重视海防民兵哨所全面建设，关心他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保障条件，明确提出“财政需要拿的就拿，不能亏欠我们的海防民兵！”他强调“民兵要建还要用”，指示福州军分区与市公安局共同组织推广民兵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做法和经验，在多数县区的乡镇都获得了好的效果，推动乡风民风向好的方向转化。

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组建预备役高炮团。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明确表示坚决按照上级要求高标准搞好部队建设，尽快形成战斗力；建全新团部营区营房，让预备役高炮团以崭新面貌问世。当时福州财政不宽裕，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人建议找一个废旧工厂厂房作团部，习近平同志当即否定。他明确告诉大家，建立预备役部队是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的新要求，任务交给福州市，我们一定做好这篇文章，交出优秀答卷。既然建，就要高标准去建，基础要打好，要另外选址。市委、市政府、军分区领导统一认识后，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市土地规划部门专门批地，市设计部门作出专项设计，市政府明确领导负责，军分区和高炮团具体实施。经过一年多努力，一座具有现代新貌又兼具作战指挥功能的新大楼以及附属设施完备的新营区在福州新店大北岭落成。这件事为全省预备役部队建设树立了榜样，也受到总部工作组的高度赞扬。

习近平同志对预任军官的选配十分重视，明确要求由市委组织部和军分区共同负责严格把关，对预备役部队的训练管理也作出明确指示，使得福州预备役高炮团从组建开始就叫响了“争创一流业绩，不负组织重托”的口号。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他强调，预备役要按照正规部队的标准来建设。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尝试。一旦有战事，并非光靠部队，根本上还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其一。其二，预备役部队的主体来自人民，既是兵也是民，平时搞生产、搞经济，战时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同志在那时就提出了要搞军民融合，要求预备役部队的经常性工作要做到“军民融合”。其三，地方领导兼职军官要当作实职来要求。他明确指出预备役部队建设、发展离不开地方，地方领导为预备役部队排忧解难、办实事是应尽的职责，不是穿上军装耍派头、赶时髦。地方兼职领导，还要把当地的预备役部队真正当作本地改革发展稳定的生力军，所在地党政领导机关要经常“议军”，现役的预备役领导自然也要给地方预任（兼任）军官开单子、提任务。由地方领导成建制兼任预备役预任军官的初衷和要旨，也可以说是“人民国防”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同志对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花费了大量时间，特别是对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的建设标准要求比较高，投入精力比较多。在他的支持下，师部办公楼整体提升，各项设施更加完善，预任干部选拔任用更加规范，训练考核更加严格，平战转换更加快捷。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按规定可以不兼任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省军区考虑到他公务繁忙，怕精力顾不过来，去征求他本人意见。他认为，当省长仍然应该关心支持预备役师，因此一直兼任这个职务，直到离开福建。他对这个预备役师念念不忘，2014年回福州视察时还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的所言所行，充分体现了他心系国防、心系人民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智慧。

六是非常尊重和关心军队的老领导老首长。他对老干部工作一向十分重视，在厦门时我就深有体会。记得在一次军队离退休干部会上，他就曾对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到厦门安家落户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讲：“军队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有功之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你们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英勇作战，努力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你们又担负起保卫祖国、巩固国防的重任，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军队建设中建立了新功绩。”这样饱含深情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对军队老干部的尊重和关心，也是拥军爱军思想的真情流露。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军队老干部特别关心。原来的福州军区撤编后，留下了许多老革命、老红军、老八路，他每年都要去看望，对老干部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他常讲，对老干部的尊重，也是对党和革命历史的尊重。他是这样讲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在市里省里也都是这样要求大家的。他在福州工作期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和八一建军节都要组织慰问老干部。由军分区领导带着市民政局、支前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先组织军、师职离休老领导，乘车参观福州市区的新发展、新面貌。中午，习近平同志和市里领导与老干部一起共进午餐，交流沟通，表示慰问。老干部们非常高兴，赞扬习近平同志：“暖了心，浓了情，固了根，不忘民！”对于年事已高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亲自登门慰问，聊聊家常，了解需求，解答问题。

习近平同志深得军队老干部的称赞，他的言行也带动和形成了省市各级领导尊老、敬老、扶老的好风尚。许多老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尊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给予很高评价，对他感情也很深，多年后还对他念念不忘。

七是非常关心军队转业干部。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对军转干部工作非常重视。他强调，军队干部在部队工作多年很辛苦，转业地方工作一定要安排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做好军转干部安置工作，就是支持军队干部安心部队工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对师团职转业干部的安置，习近平同志考虑得更是非常周到。他要求市委组织部对每个正团职的安置，准备两个安置岗位，让转业干部本人选择。定岗后，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同每个正团职军转干部见面谈话，鼓励他们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在地方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习近平同志的这些做法，使驻榕部队转业干部深受感动和激励。

习近平同志对军转干部敢用善用。1996年，原福州军分区参谋长陈正生，任副师职8年，转业福州安置。习近平同志对军分区干部有接触有了解，因此建议将陈正生参谋长安排任福州市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正生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干得很不错。

原福州军分区政委王爱平，1995年到福州军分区工作之前，在驻泉州的海防13师当了8年政治部主任，还当了5年多师政委。根据中央军委有关规定精神，其本人愿意转业地方工作。省军区领导给省里领导协商后，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向省委建议，将王爱平同志安排到新成立的“福建省口岸与海防管理委员会（福建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负责海防管理工作。王爱平同志2000年3月上任后积极工作，不负众望，广受好评。

八是特别重视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宁德军分区、福州军分区的领导都反映，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敏感性很强，组织纪律性很强，在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方面做得非常好。

1996年，各县区武装部收归省军区建制。军委总部规定，各武装部现有的干部，凡符合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年龄规定的，一律收归穿军装；不能收归的干部，由地方安排相应的领导职务和工作，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使用，其余的都应平职安排，原来是常委的仍然要保留常委职务等。福州军分区共有13个县（市、区）武装部，部长、政委共26人，少数年轻的、符合晋职条件的留下来交给军队，多数年龄偏大的、任职时间长的、稍微过杠的、按照条件不能收回的，由地方另外安置工作。我将需要由地方安置的同志列了个名单，找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作了汇报，说这些同志虽然超龄了，但资历比较老，干得是很好的。我建议把他们安排好，没提什么具体职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省军区党委提出的安置方案，他提出经市委组织部考核后，由市委领导讨论决定。由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州市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时，由地方安排的人武部领导，安排得最快也最好。习近平同志对各项原则把握得非常好，使这些同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充分施展了才华。

在“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方面，例如鼓楼区部长、闽侯县部长，多年工作表现优秀，被分别提拔为鼓楼区委副书记、闽侯县委副书记。

在“原来是常委的要保留常委”方面，如连江县政委、永泰县部长、平潭县部长、马尾区部长、罗源县政委等原来都是常委，因年龄大不能随武装部回军队，便在地方上保留常委，并改任政法委书记。

在“其余武装部领导都要作相应安排”方面，因年龄偏大不能收回军队建制、原来没有担任常委的几名部长、政委，也都分别安排在区县人大、政协担任副主任、副主席职务。

后来我得到反馈，各级安排得都很认真、很到位，真正做到了“三满意”，即武装部满意、干部满意、双方领导满意。福建省军区、南京军区都在第一时间总结和转发了福州市这一好的做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很注重双拥模范的表彰工作，他自己也屡获殊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是拥军支前、支援国防建设的模范，同时也注重双拥表彰工作。1991年，他听说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双拥工作大会，就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争取在福州市举行。我当时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会议由南京军区和福建省具体承办，我参与了大会全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会上表彰了全国十个双拥模范城、十大双拥模范人物。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代表举办地领导讲了话，还赋诗一首，表达爱民爱军之情，这就是影响深远、广为流传的《七律·军民情》：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

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

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从这首诗作中，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志心里装着人民、心系人民军队的情怀。鉴于当时福州市在支持国防建设和双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1992年，习近平同志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

当时《解放军报》每年都要推选10个关心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主要由省军区推荐并征求省委省政府意见，达成一致后上报解放军报社的后备力量建设宣传部，最后经总参国防动员部批准，然后在《解放军报》发消息，《中国国防报》发人物照片和事迹。1995年，我们省军区经研究，决定推荐习近平同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候选人。当年10月，解放军报社派有关领导到福州了解采写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和双拥情况，由省军区政治部领导陪同采访。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采访，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事迹十分突出。他多次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深入部队，帮助解决了营区建设用地规划、水电路、军转干部安置及部队家属子女户口迁入安置、子女入学等问题，对部队的事实行特事特办。他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切实维护军人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的落实。大量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完全符合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闻人物”候选人评选标准。

1996年，习近平同志被评为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位新闻人物”，并被授予“特别荣誉奖”。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颁奖大会，而此时他已担任省委副书记，因工作繁忙没有到会，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同志随省军区宣传部的相关同志到京开会。临行前，他还专门把这些同志叫到办公室，叮嘱关心国防是大事，务必开好会，把经验带回来，好好贯彻落实。

回顾在福建期间对习近平同志的一些认识和印象，我深深感觉到，习近平同志关心尊重军队老干部，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关心体贴军队官兵切身利益，关心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等等，都是源于他心系人民、忠诚于党的政治素养和精神品格。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直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说到也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队也经常支援地方建设。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隋绳武：福建省作为革命老区和海防前线，双拥优良传统源远流长。驻闽部队也始终牢记根本宗旨，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部队领导始终把双拥工作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完成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同时，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广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援建重点项目，在扶贫帮困、保护生态、捐资助学、共建文明和抢险救灾等方面为地方作出了应有贡献，在广泛开展爱民助民活动中融洽了军政军民关系。特别是在抗击台风、扑灭山火、海上救助等重大抢险救援行动中，驻闽部队总是闻令而动，全力以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成果，受到八闽大地人民的衷心爱戴。

在厦门期间，我们驻厦部队就经常与政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为庆祝建军60周年，厦门市政府、31集团军、厦门警备区和厦门水警区联合举办了军民横渡厦鼓海峡活动，参加横渡海峡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共4000余人。竞渡者从鼓浪屿小德记海滩下水，到厦门水仙宫码头上岸，全程800多米。活动开幕式在郑成功塑像下举行。习近平同志和我们部队指战员一起参加横渡活动，并胜利到达终点。

1995年我任省军区政委时，为帮助解决闽北贫困地区儿童上学难问题，组织军区广大指战员开展“献爱心捐资助学”活动，募集资金50余万元，为宁德市福安县赛岐镇捐建了“泰康八一希望小学”。这是积极响应和关心地方建设所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爱民、民拥军蔚然成风。习近平同志重视改善军民关系，强调军民共建，对这些实际举措不断总结提炼。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他多年重视双拥工作的体会和总结，也是今天他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创新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当然，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充分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采访组：您是1996年离开福建的，这之后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联系？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隋绳武：我1996年4月离开福建，到了北京武警总部任副政委，我们见面就比以前少了，但联系一直没断。1998年，抗洪结束后，陈明义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到武警总部机关，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武警部队在闽江抗洪抢险战斗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当时是我联系的。

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有一年还曾专门给我寄来一本书，是关于浙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规划的。每逢重大节日，他在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会委托他人来看望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老朋友、老同事的关心。他到浙江后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但心里时常惦记。

2007年5月17日，我退休后到外地疗养途经上海。习近平同志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了解到我在沪时间只有一天，决定当晚同我见见面。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谈得比较深入，也比较投入。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俩相识20多年了，通过这么多年接触，我感到你有五个特点，也是五个优势。

第一，根红苗正。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从小受父辈红色传统的教育培养，并且经历政治运动的磨砺，受到了不寻常的考验，但你为人低调，多少年来默默奉献，踏踏实实。

第二，多岗历练。你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当过县、地、市、省4级书记，这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你工作阅历丰富，在河北干过，福建干过，浙江也干过，一步一个脚印，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都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突出政绩，都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没有杂音。我说：“你是近平不平啊！叫近平但是不平常啊！”

第三，经历丰富。你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军队工作经验，和平时期高级干部同时具有这两个经历和身份的为数不多，十分难得。

第四，年轻老成。你历来沉稳低调，从不张扬。和你接触，会有一种亲切感，有靠得住、信得过的感觉。这些年你所到之处，各方面的反映和口碑都很好。

第五，酷爱读书。你善于钻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和水平，这是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以你的品德、能力和政绩，大家都看好你的发展，期待你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更大的作为。

习近平同志听我讲完后说：“您的这些肯定，这些溢美之词，都是肺腑之言，也是对我提出的希望，是对我的提醒和帮助，感谢！”

那天，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他回顾了父亲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讲到习老1962年就受到冤屈，讲到“文革”中的苦难遭遇，这些对他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都是深刻的磨炼。接着，他谈了担任正定县委书记的情况。因为干得不错，当时河北省委研究决定他出任团省委领导，他得知这一消息，一晚上没睡好觉。经过认真考虑，他觉得自己到正定时间还短，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还想多给正定人民干点事情，于是就给省委领导写了封信，表示希望在基层继续锻炼。后来，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工作成绩，当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中组部在1985年安排他到厦门任职，让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经受考验和锻炼。三年后，组织上又调他到宁德这个福建最贫困落后的地区担任一把手，他在那里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倾尽心力带领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组织上非常认可他在宁德的工作表现，于是1990年就让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从正定到厦门，从宁德到福州，从福建到浙江、上海，习近平同志一路走来，都是听从组织安排、不怕挑重担子的。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后，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我很想与他叙叙旧，但一直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不打扰；第二，不添乱。有了大事、要事，我还是很注意跟他沟通的。2009年，我向习近平同志推荐寿光老县委书记王伯祥同志为模范县委书记典型的事，得到了他的重视。

2014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上面有一个相关文件，我认真学习后，感到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强调的问题，必须鲜明地指出和纠正。例如，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拉山头，搞宗派，培植个人亲信，人身依附空前严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严重削弱，“军队国家化”这种思想有所抬头，这些危险的存在还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些光荣传统丢失，等等。经过认真梳理，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上述意见。后来，总政派了两位同志来我家里，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和建议。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推荐王伯祥同志的事情吧。

隋绳武：2009年清明节，我回老家山东寿光扫墓期间，有人给我看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为鉴》。这本书写的主要是王伯祥同志在任寿光县委书记五年间创造和推广大棚蔬菜种植的感人事迹，他后来担任潍坊市长期间因患肝癌退出领导岗位，享有崇高威信，寿光人都称他为“活着的焦裕禄”。离开县委书记岗位18年后，老百姓对他仍念念不忘。于是农村的一些大队支部书记、退休教员和老百姓自发组织搜集整理了一些素材，编了《大地为鉴》这本书，意思就是王伯祥的事迹大地可以作证。我对王伯祥的事迹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王伯祥是个苦孩子，学习很好，人也很好。当时我看到了人民群众为他编写的《大地为鉴》，再一次被他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禁不住流下热泪。

回京后不久，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封信，并寄去一本《大地为鉴》。我在信上讲，王伯祥的事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如果能够把王伯祥树立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相信对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乃至对整个党的建设都有好处。

大约7月初，我得知习近平同志将我的信批给中组部和中宣部，让他们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到寿光进行了20多天的采访调查。后来，中宣部将王伯祥作为时代先锋进行宣传。

当年12月31日，王伯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同志出席了报告会，并对王伯祥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在会见报告团成员时，习近平同志给他们讲，这个典型是武警部队老副政委隋绳武同志给我推荐的。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伯祥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评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充分说明，习近平同志很爱护人才、珍惜人才，特别是对抓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非常重视。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接触的30多年中，您认为习近平同志有哪些鲜明特点？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多年，当初我认识他时，他才30岁出头。经过多年的交往与接触，深深感觉到他做人很实在，处事很稳重，工作很扎实，负责任敢担当。

这么多年，无论他走到哪里，口碑都很好，没有杂音，没有非议，这很难得。所以，我认为他是读书有成、事业有成、做人有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就是修身有成、齐家有成、做事有成，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在新一代领导人当中，他是新干部老作风，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我对习近平同志特点的评价是，他是老革命的后代，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有平民心态。第一，酷爱学习，善于学习，常常引经据典，对问题的把握比较准，看得比较透，有独特见解，深思熟虑。第二，年轻老成，成熟稳重，夙夜在公，理想远大。第三，工作作风很简朴，很扎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尊重老同志。第五，谦虚务实，重视和尊重军队同志的意见。

我常常想，他现在给全党同志提出来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实际上是他多年来实践过程的真实写照。他一路打拼，一路成长，一路身体力行。他的思想、决策和行动来源于三个最重要的立足点：第一，根植于民。一切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第二，爱党如命。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党的生机活力，千方百计严格党的教育和纪律。第三，惜军如己。以爱惜军队、拥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为己任，能够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由于这些特点，习近平同志不愧是党和国家、军队、人民的好领袖、好统帅。

据我观察和体验，习近平同志有四个方面过硬的基本功。

一是做普通人的基本功。关心普通人的利益，讲普通人愿意听的话，为普通人服务。随着职务提升，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是保持本色、不忘初心的突出体现。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自我修养成果，也是党的希望之所在。

二是善于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这是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他不管身在何处、官居何职，总能深入基层，总能到老百姓身边调查研究，这既反映了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又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艺术。我曾亲自到他三次走进去的大山深处的下党乡，听群众讲习近平同志的吃苦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往事，十分敬佩！

三是善于听取群言的基本功。职务越高，这一项基本功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听功”比“说功”更重要。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很不简单。

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功。他善于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能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有的放矢。他敢于直面问题，对调研了解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通过整改落实，让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常言道，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明天的基石。我感到，他的每一步走得都很扎实，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而深刻的脚印。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继往开来、笃定前行，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富国强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采访对象：黄贤模，1941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79年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室经济科负责人，1983年任台江区区长，1985年任福建省纪委常委，1990年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1995年任三明市委书记，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任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2019年至今，任省计划生育协会名誉会长。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黄贤模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任省纪委常委，对他在宁德大力查处干部违规占地建房这件事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黄贤模：我1985年到1990年在省纪委任常委，负责案件的查处和审理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些地区和部门对党风廉政建设不够重视，一些干部纪律观念松懈，不正之风出现抬头趋势。比如，当时福建省就出现干部滥用职权、违规占地乱建住宅、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问题。在宁德地区，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损害了党的形象，也给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习近平同志对纪检工作历来高度重视。1988年，他到宁德地区任职的时候，首先对纪检工作做了充分调研。在纪委的工作汇报和群众的情况反映中，大家都提到了宁德一些干部违法占地乱建房子问题，牵涉面比较广，群众意见非常大。当时宁德地区群众生活不富裕，干部每月收入最多100多块钱，但占地建一座房子，起码要几万元。习近平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表示，对这样侵犯群众利益、违反党纪的问题决不能手软，必须坚决查处。在他领导和支持下，地区纪委严肃查处了一批干部，并且根据违纪违法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处理。情节较轻的，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情节严重一些的，进行了党纪政纪处理；还有一些干部，已经触犯了法律，坚决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时，我们省纪委也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查处。从全省各地区看，习近平同志抓这项工作的力度最大，查处违纪干部是最坚决的，最后的效果也是最突出的。他把这股歪风坚决刹下去了，得到宁德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和拥护。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林开钦同志对这个事情很有感触。他认为，在习近平同志坚决推动下，宁德的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在全省范围内是解决得最好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请您谈谈他在这一时期抓纪检工作的情况和对省纪委工作的支持。

黄贤模：1990年，习近平同志从宁德到福州任职，当时我任省纪委副书记。他上任不久，就来省纪委走访，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我对习近平同志早有所闻，但没见过面。这次见面，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没想到他那么年轻，又那么稳重、成熟、干练、谦和。

我在省纪委工作这么多年，福州市委书记来走访省纪委还是头一遭。而且，习近平同志很认真，我们省纪委每一位领导的办公室、每一个处室的办公室都走了一遍。当时我们有12个处室（包括机关党委），他和我们每个处室的同志进行交流，态度非常亲切。他表示，希望大家对福州市的工作和福州市纪委的工作多关心。这充分说明他对纪委工作的重视。事实上，当时的纪委可不像现在这样受重视，有少数领导干部甚至错误认为纪委只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设障碍、搞干扰，甚至有的地方一些人调侃说什么“防火、防盗、防纪委”。那时候，纪委要做好工作必须有地方党委的大力支持，习近平同志这样做，对我们就是一种很大的支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风，所以我们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重。

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时，省里正处在集中力量处理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时期。他来了之后，又继续在福州开展清理、查处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丝毫没有放松。当时福州市的连江、闽侯两个县这方面的问题很突出，习近平同志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针对这个问题，他对纪委的同志强调，对那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涉及群众民生的违规问题，坚决查办，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能姑息。

除违规占地建房问题，福州市当时还查处了一起在全省震动比较大的案子，就是市防疫站的乙肝疫苗案。当时福州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市防疫站有私分公款现象。纪委的同志们调查后发现，市防疫站和基层的防疫站、卫生院等有关单位勾结在一起，把本来价格低廉的乙肝疫苗抬高价格，非法牟利后私分，这个案子涉及面非常广。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他听取汇报后向市纪委明确指示：“第一，对这样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绝不手软，涉及谁就查谁，不管牵连出什么人，一查到底；第二，市委坚决支持纪检工作，如果你们感到人力不足，力量不够，我将组织力量支持你们；第三，如果你们在哪里受阻了，立刻告诉我，我来给你们清除障碍，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查好查实查彻底。”

在习近平同志全力支持下，这个案件一查到底，把相关责任人全部查清，处理了一批干部，将所有违法乱纪人员予以分类处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惩处。最后，把查处结果进行了全市通报。这个案子的处理，对腐败分子起到比较大的震慑作用。当时我在省纪委，分管各地的检查工作，这个案子查处的全过程我都很清楚，最终处理结果对干部起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作用，群众对此也非常满意。

刹公款吃喝这股歪风的时候，有些干部不是很理解。当时，对公务招待规定了“四菜一汤”，有的干部还抱怨说：“四菜一汤，生意跑光；没吃没喝，客人跑光。”意思是只有大吃大喝才能发展经济，太简朴了啥事也谈不成。当时查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问题，查处手段和力度与现在相比差得很远。现在技术进步了，干部到哪里吃喝，群众随时可以用手机拍照，公车到哪里，都会有GPS定位。但在当时，需要纪委工作人员跑到现场拍摄取证。有人就说，你们太“左”了，成天搞这些东西，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这不是给我们捣乱吗？很多怪话就出来了，有些说得还很尖刻。这样一来，纪委一些同志工作起来也有了顾虑。虽然他们做的事是正事，但也架不住各种干扰。当时市纪委副书记左允甘就跟习近平同志说了这个情况。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你不要怕，不要有顾虑，该查就要查，该办就要办，我支持你。这样一来，纪委的工作人员都有了底气。这说明，习近平同志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他是非常严肃看待我们党内不正之风的，对纪委工作毫无保留给予全力支持。当时纪委的干部们对他都很有信心，他们私底下深有感触地说：“习书记这位领导很可靠，他是我们的有力后盾。”

习近平同志重视纪检工作，对干部严格要求，对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是很有决心的，也敢于和善于同党内腐败现象作斗争。他任福州市委书记近6年时间，在纪检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反腐斗争中态度十分坚决，福州市的纪检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也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间，不仅纪检工作成效显著，纪检人才也成长起来了。当时福州市有个年轻纪委女干部，工作很突出。我们省纪委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觉得可以提拔使用，习近平同志对此也非常支持，亲自找她谈话，支持她到省纪委任常委，后来这位女同志成长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采访组：在您看来，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能够坚决支持纪检工作，他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底气来自哪里？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心，为什么能够这么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有时候，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结合对他的了解，有一些粗浅认识。

第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同志做到了“打铁自身硬”。他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做到廉洁自律，因此有决心、有底气从严治党，从严要求干部，大力惩处腐败。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有一次访问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的福州侨胞比较多，当地侨胞觉得他们的“父母官”来了，应该表达自己的热情，因此就送一些礼品和礼金。习近平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这些礼品和礼金列了一个清单，如数上交，而且他还要求，随团访问的同志也要照此办理。这个事情当时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说实话，当时市委领导能够这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在从严治党上能够底气十足、重拳出击，源于他的洁身自好、率先垂范。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这么多年，我们省纪委没有接到过一封反映他问题的群众来信，这是非常少有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容不得沙子，领导干部哪里做得不到位，群众都会写信反映。但在习近平同志身上就没有发生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自身廉洁从政严格要求的程度。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家庭的熏陶、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造就他有极高的党性修养，让他对群众的疾苦、群众的期望有深刻了解。他深深知道群众对腐败是多么深恶痛绝，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正是他对共产党员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第三个原因是，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刻认识。他于1991年在省纪委机关刊物《福建纪检》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以铁的纪律为90年代发展保驾护航》，这篇文章很有见地，而且文章中的观点到现在也不过时，与习近平总书记今天的反腐倡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鲜明提出，党的纪律是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的根本保障，铁的纪律对坚持从严治党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必须依靠铁的纪律，统一全党的思想；必须依靠铁的纪律，推动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必须依靠铁的纪律，保证战略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我们的经济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同志还就如何严格党的纪律谈了看法。他认为，一要狠抓领导，从严治党，这样广大干部群众才能跟进；二要狠抓教育，增强免疫力，才能更好防腐拒变，才能够反渗透，反和平演变；三要狠抓监督，强化约束力；四要狠抓执纪，加强震慑力；五要狠抓队伍，提高战斗力。这篇文章刊出后，反响很好。习近平同志作为市委书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加强党的纪律重要性及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对领导一个地区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当今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思想和举措不是现在才产生的，而是有着长期的深入思考和实践基础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您任三明市委书记。这段时间你们在工作方面有哪些交流？他对三明市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思路？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我到三明工作了，但我家还在福州，就和他住在同一栋楼，我住在他楼下。我有时回福州开会或放假回家，会与他聊一些事或向他汇报工作。习近平同志对福建全省的各个地市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对三明未来的发展也有很深刻的思考。有一次，在省里专题研究三明发展问题的会上，他针对三明市的未来发展讲过一段话，对我启发很大。

他说，从三明整个情况来看，今后的发展要把握住“体制创新、市场导向、结构调整”三句话，三明才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这段话确实切中要害。三明是一个过去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城市。1956年，三元县和明溪县合并成立三明县，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地级市。当时，福建作为前线面对台湾，为了对战备有利，省里的一些重点企业以及上海的一些企业为了支援福建发展，也搬迁到这里，可以说三明是先有工厂，后有城市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三明的财政收入在全省还是很不错的，但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企业失去了优势，三明市的整个经济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拐点。

对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有深刻的认识，给我们作了详细分析，让我很受益，对三明的未来发展有了清晰的思路。第一，体制创新。当时三明市国有企业占了80%，民营企业很不发达，占很小的比例，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下滑，无疑是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这个巨大的包袱会拖累三明的未来发展。所以体制不创新是没有出路的。第二，市场导向。三明的未来发展要靠市场来引领。只有摆脱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忽视市场规律的发展方式，才能精准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三，结构调整。三明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当时整个城市都是以重工业为主，结构不调整就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潮流。

习近平同志还说，三明目前的公路只有205国道，从福州到三明，早上坐车出发要半天以上的时间，中间要吃了中午饭再继续走，交通太不便利了。三明要推进山海协作，当务之急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要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网，这样才能打开山门、主动出击。

习近平同志这番谈话，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见地的指导意见，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三明能够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也正是因为我们认真贯彻了他的意见，并在具体工作中进行了有效落实。在后来几届市委市政府的努力下，今天，三明市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1995年GDP是159.59亿元，财政总收入11.67亿元，2018年GDP是2601.56亿元，财政总收入168.41亿元，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请您讲讲您在三明工作期间他到三明调研的情况。

黄贤模：我在三明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他对农民很有感情，在农村工作方面很有经验。我在三明的3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下到三明的市、县、区等地调研一共有3次，每次来都是持续调研一周左右的时间，3次下来跑遍了三明的12个县市区以及所辖的许多乡镇、村庄，非常辛苦。他走村串户很深入，到农民家里和大家交流，而且他问农民的问题都非常细致，也非常接地气。有一次他到一个新村，到一个新建房子的农民家里拉家常，便问：“建这个新房子，你花了多少钱？”“政府给你补贴了多少？”“建完房子，你的钱还够用吗？”“你家里有几口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一问一答，给群众一种亲近和温暖，农民见到他也没有什么拘束。

习近平同志每次下农村基层，都非常关心村干部是否廉洁，是否能为村民办实事。他一直强调，一个好的村干部会带出一个好的战斗集体，会引领群众脱贫致富。有时，他问村干部一些问题，村干部一时答不上来，或者一些情况掌握得不够准确，他也不会责备，而是更多地给予鼓励。有时候，他提问题就像在考试一样，这给很多村干部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懂得今后怎样把情况了解好，把工作做好。

有一次，习近平同志到三明市所辖的永安县级市调研，深入到曹远镇霞鹤村。当他看到这个村的新村建设得很漂亮，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建设的面积、建设的资金、配套费的来源，以及农民收入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和村里农民聊天的时候说：“你们盖这么漂亮的房子，还有没有养猪养鸭的地方了？”农民回答说：“我们现在不在屋里养了，村里专门规划了一块地方，大家都统一在那边养，每家都有专门划的地方。”习近平同志赞许地点点头，他对大家说：“这样很好啊。还有，你们这么好的房子，房前屋后就不要再堆柴禾和乱草了，要把路修得更好，把村里的绿化也搞起来。”他还参观了这个村建设的农民公园，公园也做得很好。他对乡镇干部说：“你们是明星镇，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做这么好，我看呀，你们做得再好一点就可以当状元了。你们一定要把路修好，把绿地和公共设施进一步建设好、管理好。”接下来，他对随同调研的市里领导同志说：“三明是山区，我们对山区发展一定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咱们的山区，山区是很好的，好山好水，我们就要画好这幅‘山水画’。”他还说：“我们还要继续把典型的村指导得更好一些，成为三明市永安市高标准的示范窗口，对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也有示范意义。”在习近平同志嘱托下，现在霞鹤村已成为一个美丽乡村。这里的水资源很丰富，生态环境很好，产业结构也调整得比较好，创收主要靠林业、矿产、养殖，农民收入逐年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省里工作期间，是如何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

黄贤模：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经常强调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早在他任省委副书记时，所到的任何地方，生态建设情况都是重点考察的内容。他在生态建设方面的真知灼见，高屋建瓴，很精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正是有这样的重视、探索和积累，生态文明建设才成为他今天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时就强调这样一个理念：一定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识。他强调，现在的青山绿水，似乎看起来没有多少价值，但从长远看，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要保留山的优势、水的优势，做好生态保护这篇大文章，才能促进内地的崛起。1997年4月，他到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调研，眼前是很清澈的金溪，对面是青翠的群山。他叮嘱村干部，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要扎实抓好山地开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有优势的资源。

他对常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顺说，生态林业也是未来林业，我们要把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统一抓好，要把水土保持摆上重要位置，否则将来就会满目荒山、两手空空。常口村支部书记张林顺在20多年时间里，一直谨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村里一直对生态做了很好的保护，引进的一些企业都是不破坏生态的，靠休闲旅游业、观光农业、特色养殖业发展得很好，守住了青山绿水。现在，这个村人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口矗立着两块石碑，一个碑刻着乡村民约，另一个碑刻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叮嘱。常口村先后荣获“省级园林式村庄”、“省级生态村”、“省级水利风景名胜区”等荣誉称号，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成为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采访组：据我们所知，习近平同志还曾经担任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您现在还担任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在计生工作方面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黄贤模：2002年5月，习近平同志签发了一个计划生育条例送省人大审议，他修改了条例标题，把原条例名称《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改为《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原条例标题中增加了“人口”两个字，这是一个重要修改。同时还对其中一些条款作了重大增写和修改，加了一条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计划”的内容；还加了一条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积极开展基础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咨询服务的条款。这说明，他很早就意识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习近平同志在我们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讨论这个条例的时候，还专门嘱咐大家：“希望今天参会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个条例，要提高认识，抓好落实。”

采访组：您长期在福建工作和生活，曾经与习近平同志住在同一栋楼上，请您讲一讲你们生活上的交往。

黄贤模：有一段时间，习近平同志跟我住在一栋楼里，我在他楼下住。他生活是很简朴的，彭丽媛同志工作繁忙，在福州的时间比较少，习近平同志经常自己做饭，生活比较艰苦，有时候晚饭就是煮一碗面条，填饱肚子就行了，很简单。他除了游泳、登山等健身活动外，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他跟我说过，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休息之余，有时他会跟我很随意聊聊天，有时会就一个话题进行很深入的交谈，无论聊什么，都很坦率，很真诚，讲话很实在，很有人情味。我调到三明工作以后，很少回家，但有时回来在楼前碰见他，还是会站在那里聊一会儿。

1997年，我在三明工作期间，10月份拟在宁化县石壁村举办客家文化旅游节暨客家祭祖大典。客家有200多个姓，族群遍布两岸三地及世界各地，人数约1亿左右。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加强侨胞和家乡亲人之间的联系，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加强三明与外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祭祖大典之后，我们还准备搞一场晚会。为了增加晚会的影响力，我就跟习近平同志请示说，彭丽媛同志不要说在国内，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名气都很大，“粉丝”很多，能不能请她来我们的晚会上唱唱歌？习近平同志当即就爽快回答说：“没问题！”我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痛快，非常高兴。到了晚会的前一天，彭丽媛同志就赶来了，还帮我们带来了郁钧剑等几个大明星。我们非常高兴，但之后才知道，实际上她这次来是很不容易的，她是抽空赶过来演出，之后又要赶回福州，再飞回长沙参加“心连心”的一场演出。那天演了两场，白天一场，晚上一场。晚会上，彭丽媛同志一共为我们唱了4首歌，所唱的《我爱你，塞北的雪》《在希望的田野上》《珠穆朗玛》《我的祖国》等都是她非常拿手的曲目。唱完，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们三明的同志深深感谢她，都说这是一场难忘的精神享受。演出之后，她也不休息，我们马上用车把她送回福州。那时三明到福州没有高速路，路途挺颠簸的，彭丽媛同志很疲劳，在车上盖着一个毯子就睡着了。到福州以后，我们按照规定给她出场费，她坚决不要。之后我又派工作人员把出场费交给习近平同志，又被他退回来了。后来我碰到习近平同志，就问他：“我们按规定给彭丽媛同志出场费，一分钱也没多给，为什么不要？”习近平同志笑了笑，回答说：“我在福建工作，我不能要福建人民一分钱。”这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另一件事，也使我很感动。2007年3月，我到浙江出差，准备17日离浙返闽，16日我便给他的秘书挂电话说想拜访一下老领导。他秘书说，两会（3月16日）结束，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有点事，可能17日回不来。我说，那您就代我向他问个好。但我没想到第二天（17日）上午，秘书打电话说，习近平同志当天中午可以回浙，请我下午两点半到他办公室。到了他办公室，秘书说最多见20分钟，结果我们一直谈到3点半，其间秘书来催了两次。此时，我赶紧起身，说我4点多的飞机也要赶机场。习近平同志说，机场离这里很近，别着急。我说不行，已经耽误您太多时间了。临别前，他叫我等一下，原来他到办公室里拿出一本刚编好不久的《习仲勋画册》送给我，他说还没对外发行。遗憾的是匆忙之间没请他签个名。这本画册很珍贵，记载了习仲勋同志光辉的一生以及他们一家的革命奋斗史，很有纪念意义，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也很有现实意义。这本画册我一直珍藏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为人是很真诚的，他在工作时是大家的领导，在生活中是大家的朋友。他这种重情重义的高贵品质让我终生难忘，很值得我们学习。这次难忘的见面后，他就到上海任职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97年4月1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在沙县开完全省农村小康会议后，到泰宁县考察农村建设、旅游开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在泰宁上青溪，习近平同志和大家坐上竹排顺流考察，竹排在溪中撑了一段之后，忽然一条小红鲤鱼跳到竹排上，恰巧落在他身边。他便弯腰把鱼捧起来，放在一个装满溪水的小塑料袋里。到了岸边，他小心翼翼把小鱼放回溪中，望着它慢慢游走。这件事情给当时随同他考察的每位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没想到他对小生命如此爱惜，不仅救了它的生命，还让它回归自然。这不仅透露出习近平同志心地善良，而且反映出他对生态、对动植物的爱护，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也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感人小故事，在三明广泛流传。

习近平同志待人接物很细腻。我们宿舍楼里住着一些孩子，他们从外边回来，要上楼回家，习近平同志只要遇到他们，都会主动开楼梯安全门，让小朋友先上楼。这个小故事是当时小朋友告诉我的，虽然事情很不起眼，但这体现出他身上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博学睿智、平易近人、朴实低调、有情有义的人，他学识渊博，热爱群众，关心干部，并且胸怀宽阔，宽容待人，善于团结人，是一位难得的好领导。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7月20日第3版）

采访对象：陈芸，1947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历任兴业银行副总经理、总经理、行长、董事长。2000年4月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2002年3月任副省长。200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11年1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陈芸同志，您好！从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之初您就认识他，是否能回顾一下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陈芸：

1985年7月，我到福建省政府工作，给王一士副省长当秘书。王一士同志当时分管的对外开放工作涵盖厦门特区，我跟随王一士同志去厦门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习近平同志。那个时候，他也刚到厦门工作。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习近平同志的父亲是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时，他给我的印象很出乎意料：他那么年轻，言谈举止又那么老成、沉稳。他在北京长大，又在北京工作过，见过的中央领导同志和革命前辈肯定不少，但他对我们这些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仍是非常尊重，态度非常谦和。

王一士同志第一次在厦门见到习近平同志，就跟他建议说：“你刚到福建，做厦门特区的工作，周边的情况还是要熟悉一下，有机会我和你一起走一走。”不久，王一士同志就邀请他一起到“闽南金三角”走了一圈，详细了解“闽南金三角”的经济社会情况和改革开放形势。

那几年，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厦门。我经常在旁边听到习近平同志和王一士同志深入探讨工作上的事情，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领会中央的政策，研究特区对外开放问题。他们深入交换意见，畅谈自己的思路和见解。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对情况很熟悉，对工作很内行，思路很有条理，也非常清晰。我感觉到他很不简单，经验和见识远远超越他的年龄。我想，他应该是积累了相当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和勤奋思考，才能历练得如此沉稳又敏锐。

王一士同志是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见的人很多，看人也很准，对习近平同志的评价非常高，多次对我说：“习近平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很有头脑，很有见地，他是个帅才！”

采访组：

您后来为习近平同志做服务工作是怎样一个机缘？请您讲讲省政府这段时间的情况。

陈芸：

王一士同志年满60岁以后，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我仍留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再以后，福建省筹建兴业银行，组织上要在省政府办公厅物色一个人去做副行长，把我选上了。那段时期，习近平同志已经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和他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

习近平同志1999年下半年开始主持省政府工作。2001年4月初，我离开兴业银行回到省政府工作，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开始直接为习近平同志服务。因为我对他的才华和为人都很了解，所以对组织上的这个安排非常高兴。但是，工作一上手，我还不太适应，毕竟我有10多年不做服务工作了，很多地方比较生疏。

上任不久的一天，我随同习近平同志去一个地方调研。路上，习近平同志问我：“明天上午省委那个活动几点开始？”我一下愣住了，回答不出来，后来是他的秘书回答的。为这件事情，我很自责：第二天的活动，我作为省政府秘书长竟然不知道几点开始，这是很不称职的。由此我就想到，前些年在兴业银行，是别人给我服务，我现在得转换角色了，必须有主动服务的意识。不过，习近平同志什么也没说，更没有批评我，但我心里十分愧疚。

此外，我也有处理事情不妥当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最多就是问一句，了解一下情况，有时会告诉我：“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就说：“习省长，我知道了，我弄错了。”但他从来没有一句批评的话。他知道，不用批评，我们自己就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习近平同志对下属一向很宽容，也很理解。

采访组：

通过配合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您对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您的角度看，为什么王一士同志那么早就说习近平同志是帅才？

陈芸：

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习近平同志有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这不仅仅是学习马列著作形成的，还和他的父辈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习近平同志的成长历程跟一般的高干子弟有所不同，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遭受迫害，这使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历尽坎坷，备受磨炼。有一次，我们交谈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告诉我，“文革”开始时，他才十几岁，因为父亲受迫害，自己也被打成了“黑五类”，无端地被造反派抓起来关了一二十天。后来跟随知青大军下乡，他坐在去延安插队的火车上，别的学生都哭成一片，他却很坦然。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不知还要遭什么难，说不定连命都没有了。虽然他的家庭遭遇了变故，使他度过了坎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但父辈的教诲始终让他保持着坚定信念。这种磨难没有把他击垮，反而让他得到了真正的锻炼，接触了平民百姓，熟悉了基层实际，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他就是这样通过苦难历程磨炼了坚韧毅力，涵养了正能量，满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干部，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第二，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里，满怀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和抱负。他在担任福建省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抱负：为人民做好事，为福建作出新的贡献。一切为了人民，这决定了他抓工作决不急功近利，而是放眼全局，放眼长远，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常说这么一句话：“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都是在最后关于政府自身建设那一部分突出讲述人民政府应该如何做到真正为“人民”。把这3年工作报告最后那部分的标题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系列观点，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年以后，习近平同志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连续几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也都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连贯性，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我看过中央党校内部编印的《习近平党校十九讲》，收录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19次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第三，习近平同志为了崇高的理想，不仅胸怀大局、高瞻远瞩，而且脚踏实地、不辞劳苦。在工作中，他特别重视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交流意见，吸收营养，科学论证。每临周末，他都要提前安排他下一周的活动，这个事情主要是我牵头提出建议方案。他的秘书会告诉我下周他的安排考虑，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也会报过来省委的下周安排意见，我把这些安排都拢起来，结合他平时交代的事，把他一周每天早中晚的时间都安排上，然后把建议方案再报他审定。有几次，习近平同志看完方案之后，严肃地跟我说：“陈芸，有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不行啊。”在他看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是做好工作的必修课。他觉得，有一段时间不下去了解情况，不跟群众接触，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所以一定要下去调研，到基层了解实际情况。而他每次到基层去，都是如鱼得水，充分接触群众，全面了解基层实际，研究方针政策措施，帮助基层和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

采访组：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与人交往的“情商”与工作当中的“智商”同样重要，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与人沟通中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陈芸：

第一，他善于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他对同志满腔热情，如同手足，待同志们都非常和蔼亲近。干部有事也愿意找他，一个班子里的成员也好，省直厅局和地市县的部属也好，都喜欢找他。谈工作，他绝对会有回应，能否解决，或者是走哪一条途径去解决，绝对不会给你打太极，推三阻四。谈思想，他总是耐心倾听，坦率交流，能把干部的思想疙瘩给解开。

我记得2000年省级机构改革时，有些干部要适当提前离开党委政府部门，有的干部不理解，思想上有负担。比如当时有位省长助理，因为省级机构改革要求不再设置省长助理职位了，这位同志就被安排到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当一把手，保持正厅级。可是他有了思想负担，来找习近平同志谈心。正好我有事要找习省长，就在外等候。我看到他是心事重重进去的，出来时就显得坦然多了，还笑着跟我打招呼。习近平同志总是能够通过以诚待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来化解同志们心中的疙疙瘩瘩。

平时我们干部要找他谈心，他从来没有拒绝过，都会一一安排到日程上。他有个小本子，时常会拿出来并对我说：“你看看，下周你能不能安排半天，我要和几位同志谈谈话。”他从不会嫌麻烦、怕惹事，总是愿意帮助干部解开疙瘩，化解烦恼。他跟干部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以他特有的魅力营造了促进干部健康成长、整体和谐运转的环境。

第二，他很善于做沟通工作，思路宽阔，坦诚相待，善于解决复杂问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福建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旅缅华人吴庆星先生归国定居后一手创办的一所很有特色的本科高等院校。仰恩大学原来是招收预科的，后来国家教育政策调整，仰恩大学要停办预科。这下吴老先生就不满意了。吴老先生爱祖国爱家乡，做了很多好事，但他脾气也很大，那个时候他就说：“今年不给我招预科，我什么都不招了，我停止招生。”当时，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和吴老先生都是讲闽南话的乡亲，他去做工作，却吃了闭门羹。后来，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去了，也不行。再后来，分管宣教口的一位省委副书记和吴老先生既是熟人又是同乡，去做工作，也是无功而返。

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就说：“那我们走一趟吧。”那天到了泉州，市委书记和市长就陪同他一起去仰恩大学。吴老先生知道习近平同志要去看他，老早就打扮整齐出来迎接。这些福建侨界知名人士跟习近平同志都是君子之交，很敬重他。到了吴老先生住处，又是品茶，又是问候，寒暄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位就在客厅里促膝谈心。谈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也到了中午，他们两位走出客厅。吴老先生笑眯眯地说：“在这里吃家常便饭吧。”

吃饭时，习近平同志对着我们点了点头，意思就是解决了。具体怎么谈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吴老先生想通了，同意停招预科，参加正常招生，将仰恩大学招生工作纳入了正轨。

第三，他善于广交朋友，为事业扩大“朋友圈”。2001年，我随同习近平同志出访澳门，何厚铧先生时任澳门特首，热情接待习近平同志一行，全程陪同我们的是后来也担任澳门特首、时任社会文化司司长的崔世安先生。我们在澳门待了两天，各种参观、考察、会商、会谈不断，既要参加一些跟葡语系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活动，又要参加纪念妈祖的盛大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是，习近平同志还是抽出时间，在晚饭之后会见福建社团的代表人物，既肯定他们爱国爱澳，做了大量工作，又鼓励他们加强团结，携手共进。习近平同志这么做，意义重大。他作为福建省主要领导，希望福建社团、福建乡亲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对澳门的繁荣发展稳定作出贡献。澳门福建同乡会的各方面人士都很敬重他。我们还去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等知名爱国人士，他们也都对习近平同志非常尊重。马万祺副主席还设家宴款待我们。这些足以见得，习近平同志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联结成为肝胆相照、利国利民的诤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自勉联，习近平同志特别赞赏，不仅时常宣扬，而且身体力行。

采访组：

您经常随同习近平同志下基层调研，调研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芸：

我经常陪习近平同志下基层，发现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特点，凡是他安排过的事情，他都要亲自去调查研究，都要检查落实情况。比如，治理“餐桌污染”，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他在会上周密部署，会后定期跟踪检查，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指导解决。

先说说治理“餐桌污染”。2001年，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在福建提出并一手推动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这个起因就是他始终关注民生，对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有很深刻的认识。当时，习近平同志先是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件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的大事，也关系着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能否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后，当年8月，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加快治理餐桌污染，推进食品放心工程建设，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的食物消费环境，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会上，他作出庄严承诺：“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使命。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食品放心工程开始了，福建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

习近平同志治理餐桌污染的决心，正是他民生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和发展观的鲜明体现。不管是在福建，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始终把食品安全摆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来重视。

再说说机关效能建设。习近平同志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提高机关效能：岗位负责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告知制度等等。还成立专门的督查部门，对各项工作进行督查。继而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并要求各个市、各个县都搞 “一栋楼办公”，让老百姓能够把诸多审批手续都集中在这栋楼里办妥，避免群众来回奔波。

刚开始实施“一栋楼办公”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税务局、工商局、质监局等系统的窗口开设好了，可是群众把材料送进去，工作人员就说：“好，先把材料放这里吧。”这是因为他们无权处理，还得把材料带回去办理。如此一来，窗口只能收材料，而不能解决问题，公文运转慢、办事时间长的问题仍然存在。习近平同志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当时，福建省建设厅也有个便民服务中心，很多材料送到那里去审批，工作效率很高，搞得很好。习近平同志安排到建设厅调研，就问当时的建设厅厅长：“你们是怎么提高工作效率的？”厅长说：“我们开头也有窗口只收材料不解决问题的情况，现在我们实行有限授权方式。就是说，凡是在某一个授权范围内的，不管派谁去，不管他在处里是什么职务，都有权力来处理。这样，老百姓的问题就能当场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及时推广了这种好经验。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到基层去调研，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摆样子，而是真的沉下去办事，扎扎实实解决问题。而且，他调查研究就是坚持今天所讲的“问题导向”原则，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福建曾经搞过一个“先行工程”，主张山区要发展，公路要先行。“先行工程”下了指标，但是有的地方财力跟不上，管理不够严格，工程质量参差不齐，修成的公路表面上好看，过了一年半载，不是这里塌陷，就是那里坑坑洼洼。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去山区调研，我们乘坐的中巴车开到山区的路上，颠簸很厉害。在那个县的汇报会上，他点破这个问题说：“要敢讲真话，我们共产党是靠求真务实起家的，靠实事求是起家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存在的问题必须敢于正视，敢于提出，只有提出问题，解决的办法才能随之而来。”接下来，他还举了彭德怀同志的例子，并告诉我们，彭德怀同志在工作中是如何做的，如何敢于正视和提出问题的。他的这段讲话，很深刻，也很有针对性，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

回到福州之后，按惯例，省长下乡回来要有一个综合报道。于是，随行下乡的《福建日报》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准备第二天见报。我回到家，已是深夜，这位记者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觉得习省长昨天脱稿讲到彭德怀的这一段太精彩了，我想另外搞一个特写，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我也觉得那段话讲得特别好，就答应了。后来，那篇特写刊登出来之后，反响特别好。

第二个例子。福建曾经有一个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赖昌星利用巨额贿赂来腐蚀干部，不择手段牟利。这起走私案涉及金额之巨、犯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涉官员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远华案的重灾区是厦门，也波及泉州。案件查处以后，一些干部消极地总结：以后再也不敢跟企业家来往了，再也不敢接触投资业务了，能躲就躲，退避三舍。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些地方失去很多发展机会，也失去了一些真诚可交的朋友。

对于这些，习近平同志心里很清楚，当时也难得有他敢于挺身而出，带头破除这种消极心态。他带我们到泉州专门做了调研，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泉州的企业家很多，有不少是“大佬”级的。在那次座谈会上，他就讲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应有的关系。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应该是君子之交，大家的目标都是强国富民，你做企业，合法地赚取利润，给国家带来税收，给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为地方发展作出贡献，政府应该为依法经营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大家总要来往嘛，总有事情要商量，你来我往，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要做君子之交，不搞那些拉拉扯扯、塞红包什么的。”在泉州市的汇报会上，他也对干部们讲了这么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所以他在遇到问题时，始终能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及时解决问题。

采访组：

“生态福建”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陈芸：

2002年初，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省政府工作报告，在各方面征求意见之后，报告趋于完善，差不多定稿了。这个稿子要送到省委常委会去审议，报告里就有“生态福建”的提法。结果有人却说：不要再提“生态福建”了，已经有“数字福建”了，不要再搞这个福建、那个福建了。在会上听到这样的“高论”，习近平同志也没说什么，回头修改的时候，实际内容还在，日常工作照做。其实，“生态福建”在全国来说，已经是很有影响的。有一次，我在北京开会期间，遇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当时我与他在电梯里相遇，他还对我说起“生态福建”的事情。他说：“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在全国走在前列，你回去跟黄小晶省长说一下，要继续抓好。”

当时习近平同志就高瞻远瞩主持制定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召开全省会议专门部署，工作抓得很紧。因为他认为，“生态福建”建设，不是一届政府就能做完的，需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现在，福建空气质量这么好，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福州、厦门、泉州都成为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城市。福建的“五江一溪”——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赛江、木兰溪的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期间打下的基础，而且还形成了下游受益的地区给上游地区补偿的良好机制。比如，九龙江的源头在革命老区龙岩，那里的经济发展在当时是相对滞后的，九龙江的最后一站是厦门。九龙江生态环境好，厦门直接受益。习近平同志就制定和实施了这样一种生态补偿政策：由厦门每年拿出一笔钱给龙岩，进行养殖业的无害化处理，治理面源污染，带来全流域皆大欢喜。

生态建设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不同领导岗位上一直高度重视的工作。在省政府时，他作为省长，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既敢于谋划，又尽力而为。今天福建的青山绿水，离不开他当年倾注的精力和心血。

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习近平同志是秉承初心、十分执着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即使遇到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他不是跟你争吵，而是坚持去做，贯穿始终，锲而不舍。最后大家会发现，他的思路和举措是富有远见的。这也正是福建干部群众特别敬重他、念叨他的重要原因。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总结的“晋江经验”，对我们国家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请您谈谈“晋江经验”吧。

陈芸：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晋江考察，专题调研总结“晋江经验”，揭示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提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晋江发展指明了方向。

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前非常贫穷，没有工业，土地贫瘠，海边沙地只能种番薯等农作物，老百姓经常吃不饱肚子。今天，晋江已经脱胎换骨，富起来了。晋江的发展起步于晋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力兴办乡镇企业。

习近平同志去晋江的时候，晋江的相关资料都写作“晋江模式”。后来，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中把“晋江模式”改称为“晋江经验”。他说：“我们不要叫‘晋江模式’好吗？模式总带有一种固定的架构，我总觉得我们晋江发展的实践还在继续，创造经验还在不断地成熟，还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可能我们叫‘晋江经验’，更符合晋江这些年来走过的道路与付出的汗水，也更符合我们对它将来做得更好、走得更快的一种期待。”他那次讲话既深刻、独特又符合实际，让人耳目一新。

然而，这次讲话并不是他第一次对“晋江经验”的认识、总结和归纳。他当省委专职副书记的时候，分管农村工作，为了抓扶贫、抓农村发展，他走遍了福建所有的县，已经对晋江发展的得失经验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作出了科学总结。

2002年8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

“六个始终坚持”的经验，完全符合晋江的实际情况。对晋江来说，光是追求引进石化、钢铁等大企业，是不现实的，也无法使那么多农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且，晋江这个地方是侨乡，侨资多，港资多，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华侨只愿给自己盖房子，或者修自己村里的小马路，再“伟大”一点就是办学校、敬老院。那么，怎么引导侨资、港资从“小范围”的建设家乡到“大视野”的发展家乡生产力？这都是发展晋江经济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其中就有一条：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六个始终坚持”的总结和推广，对于闽南地区乃至于整个福建县域经济振兴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晋江经验”，有益于干部群众把地区的发展引上符合地方特色的道路上来。2017年3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晋江经验”的长篇报道《晋江之路》，从产业到人文、从生态到民生，全面梳理了习近平同志当年总结的“晋江经验”，反映了晋江在新世纪创新发展的辉煌实践，使“晋江经验”进一步由福建走向全国。

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生活中都有很多接触，相信对他为人处世方面也有很多观察和思考。请谈谈您的感受。

陈芸：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大家都非常想念他。当年他的品格作风，他的宽广胸怀，他的平易近人，他的朴实言语，给大家营造了一种既履职尽责又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我们今天回忆起来都非常感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他治国理政的高瞻远瞩受到人们景仰，他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折服。如今我们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上看到他待人接物是多么谦和务实。其实，当年在福建的时候，他无论对领导干部还是对普通群众，时时处处都展现出这样的本色和光彩。

尊重老同志，诚恳地向老同志学习，更是习近平同志一贯的好作风。我还记得习近平同志刚到厦门任副市长时，王一士同志带他到多地调研，一路上他都非常注意多看多听。和王一士同志在一起时，他都会站得靠后一点，大家在一起时他几乎不主动说话。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既体现了他对老同志的尊重，又折射出他性格的严谨、谦虚、沉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讲规矩”，是非常有道理的。规矩有大有小，待人接物，看似无关宏旨，但很能反映一个人的修养水平和规矩意识。习近平同志年轻的时候，就始终是这样磨炼自己。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福建省委老书记项南同志也是习近平同志特别敬重的一位老领导。在改革开放之初，项南同志提出“福建要念好山海经”。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靠山靠海，田地很少，“念好山海经”是很符合福建实际的发展观。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地区和市里工作，还是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和省长，都在实践和发展这样的发展观、写好山海大文章——在山区坚持不懈抓水土保持和绿化工作、开发工作，推动林权制度改革和“生态福建”建设；在沿海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临港工业，扩大远洋捕捞，发展人工养殖等。他的这些举措，是在对项南同志提出的“山海经”基础上的进一步大胆探索和长足发展。可见习近平同志不仅是在礼节上尊重老同志，更是用心承接和发扬老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特别亲切，对普通工作人员非常关心。有一个我终生难忘的事例，就是他在离开福建前从办公室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那天中午，已过12点，他马上要去午餐，然后就要去机场，飞赴浙江上任。我在他办公室等他一起离开。这时，习近平同志打通了内部电话，对着话筒说：“总机吗？”在听到话务员答复后，他亲切地说：“我是习近平，现在中央调我到其他地方工作，我对你们这么多年的服务表示深切的感谢，请您也转告其他同志。”这样的周到，这样的细致，这样的温暖，我相信话务员们一定很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让干部和群众都暖心的人。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别人、装着群众，才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敬重和爱戴。

采访对象：黄建兴，1948年1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9年8月任福州市林业局副局长，1990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1月起历任福建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处长，1998年4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2008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农经委主任，其间借调国家林业局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2011年1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5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建兴家中

采访组：黄建兴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您也在这一时期调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90年代末你们又在省委一起共事。请您谈谈你们一起共事的情况以及您对他的印象。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1990年调任福州市委书记。那时，福州市有五区八县，农村工作占到很大比重。他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为了加强市里对农村工作的协调和推动，提出让一位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干部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市领导工作。经过市委组织部推荐，我于1990年5月就任此职。从那时起，我与习近平同志有了工作接触。

在工作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习近平同志心中的分量，感受到为民情怀已经深深融入习近平同志的血脉。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妥善处理1990年连江县琯头镇官岐村发生的“8·2”恶性群体性事件。当时，福州久旱不雨，镇上派工作组到官岐村协调分水灌溉工作，有名干部发现一位农民私自扩大农田进水口，大发脾气，争执当中把群众推倒在水田里。事情发生后，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这名干部见势不妙，跑离现场向镇党委负责同志汇报，说官岐村农民造反，应马上派人教训一下。镇领导没有认真细致了解情况，头脑一热，当即组织几十个人把村子围起来，打骂群众，冲到村民家中打砸家具，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琯头镇是侨乡，海外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侨民知道这件事之后都很生气，组织人到市里反映，要求严肃查办。他们手头掌握了一份记录现场过程的录像，表示：“如果市里不能解决，我们就到省里去告。如果省里还不能解决，我们就通过侨界告到中央去！”事态进一步恶化。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市任职不久。他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处变不惊、非常沉稳。经过初步了解，他指出：“群众是占理的，干部野蛮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当机立断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然后做好安抚工作，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这个调查组由公检法等部门的十多位同志组成，让我带队。临走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叮咛我下去之后不要搞官官相护，要多听群众意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经过一个月认真细致地工作，调查组稳住了局面，掌握了真实情况，回来后向习近平同志主持的市委书记办公会作了汇报。他听取汇报并看了相关录像，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处理的宗旨，就是为民伸张正义。对欺压百姓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市委秘书长林文斌同志向连江县委县政府传达了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县里及时处理了殴打侮辱群众的干部，并安抚了受害者。由于事情处理得公正、合理，得到了官岐村群众的谅解。调查组离开时，村里的老百姓夹道欢送，还放了鞭炮，连江县的海外乡亲也口耳相传，大家都称道习近平同志是“包青天”。

通过这件事，我对习近平同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印证了我之前听到的他在宁德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他那么年轻，却敢于担当，能够秉公处事，替老百姓伸张正义，实在令人钦佩。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98年，那时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工作，我也调到了省委办公厅直接为他服务。有一次我陪他到福清市调研，晚上8点多返回福州市区途中，遇见一起卡车和摩托车相撞事故。习近平同志看到骑摩托车男子倒在血泊中，要求立即停车下去看看。我们都劝他，交警已经到位了，就不用管了，还是继续赶路吧。习近平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倒在那里的如果是你们的亲人，你们会不会下去。”他下车察看后，马上叫人拨打120，接着俯下身握住伤者的手安慰他：“不要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帮忙呢。”1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等伤员上了救护车，习近平同志反复叮嘱一定要抢救过来，然后才回到车上。在返城的车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得出来心情很沉重。车上静悄悄的，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坚持下车去看望伤者，是因为他确实把群众当作了亲人，十指连着心。

习近平同志还真诚爱护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7年，省委办公厅要调我去工作，但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一直没去。1988年夏天，我忙于抗洪，疏于照顾家中孩子，耽误了医治时间，17岁的儿子在生病17天后突然离世。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给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几近恍惚。1990年下半年，省委办公厅又动议调我去，这次是通过习近平同志做我的工作。

1990年12月26日，是我至今难忘的日子，习近平同志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我说：“习书记，我不想去省里工作了。”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想的，跟我说说。”我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没什么意思了。”沉默了一小会儿，习近平同志说：“建兴，你所遇到的这种打击，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是，过去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了。你作为一个男子汉，千万不要消沉下去，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调到省里面，工作忙一点，还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我说：“您这么理解和关心部下和百姓，我很佩服。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想跟着您好好工作。”他对我说：“你先去吧，以后日子长着呢！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共事。”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也并不多，但他这么大的领导，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跟我聊家常、谈心事，不摆任何架子，字字句句都是贴心体己话，都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让我心头一热，眼泪夺眶而出。习近平同志马上拿出抽纸递给我，让我擦眼泪，临别时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无限的力量。我一个劲地重复着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一直思考和推动生态省建设，您先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又到省林业厅当厅长，了解他的初衷和想法吗？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任专职省委副书记时，主管农业农村和统战双拥等几块工作，我在省委办公厅为他服务。那个时候，他对生态省建设就有很多思考，曾说过：“生态资源是福建最宝贵的资源，生态优势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建设应当是福建最花力气的建设。”

199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武夷山市调研生态保护，在车上利用空隙时间给我们上生态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是美国夏威夷岛当地政府想利用优越自然环境发展农牧渔业来繁荣经济，当地议员和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要利用这个自然优势，把生态环境文章做足才是真正出路。最终，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退耕退渔去牧，由此才使夏威夷岛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习近平同志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武夷山应该把自然生态保护好，这是关系武夷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年，生态建设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在习近平同志的头脑中，生态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愈加强烈。

1999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平潭考察沿海防护林。当走到芦洋乡洋中村时，知识渊博的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讲起乾隆十四年当地发生的“一夜沙埋十八村”史实，当时全村无人幸免于难，只逃出一只小猪。随行同志听了之后，都笑了出来。他立刻严肃批评说：“你们还笑得出来，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一个生态环保的反面教育基地，让子孙后代都明白生态保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后来，我到省林业厅工作，根据他的指示精神，在当地建立了十八村森林公园。

2001年，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亲自担任福建省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前瞻性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规划。2002年，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同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从此，福建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此后，福建作为样板，带动了全国十几个生态省的建设。

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讲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2002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带着我们从福州前往武平县调研。车过闽侯县祥谦镇五虎山下时，我向他介绍了五虎山的神奇之处，其山顶平如桌面，五个山顶就是五个桌面，无论是山体面貌还是生态环境，都堪与只有一个平台的世界名山南非开普敦的“桌山”媲美。习近平同志非常感兴趣，立即交代司机慢慢开，边看边感叹：“这五个山头虎虎生威，真是神奇之山，离市区又这么近，以后将是福州百姓的好去处。”他还说：“我在福州工作时，请新加坡专家参与制定福州市总体规划，以八一七路为中轴线，延伸到这里，应该是福州南向最大的案山。”他对我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你们林业厅应把这一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好，决不能被破坏掉，否则大自然不会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根据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我出差回来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和规划。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五虎山2004年就被列为省级森林公园，之后又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方圆4万多亩的生态风貌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福州市民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基地。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高瞻远瞩，以五虎山的环境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要大兴土木搞大建设，估计早已面目全非，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前不久，闽侯县学习借鉴尼泊尔的经验，决定在五虎山启动实施“国际百里徒步线路建设计划”，保护发展五虎山迎来更大机遇，将为福州和全国人民生态体验、休闲度假和环境教育提供广阔空间。

2002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研视察特大洪灾灾后恢复情况时指出：“现在看青山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无法估量。”

在“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基础上，福建创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特别是2014年，福建有34个县（市）不再把GDP纳入考核范围，而是把林业的“双增”目标纳入年度考核，将森林覆盖率作为重要指标，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同时，福建还建立了森林资源保护问责机制，对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态省建设中，福建不断加强自然保护区、沿海防护林、重要湿地等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同时也加大了林业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力度。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征森林资源补偿费，并且逐步完善了森林生态的补偿机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福建”战略构想，和他20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一致的。福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起步早，而且力度很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都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的生态理念一脉相承。

采访组：福建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抓起、亲自主导的。当年，他是怎么提出这项制度改革的？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1996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到沙县调研奔小康和农业农村工作时指出：“要考虑林业产业化问题，既然沙县是林业大县，除了要一个林业生态效益外，还应该要林业的经济效益，真正把林业当成产业来办。我省是全国的林业大省，林业也是我省的支柱，这个文章大家要共同来做好。”这个提法与当前习近平同志为福建提出来的“生态美、百姓富”的要求是一致的。

他曾对我说：“福建林业曾经辉煌过，随着形势的变化，各种矛盾的积累越来越多。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我们干林业，不能只见林不见人，林是人造出来的，首先要研究造林的人对林子的利益关联度和关注程度，千方百计调动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这是林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2002年5月任省林业厅厅长，他专门找我到办公室深谈了一次，谈话的主题就是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他说：“集体林本身就是村民集体共有的，应该还山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能不能把林地当成农田一样家庭承包到农户去？”我当场表示：“这个想法很好，我上任后的这段时间，主要花时间找省、市、县三级林业干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们的共同意见，就是林业要发展必须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武平县委县政府今年4月已经出台了关于林地林木产权制度改革的文件。”

习近平同志说：“好，我们近期抽时间到武平调研一下，先搞试点。”他还提醒我：“此事要慎重，因为80年代林业‘三定’时，有些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的局面，所以中央暂停分山到户。到现在，能不能分山到户，中央还没有明确的态度。我们只干不说，试完再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在福建大力推动林权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因？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分管农村农业工作时，经常深入山区林区调研，十分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这促使他下决心推动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福建在林业方面有五个困难：一是造林难。群众有句顺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门山，年复一年还是一片光头山。”二是防火难。群众不但不担心森林火灾，反而还盼着等火灾后上山砍烧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有一位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山林着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赶过去，群众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帮忙救火的，还说风凉话：“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每场森林火灾，部队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众却袖手观火，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乱砍滥伐严重。当时全省规模不等的乱砍滥伐事件，一年高达万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年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现象。四是技术推广难。几十年来，我们林业科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农民没有造林积极性，即使有了技术，也难以推广。五是干群关系处理难。农民常说：“集体林干部林，群众收入等于零。”这句话并不夸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是重点林区的村，农民从林业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农民称“村里面的林业收入是补不完的干部补贴，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办不完的‘公益’事业”。一个时期以来，涉林腐败案件频发，干群矛盾加深。正像习近平同志预判的那样，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二个动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誉为“绿色的金库”。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变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着“分山到户”，却没有盼到。当时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却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业实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体林，所以老百姓盼着分山，也没盼到。到了80年代，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但是也没有搞彻底，那时候很多人有山无证或者有证无山。后来，两山并一山，逐渐演变成了“干部林”，使群众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说：“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林权制度改革。

以上这两点，我理解，就是习近平同志推行林权制度改革两个最重要的动因。

采访组：当时搞林权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风险的。请您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有魄力进行改革探索呢？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有这个胆量，首先来自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土地，是政治问题，也是民心问题。

之前分山到户造成乱砍滥伐，现在搞分山到户有没有风险？林改之初，习近平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20年了，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稳定向好，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农村干部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社会因素。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对头，就是有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对推进这项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跟我们畅谈土地关乎民心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中国共产党靠着“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亿万民心，所以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还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一旦对人民承诺了任何事情，就必须兑现。该做的事情不做，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

当时，我们也为习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年轻的省级领导，敢冒这个风险，只能说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怀。十几年过去了，回想习近平同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敢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解决的林地使用制度这个难题，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试点？

黄建兴：从全国来说，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选在武平做试点。武平县位于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试点得到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要解决“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当时，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家在摸索中进行改革，各种争论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张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户，体现公平优先。另一部分人主张大户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山林的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只有大户承包才能经营好，体现效益优先，采用竞标办法把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关键时刻，2002年6月21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林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农田承包必须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国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地确定了林改的正确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与几十年来多次的林业改革最大的差别，就是触及了产权。习近平同志说，多少次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因为都只在管护责任制上兜圈子，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在他的指导下，林业厅2002年8月邀请国家林业局法规司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领导和专家就林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模式。后来，这个创新模式被推广到全省，还被吸收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中。福建林改为全国林改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健全机制对林改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林改是很难的问题，而且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所以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后来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县还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

我听说，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看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代表时，还对武平林改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采访组：您认为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黄建兴：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从武平试点至今已十几个年头，可以说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经验是正确的改革道路选择。在林改前期，我们召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多场研讨会，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辩论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要彻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走老路，“大一统”，现在生态优先，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大量增加，还是继续由村组织统一经营。武平的试点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统”老路的新办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将林地承包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视同用益物权，在承包期内，享有对林地的占用、使用、处分、收益的物权地位，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农户，确立了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新型物权关系。这是武平林改的正确道路，也是习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导的林改之路。

第二条经验是一揽子制度设计。武平调研回来后，习近平同志叮嘱我要总结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经验，并对全省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张设计图，就如同好的建筑物离不开好的设计图，林改要成功，制度设计是关键。根据他的指示，在武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省开展林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对策。在法律层面，我们提出来要按照现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为依据，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骤上，要求先行试点，然后推开。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改，省抓县、县抓乡、乡抓村，实行包片、包村、包户、包山场地块的“四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为保证改革效果，政府还成立改革督察小组，对林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处理林情差异上，根据林农对山林的依赖程度，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村而异，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照法律，协商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有预案，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这次改革推进很顺利，不管武平县，还是福建省，开展都很顺利，风险也都得到有效管控。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10月调离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绘就了林改设计图。我两次去浙江看他，他还十分关心地问，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来了没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他还指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树要怎么砍？”——一定要改革采伐制度；“单家独户怎么办？”——一定要走联合道路。根据他的思路，我们深入调研，创新思维，在省委省政府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来，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后来，我们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规定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分田容易分山难，山有好山、坏山，阴坡、阳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龄林、成熟林，神仙都没办法分好，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来讨论，就让他们争吵个三天三夜，最终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让一步，意见统一了，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些后怕，当时我们估计这次改革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然而我们采取“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的办法，形成了和谐改革大环境，全省都很平稳，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宝。

林改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各级党组织甩手不管。我们强调五级书记抓林改，不但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组织力，保证了这次林改的成功。

采访组：怎样评价林权制度改革的历史意义呢？

黄建兴：林权制度改革不但得到老百姓拥护，也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同志曾这样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亿万农民自行创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从此有了极大的活力，它不仅能更好地利用物质资本，创造财富，而且能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正如改革开放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一样，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土地，体制一改变，奇迹就产生了。当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主要依靠农民创业积极性的调动，今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同样如此。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绿色改革与绿色发展，是在中国大地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集体林改基于林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提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个目标，初步达到了“资源增长、农民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的。国家林业局每年发布的林业改革报告中的数据表明，集体林改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效益的统一，为深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规模如此之大、涉及人口如此之广的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经过几年时间已基本完成主体任务，这在中国改革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中央党校教授李兴山评价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是在改革范围上的突破，从耕地改到林地，形象地讲是从平原改到山区。第二是在改革深度上的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真正意义上产权量化的改革，实现了产权交易。我国592个贫困县中，有496个在山区。林改在中国怎么评价都不算高。

有国外专家评价说：中国林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人数最多，也是最为成功的一场林业改革。

林改，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农村搞的试点开始，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十几年的时间，林改已在全国推开。

我们常说：“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农民对自己所有的山林产业非常重视，他们把自己的重要证件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一看，是结婚证、房产证、林权证。有了林权证，农民就像吃了定心丸。农民过去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今，这山林就是他们重要的财产。俗话说：“人有恒产才有恒心。”只有老百姓对山林有了自主权，才会真正用心地去经营、管理，并且从山林里得到更多收入。

林改也让党和政府得到了民心。有一个村子，村民自发集资在村口立个大石碑，把林改功绩刻在上面。人类有史以来，能储存最久的信息，就是石刻，它比印在纸上、刻在木头上的信息都要保存得久远。所以，习近平同志推行的林业制度改革让农民有了林权证，这是民心碑、千年碑。从这个角度说，林改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林改本身。

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酝酿策划到开展试点到全面推广，都是习近平同志倾心倾力，亲自抓起、亲自推动的，尤其是他提出的“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句话，体现了顶层制度设计的理念，把握了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四个关键问题，针对性地推出改革举措，为林权制度改革在福建获得成功、在全国平稳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采访对象：李在明，1946年9月生，山西浮山人。1993年10月任福建省泉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5年4月任泉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1998年9月任省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2006年9月任省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副主任。2010年9月退休。

采  访  组：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李在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您是省环保局局长，请您回顾一下他是如何支持环保工作的。

李在明：

我1998年9月到省环保局当局长。习近平同志1999年8月任代省长，2000年1月任省长。从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开始，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谈工作、谈思想都非常融洽。习近平同志对环保工作很重视，对环保事业的发展很有见地。后来我了解到，他无论是在厦门、宁德、福州任职，还是到省里工作，始终很注重环保知识的学习和环保工作的开展，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还有很充分的实践经验。

我从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副书记时开始跟他有工作上的接触，那时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生活简朴，对个人的吃、穿、住、行都不讲究，从来没有过高的物质要求，而且一贯注重廉洁自律。他修养很好，工作很有耐心，说话做事都非常讲道理，从来不对部属发脾气，很随和。如果部属工作有做错的地方，他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帮助，从不以势压人。总之，习近平同志党性原则很强，很有人格魅力。

2000年初，省直机关有关厅局长陪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三明市调研，他和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坐在同一列火车车厢里，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很轻松融洽。习近平同志也不让地方干部搞迎来送往那一套，到了目的地，我们下了火车就乘中巴车直接到市政府宾馆，每顿饭只吃简单的工作餐，不要酒水，这样既省时间，又很节俭。大家每天乘坐同一辆中巴车，到各个地方调研和检查工作，路上大家交流工作也很方便。有一天，吃完饭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有一位老局长对我开玩笑说：“你们省环保局的办公楼大门是歪的，大门口还有个斜坡，你们是处在‘歪门斜道’上，所以就总是出事啊！”虽然老局长和我很熟，说的话也是开玩笑，但我听起来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这时，习近平同志接过话说：“没关系，现在是新班子了，省环保局一定会‘否极泰来’的。”我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知道“否极泰来”的大概意思是“逆境到达了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习近平同志说这句话，不单是在鼓励我，也是表达对我们新班子的充分信任。直到今天，这句话我还铭记于心。

那年临近春节前的一天，我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汇报工作。我们那时候已经比较熟悉了，我把习近平同志视为一个可以交心的领导，所以也没有什么顾忌。汇报工作后，我就跟他讲：“习省长，我现在压力太大，想跟您汇报一下思想。”他问：“你有什么压力？说一说。”我谈到，自从我服从组织安排，单枪匹马到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省环保局主持工作以后，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省环保局原领导班子长期不团结，民主集中制缺失，内部风气不正。特别是在1996年省环保局发生了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就是因内部矛盾激化，原副局长雇人用硫酸伤害原局长，造成震惊全国的毁容事件。我到任后，虽然现在局领导班子内部比较团结，工作中也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由于当时局里中层及中层以下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至今告状信还很多，内耗比较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的开展。二是，国务院、国家环保总局对各个省份的环保工作有很多具体要求，比如“一控双达标”，要求2000年以前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福建省的各个（地）市，空气质量要达标，水环境质量要达标，全省当时4695个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要达标。但即便在这么紧迫繁重的任务面前，局里有些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工作上，甚至“8点上班9点到，聊天喝茶看看报，不到12点就溜号”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离完成“一控双达标”的期限不到一年，但全省各项指标离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您一定要大力支持我。”其实，习近平同志对上述情况也心中有数，当即表示了对我的理解。他说：“在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说：“有两个请求。第一，能否请您近期到我们省环保局来调研一次，开个会，指导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鼓舞鼓舞士气；第二，能否请您主持一个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市县领导的会议’，促进各地确保今年‘一控双达标’任务的完成。”他回答得很干脆：“可以！我安排一下。”

他还说：“我之所以尽力支持你们工作，不只是一个省领导对厅级干部的支持，是因为我们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有什么压力，我们共同承担。”听了习近平同志这句温暖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以为习近平同志答应了以后，怎么也要安排一段时间才能来，没想到他 2000年2月16日也就是正月十二就带着秘书长和省政府办公厅的相关人员来了。而且，更使我感动的是，我们环保局是他当选省长以后调研的首个省直机关。

习近平同志先是看望了各处室的同志，然后和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听完大家发言后说：“前一段时间省环保局发生了触目惊心的事件，全国‘闻名’，事件虽然得到依法处理，但现在还要继续认真总结教训。这个事件对你们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们新的局党组团结协调、目标一致、上下气顺，工作抓得比较紧，制度健全，整改有力，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他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并对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工作要求。更使我们振奋的是，他还当场帮助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最关键的经费问题。当时，我在汇报工作时念了一句顺口溜，形容环保工作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是缺少人民币，执法起来没底气”，形容了环保部门监管范围广，但软件、硬件都很差，执法难度大。我说：“我们环保部门缺乏工作经费，由于国家财政部预算支持中没有把环保经费列入一类科目，环保部门工作经费主要靠收取排污费过日子。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哪个领导重视就多给，哪个领导重视不够就少给，造成了环保自身建设滞后及污染治理经费的不稳定。”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重视我们提出的问题，答应省内先协调解决。果不其然，调研后不久，在他的推动下，我们环保部门的工作经费就被列入了省内各级财政预算，当年就给省环保局安排了近4000万元的专项经费。不久后，省政府还决定，从2001年开始，3年内从省级财政预算中安排1000万元用于省级环保部门自身建设；每年2200万元的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延长到2005年；从2000年下半年起，把全省环保系统基础建设投资纳入“十五”规划，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省预算内基建投资中拨出3000万元用于加强环保系统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同努力，使“十五”期间全省环保投入占全省GDP的比例逐年提高到1.8%以上（1999年占1.52%）。同时，省政府还要求各级财政参照省里做法，环保部门的经费每年要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福建2000年GDP总量不足4000亿元，财政收入才370亿元左右，习近平同志是在当时各级财政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挤出了宝贵经费给予环保工作极大支持，这当时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再如，习近平同志明确了在机构改革中要加强环保部门建设。当时，全省政府机构改革正处在缩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同志很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深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他在这次调研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环保部门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应该是加强的部门，同意局党组提出的建议，协调省纪委设立省纪委派驻省环保局纪检组。”全省机构改革结束后，不但保留了各级环保局，还把全省不少原来是二级局机构的县（市、区）级环保局全部列为一级局机构，成为政府的组成部门，还设立各级纪委派驻环保局纪检组。在加强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在肯定我们新的省环保局党组工作基础上，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团结，不断消除“毁容事件”的负面影响，同心同德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他还同意近期以省政府名义召开全省重点污染企业和各设区市、县（市、区）领导会议。

此外，习近平同志还要求，省环保系统要结合“数字福建”建设，在全国率先建立重点企业和主要河流交界断面的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站），为实时在线监测监控重点排污单位和流域环境污染提供科学依据。他的重要指示，我们很快就落实到位了。

习近平同志这次到省环保局调研，消除了大家的顾虑，鼓舞了士气，统一了思想，促进了团结，明确了工作方向，解决了很多关键问题。从此，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也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全国通报表扬及省委省政府的多次充分肯定。

采访组：

在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于重大环保事故是如何处理的？

李在明：

2000年2月18日下午5点40分，省环保局接到三明市环保局“关于沙溪湾发生大量死鱼的情况报告”后，我们马上向省政府报告并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由省局丛澜副局长立即布置安排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专家，并商请省水产局等有关人员赶赴现场监测水质、查明原因。2月23日上午，局长办公会议听取了初步调查情况的汇报后，要求再次核实后向省政府报告。2月25日上午，我陪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与著名台商王永庆先生洽谈继续在漳州投资办企业及相关的环保问题。那一天，省环保局经再次核实“死鱼事件”后形成正式调查报告上报省政府，我同时报告习近平同志。初步认定是因为有一个农药厂涉嫌违规偷排污染物，造成闽江100多公里的水体污染、1500吨以上鱼类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1300多万元。污染也造成了大面积的用水恐慌，周边群众担心自来水厂水质受到污染，纷纷抢购矿泉水备用。

2月25日傍晚，习近平同志指示我连夜返回福州调查处置，并会同有关部门保障闽江流域沿岸城乡群众的用水安全。2月26日凌晨1点多，我返回福州后，立即布置对闽江、沙溪的沿江（溪）交接断面及所有的自来水厂取水口进行全面的密频次水质监测，对受污染威胁的水厂采取临时性关闭或技术性应急处置。根据前一段初步判断，我们已先期对闽江沿江（溪）有关化工企业、农药厂暂时停产，不得排放任何污染物，并定时向沿江（溪）政府部门通报我们采取的措施，将已逐步控制水质安全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以安定人心。同时，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省内外环保专家对沙溪“死鱼事件”原因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取证，进行科学论证。我们在采用排除法的同时对死鱼解剖（就近用三明环境监测站先进的色质联机），通宵达旦检测出鱼体致死物与三明市农药厂违规排放的有毒污染物相一致，确定沙溪“死鱼事件”是三明市农药厂造成的。我们马上正式责令该厂关闭生产线并封存生产设备。

调查还发现这家企业有的项目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私自开工生产并排放有毒农药中间体的情节。我把这个情况向习近平同志和分管环保的副省长汇报后，他们立即指示：查明情况后，严肃追查责任人，对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处理。习近平同志还特别交代我，要和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通气后及时向社会公开实情。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我们对部分省内外媒体通报了情况，并由《福建环境报》和《中国环境报》连夜发了通稿。这起水体污染事件得到了及时妥善处置。

三明市农药厂是国有企业，也是当地的创税大户，法人代表是省人大代表。随后，我们按法律程序把此案移送省公安厅进一步调查取证，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主导的“生态福建”建设是如何开始的？

李在明：

据我掌握的情况，习近平同志关注“生态福建”建设要追溯到199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就很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当时，福建省在农业上过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象比较普遍，水土流失也很严重，特别是长汀县的问题很突出。那一时期，很多残留的农药和化肥渗透到土壤中，又通过雨水流进江河湖海，造成水环境污染，还造成土质退化。同时，畜禽养殖业尤其是养猪的污染相当严重，很多农村的养猪大户管理粗放，部门监督也不到位，不少养猪场无序排放，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江河湖泊里面的微生物、水藻大量繁殖，给水体造成严重的面源污染。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这些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治理面源污染。针对有些干部群众忽视环保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他提出：“保护生态环境，首先需要增强干部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先从思想上引导。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赢得经济的一时发展。”

当时确实有些领导干部对环保工作很不重视，甚至认为可有可无。举个例子。我当时到闽江流域的水口库区的一个畜禽养殖大县去调研治理面源和畜禽养殖的污染问题。当时水口库区受到附近的畜禽养殖场无序排放及面源污染的影响，年年水浮莲疯长，既污染了水质还造成水体缺氧导致鱼类大量死亡事件频频发生。为此，我建议在山水交界的一重山地方划出禁止畜禽养殖的区域，防止排泄物造成水体污染。可是，这个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他说：“李局长，这里不让养，那里也不让养，你还要不要吃肉呀？”我说：“我要吃肉，大家也要吃肉，但是我们更要喝水呀！如果把水污染了，下游的老百姓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了，这可以吗？更何况我们只在特定的区域内禁养，对于禁养区外的养殖场只要加强治理，污水达标排放，采用猪粪、沼气、果树循环经济的养殖方法，政府是大力鼓励大家养殖的。比如建沼气池，既能消除污染，又能提供沼气和有机肥。这样大家既能喝上干净水，又能吃上畜禽肉，还有经济效益不是三全其美吗？所以，畜禽养殖污染肯定是要治理的。”听了我这几句话，这个干部就不做声了。

不久，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发文对沿江河湖泊的一重山范围内划出畜禽养殖禁养区，并把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另外，福建省对治理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造成污染也作了规定，对水体水质改善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还只是农村的面源污染问题，而那些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情况更复杂。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对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前面我提到，当时国务院要求各省用5年时间，在2000年底前必须完成国家制定的“一控双达标”任务。习近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而且狠抓落实，他要求我们说到做到。为了做好工作落实，习近平同志还经常亲自过问污染治理、控制的进展情况。1999年10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支持下，省政府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由分管的副省长作了工作部署，省、地（市）、县（市、区）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列入考核的4695家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布了各地工业污染源达标工作的进展情况，交流了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的典型经验，对全省“一控双达标”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后，各地（市）政府也分别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再落实。

特别是2000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全省“‘一控双达标’暨闽江、九龙江重点污染企业整治”大会。有关厅局、各地（市）、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各级环保局长和省级96家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等参加了会议。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占全省污染物排放总量65%以上的96家省级重点工业污染企业法人代表，一定要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整治任务。对未亲自到会的23位企业法人代表，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到省政府“重新补课”。习近平同志强调，各地（市）、县（市、区）特别是重点污染企业，必须确保“一控双达标”目标如期实现，对逾期不能达标和“自然停产”（注：指企业自行停产）的企业，要坚决依法责令进行停产治理或关闭，还要追究经济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不能为了一个企业的生存和效益而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个问题上，谁打招呼、批条子，都不能给这个情面，我们各级政府都没有权力予以“豁免”。接着，习近平同志重申，环保部门是环保工作最具权威的执法和监督管理部门。环保部门依法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环保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习近平同志还严肃指出：“那些肆意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人，无异于‘谋财害命’。几千万人都在喝这个水，你为了一点利益、为了一点税收，造成人们生命、健康的损失，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以前我们哪里敢说“谋财害命”这样重的话？习近平同志的这个定性可谓入木三分、掷地有声，深刻强化了环境保护工作的严肃性。

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这个会，可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会议开完以后，他马上开始抓落实，省政府开展了多次“环保零点”行动，有关厅局统一成立了7个工作小组，组成了9个督查组，去各地市进行了5次统一的分组督查，督查情况都要向省政府汇报。经过不懈努力和严格督促，到了2000年底，全省实现了“一控双达标”的各项指标。列入2000年考核的4695家工业污染企业按期达标，污染回潮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12条水系水质持续改善，2001年达到和优于三类水质的省控断面比1995年提高了46.8个百分点。

经国家环保总局达标复核验收，福建省的各项环保工作完全符合国家要求，得到了总局的肯定。为了巩固和发展“一控双达标”成果，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作为全国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的申请，自此翻开了提升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新篇章。

习近平同志重视生态省建设是有其深远考虑的。他认为，生态环境建设牵涉面广，不单纯是污染治理问题，还关系到产业良性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部门、一届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协调所有牵涉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来共同协调和考虑。比如，怎么搞好循环经济，如何提高资源利用率，怎么样才能用最少的资源来获取最有经济效益的发展，这些也都涉及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等政策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从全省的高度来综合研究、协调、考量。

采访组：

请您具体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主导和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的。

李在明：

通俗地讲，习近平同志主导和推动的福建生态省建设，就是通过污染治理、清洁生产和采用循环经济，使污染物排放最减量化从而改善生态环境，用生态环境改善来倒逼落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社会文明和谐、百姓健康幸福。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想达到污染物排放的最减量化，我们在整个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要把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生态资源进行积极保护、合理配置、有效利用，这样才能使经济建设和生态环保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协调发展。我理解，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后来逐步提出的“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先进理念的先期导向思维。

我简单讲几个习近平同志在他的“两山理论”形成阶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例。

一是治理长汀水土流失。1999年11月2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赴福建西南部红壤区，在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长汀县进行考察。在长汀石灰岭，当地群众为纪念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建造了“项公亭”，习近平同志远眺连绵起伏、红土裸露的山头，神情变得十分凝重。他对身边的干部群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污染环境就没有道理，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发展’就是歪道理。”听完长汀县委负责人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同志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2000年5月29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得知长汀正在建设生态园，专程托人送来了1000元，捐种一棵纪念树。2001年10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长汀，为他捐种的香樟树培土浇水。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认真听取了长汀两年来水土流失治理的情况，他始终关注和支持着长汀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对每一个数字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要求，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2000年迄今，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长汀将治理水土流失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常抓不懈，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0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至79.8％；当年的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农民的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地科学治理，昔日百万亩山地披上新绿；许多断流的小河重现水声潺潺，久违的白鹭也飞回来了。如今，习近平同志当年在长汀捐种的那棵香樟树格外枝繁叶茂、特别生机盎然，这也象征着他所推进的生态环境建设硕果累累。

二是大力推进全省林权制度改革。习近平同志那时候明确提出，集体林权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这项改革意义非常重大，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是“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从根源上说，森林是福建最大的优势之一，森林多了，就可以调节空气、涵养水分、优化生态环境，也可以增加老百姓收入，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2001年，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推动了福建省林权制度改革工作，这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林权制度改革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福建省森林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三是城市湖泊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当年污染严重的厦门筼筜湖及福州西湖的污染治理，都是在习近平同志重视关心和支持下启动的。历经几届政府和大家群策群力，采用截污、清淤、补水的科学方法，湖泊治理取得圆满成功。昔日污染严重、令人望而却步的筼筜湖，生态环境有待提升的西湖，如今已成为厦门和福州亮丽的风景名片，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被群众赞誉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好的诠释。

四是治理“餐桌污染”取得良好成效。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他积极开展基层调研，通过充分收集群众反映，了解到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据此要求在全省上下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和严查“瘦肉精”专项工作，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这项工作在全国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采访组：

请您回顾一下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推动《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过程。

李在明：

2000年底，“一控双达标”的艰巨任务圆满完成以后，我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习近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制定长远的生态环境战略规划。他给我们讲，推动这方面工作一定要先搞调查研究，要在具体实践中寻求解决的政策和措施，这样工作才能真正产生可持续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当时要求我们用一年时间搞调查研究，把生态省建设各方面的问题摸清楚。用这么长时间搞调研，也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从没有急功近利走过场的想法。习近平同志深知《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大局，这项工作光靠省环保局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需统筹考虑、多方协作才会有效果。当时，他安排了省计委牵头制定，省环保局和有关厅局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素材，一方面做调查研究，一方面搞课题研究。为制定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习近平同志还提议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承担最大的责任。这个小组成员，包括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办公厅及省直有关厅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环保局。大家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也研究了很多省内外、国内外的典型案例。

在启动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生态省建设，首先思想要通，理念要新，措施要实，立足实际，着眼未来，这样工作开展起来才会比较顺利。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看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有很强的科学性，不仅时空跨度大，而且和经济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充分为长期的发展考虑。就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没有哪个省长会在一个地方干20年，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当时所做的规划，完全是为福建的未来考虑，为子孙后代考虑，为可持续发展考虑，而不是为他自己任内的短期看得见的“政绩”去考虑。

2002年5月，我们完成了总体规划纲要第6稿的修改工作，省环保局随即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之后，他就开始筹备全省环保大会来推动生态省建设的实施。这个大会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他一贯很反对开那种言之无物的会议，要求会议一定要开得有成效。他对我说：“生态省建设中有很多政策、措施、方法要研究，这需要请国家环保总局进行指导和支持，所以你和国家环保总局联系一下，向他们提两个请求。第一，我们省委、省政府拟于2002年7月3日召开旨在全省推动生态省建设的环保大会，届时请解振华局长参加这个大会，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第二，我们的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的送审稿，还要请国家环保总局审核把关并邀请国内权威的生态环境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两院院士一起来参加论证。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规划纲要才更有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实施起来也会更有把握。”

2002年6月初，我去了北京，找到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按照习近平同志的嘱托向他汇报并说明了情况。解振华局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并且马上着手召集有关专家和院士分头审阅《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以及筹备赴闽开会事宜。解振华局长如此支持我们，是有原因的。他对我讲，福建开展生态省建设的条件是非常好的。第一，省委、省政府对生态省建设高度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省建设。第二，福建省连续多年的森林覆盖率都位列全国第一，空气、水环境优良率也排在全国前列。而且福建在区位和地理上有优势，省内“五江二溪”主要流域都在自己的区域内自成水系，达标率高，不存在外省污染的问题。第三，由于历史上是“前线”的缘故，福建省的大型污染企业比较少。第四，省环保局领导班子团结有力，环保系统上下协调，政令畅通，组织纪律性强，这是实施生态省建设的基本保证。

2002年7月3日，全省环保大会如期召开。这是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大会，规格很高，人大、政协和省直机关有关领导都来了，全省各个设区市的市长、分管的副市长、环保局长也来了，各个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的领导及环保局长也都来了。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宋德福同志、省长习近平同志、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三位领导当时都是一把手，都讲了话。习近平同志作了《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争创协调发展新优势》的主旨报告。在讲话中，他把福建生态省建设中的目标、要求、任务、步骤、阶段，都讲得清清楚楚。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就是经过20年努力奋斗，把福建建设成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达、城乡人居环境优美舒适、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习近平同志还强调生态省建设“要有成效”，就是不要有水分，要实，要管用，政策、措施要讲求实效。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还认真讨论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环保工作述职考核的决定》，这两份文件发给全省县、市、区的党政部门，文件中有不少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强调对生态环境工作责任要列入各级党政部门政绩考核的内容，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进行审计，要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大会还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2001—2005年）的通知》，现场由习近平省长和全省九个设区市的市长签订了《市长环保目标责任书》；大会后各设区市也参照省里做法，召开了全市环保大会，市长也和辖区内的县（市、区）长签订了环保目标责任书。这次大会在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效果非常好。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的要求都逐步得到了落实。

大会期间，我们再次和解振华局长商讨落实接下来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修改稿）论证会事宜，涉及了论证会怎么开、在哪里开、谁参加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建议：“我们去北京开，这样国家环保总局好安排工作，也可以少增加两院院士的麻烦；会务工作，由我们和国家环保总局一起做。”解振华局长完全同意习近平同志的意见。

2002年8月25日，论证会如期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及有关厅局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论证会，我们和省内外专家、院士们也都去了。解振华局长亲自带领有关司局长全程参加了会议。论证会期间，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领导跟我讲：“你们的习近平省长对环保工作这么重视，还亲自主持论证会并发表很有见地的意见，使我们很感动；你们省这么重视生态省建设，也给其他省带了一个好头。”这次论证会，共有17位国内知名专家参加，其中有8位是两院院士，他们对《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给予了总体上的肯定，同时也就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规划纲要进行了修改充实。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纲要正式颁发后，各方面的反响都很好。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2003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根据生物丰度、植被覆盖、水网密度、土地退化、环境质量等指标对外发布的“2002年全国环境状况综合评价指数”，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质量名列全国第一，但我们对外都只讲“名列前茅”。福建的生态环保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为民情怀和狠抓落实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都有哪些交流？

李在明：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赴浙江任职前，他通知我到他办公室见见面。首先，他表达了对福建的眷恋不舍，谈了服从党中央的安排，以及和浙江方面工作交接的进展情况。接着问我：“浙江现在提‘绿色浙江’，你怎么看？”我建议说：“我认为应该和国家提出的‘生态省’建设口径一致比较好！”那天，他还嘱咐我要继续搞好福建的生态省建设。我们聊了近一小时后，他说：“在明，我们照个相留念吧！”在合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照了张相。我当时心里很高兴，但是一想到他一离开福建，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又觉得很不舍。他对我说：“你以后有机会到浙江，就来见见我。”我很感动，答应“一定！一定！”但我也深知他到浙江以后工作会更加忙了，也就没有去打扰他。

2004年，浙江省和国家环保总局在杭州联合召开“全国生态省建设论坛”，我陪同福建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参加论坛。当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全程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那天晚餐后，我和习近平同志在宾馆门口聊了十来分钟。我对他说：“您离开的这两三年，大家都很想念您，请您有机会一定回福建走一走，和大家见见面。”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采访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相信您也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方方面面的措施，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

李在明：

是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经常跟我的亲朋好友讲：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感情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加上“感情上”，不仅是私人的感情，更是革命的感情，是人民对总书记的感情。退休后，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哪怕有事错过了，也要补看。我从电视上能看到习近平同志，也能了解到一些时政的情况，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不少人说：习近平总书记太辛苦了，太累了。出国访问，乘坐飞机要那么长时间，到异国他乡，连时差可能都还没倒过来，就马上参加国事活动。他的勤政为国、真心为民的精神，令人深受感动。

这些年来，由于曾经从事环保工作关系，我特别关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我注意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漠戈壁到江南水乡，习近平总书记每赴各地考察调研，几乎都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邃思考和明确要求。在考察调研中，在各种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等等。听到这些理念，联想到他在福建工作时讲的一些话、推动的一系列工作，感到是那样的亲切。

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年来我们党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新局面已经开启。

我欣喜地看到，2018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的最大亮点是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相信，今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绿色发展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华大地一定会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采访组：

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和工作风格一定会有深入的认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在明：

我有幸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接受他具体的工作指导，亲身感受到他的领导风范，因而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风格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我感触比较深的有这么五条：

一是注重调研、善于规划的工作风格。习近平总书记对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措，都会先摸清情况，在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重大事情更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长远的规划。比如当年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带领我们用一年多时间搞调研后才形成的，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其中的一例。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如反腐倡廉、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等等，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战略规划。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从政经历，我不仅感受到他实事求是和问计于群众、求知于实践的根本工作方法，还从更深层次感觉到他对长远规划的重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工作风格。

二是狠抓落实，“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工作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历来是非常实在的，他善于规划、注重落实，从不急功近利。他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他在福建工作时就非常注重规划和工作持久的落实，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他要求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言行一致，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规划蓝图。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负责的使命感。

三是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过，与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所以他接地气、有底气。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我们能够从他工作的点点滴滴看出他执政为民的理念。他认准的事一定会抓紧、抓实、抓到底。他在福建工作时经常和我们说：“不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道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之本，所以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对人民的感情，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就是他鞠躬尽瘁工作的动力源泉。

四是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站得高，看得远。党的十八大以后，他办的几件大事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具有远大的战略思维，既有放眼全国的高度，又有胸怀世界的宽度，同时又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实际。我想，这是因为他在基层工作过，充分了解基层，他从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副市长、地委书记、市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中央领导，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对基层工作的整个结构、组织、具体运转既有微观认识，也有宏观了解。再加上他从年轻时开始，就善于学习，勤于思考，造就了他科学缜密的思维能力。所以，很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形成他远见卓识的战略思维。

五是审时度势的政治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有着超群的政治定力。他在福建工作的时候，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难，特别是他担任省长的时候，厦门“远华案”严重影响了福建的形象。当时政治生态欠佳，经济发展艰辛，财政也遇到很大困难，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被查处了不少，甚至某些地区和系统的领导干部大面积“沦陷”。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还是能够镇定自若，力挽狂澜，全力掌控局面。在他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很快又进入了正轨。党的十八大以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在中国不断崛起的同时，一些看着我们不顺眼的国家和势力在不断搅局，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有政治定力，用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创了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新局面，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途国家的响应；比如南海争端妥善的化解；比如对菲律宾、东盟、美国的外交关系处理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确是一位审时度势、稳健睿智的大国领袖。

采访对象：徐登峰，1944年12月生，福建连江人。1987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信息处处长，1993年任省农委副主任，1995年任省委农办副主任，1998年任省委农办主任。2008年8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7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徐登峰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您当时任省委农办主任。你们工作上接触很多，请您讲一讲工作开展情况。

徐登峰：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当时，他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兼任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是省委农办副主任，所以我们接触较多。他当时40来岁，年富力强，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与他长期在农村和基层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这么说，也这么做，同时要求各级干部都这么做。我们曾听到宁德的同志说：“习近平新官上任，从来不搞‘三把火’。”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发现他确实如此，非常反对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他工作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

习近平同志当省委副书记的时候，主抓全省农村扶贫工作。他经常下乡，听取群众呼声，工作安排也处处想到群众。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理念。这话让老百姓听起来，非常有亲切感。

他很重视工作班子的团结，从来不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处理问题都是站在全局高度来评判。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了全局观念、战略眼光、世界眼光。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真心换真心——他怎么交代，我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和他的指示怎么干，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一门心思考虑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扶贫工作。请您讲讲他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徐登峰：习近平同志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我举两个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福建的一个特殊群体，历史上叫作“疍民”。在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称呼多少带有歧视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称这个群体为“连家船渔民”。“一家人生活在一艘小船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船为家，终日漂泊”——这就是连家船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些渔民长期漂泊在江河海上，卫生条件极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很弱，生活得不到保障。如何让他们上岸定居，如何让他们融入现代城镇生活，成为习近平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他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就为推动连家船渔民上岸做了很多工作；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仍然常抓不懈，不断关注进度和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召开的全省“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现场会上，就强调要彻底解决连家船渔民上岸定居问题，并把它列为全省“造福工程”的重中之重，提出要进行连家船渔民社会主义改造。他指出，我们不要把连家船渔民上岸作为一般的事情来做，人上岸容易，政府可以花钱帮助盖房子，把人拉上来。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他们上岸后的生计问题，从前他们在船上靠运输、捕鱼为生，上岸以后要给他们安排好维持生计的工作，让他们能够“住下来、稳下来、富起来”才行。

连家船渔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很复杂，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习近平同志持续推动下，连家船渔民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经过几年扎实有效的工作推进，到2002年时已总体完成。曾经“以船为家、终日漂泊”的连家船渔民成功上岸定居，过上了“电器洋房、幸福安康”的生活，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习近平同志功不可没。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畲族群众的茅草房改造工程。全国畲族人口约70多万，90%以上居住在福建和浙江的贫困山区，主要有雷、钟、蓝三大姓。由于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够发达，建材运输成本和建筑人力成本都相对较高，所以很多山区的畲族群众没钱盖房。福建的情况又与北方不同，在北方农村，可以弄土坯来建较大较结实的房子，但闽东地区的土质达不到要求，土坯比起北方的质量差远了，畲族群众只能用茅草和少量的土坯来盖很简陋的房子。他们盖房时，都是用土坯围出一个房框，再用茅草盖在上面，最后用泥巴糊起来，将就着住。这样的房子，即使雨水少的情况下也只能住两三年，而福建台风多、雨水多，这种房子一两年都坚持不下来。畲族老百姓年年都要面临房倒屋塌的困境，承受人员受伤的危险。

当习近平同志主抓的“造福工程”推进到这些非常偏远的山区时，一些实际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因为老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里，交通闭塞，与外界隔绝，山里面仍然很原始，所以这就涉及“造福工程”的投入与收效的问题。如果把路修上去，把电力供应上，至少要花费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一笔开支；路通了，还要对茅草房加以改造，又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即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身处偏远的大山深处，生产生活几乎还是保持原样，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习近平同志考虑，与其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倒不如直接在离城镇近的地方给这些老百姓盖上房子，请他们搬下山居住，再发展一些企业，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样既把钱用在了“刀刃”上，也让他们和城市连接起来。习近平同志的这个思路，后来就形成了畲族群众“造福工程”的基本规划。

对于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发了600万元专项资金。相关地方领导还立下了“军令状”。到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的2000多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

采访组：“山海协作”“对口帮扶”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请您具体讲讲这一战略举措形成和推进的过程。

徐登峰：福建的地理地貌特点是山多、海阔，全省陆域面积12.14万平方公里，平地很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海域面积13.63万平方公里。鉴于这样的自然地理特点，省委对山区建设非常重视，从项南同志开始，就从福建实际出发，提出了大念“山海经”的战略；陈光毅同志提出“南北拓展，中部开放，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到了贾庆林同志，提出了“沿海山区一盘棋”战略。习近平同志对这三任省委书记提出的战略规划都有继承、发展和提炼，提出要“对口帮扶，山海协作，协同发展”。

1993年，省委省政府已经注意到加快山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性，提出来要对口帮扶。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专抓这项工作。这期间，特别是1998年，省委召开了六届九次全会，会上颁布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另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从前期调研、起草到成稿，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由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共同完成的。当时在省委六届九次全会上，就是由习近平同志亲自做大会发言，报告了这两份文件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说明。所以，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2001年2月5日，为进一步落实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为实现山海联动、融合发展，缩小山海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省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提出40条政策举措，包括推进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建立山海产业转移项目的利益共享机制、完善山海对口帮扶制度等。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是一个整体，就是把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福州、厦门、漳州、泉州、莆田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南平、三明、龙岩和宁德等地区结成对子，发展快的对口帮扶发展慢的。

当时，针对习近平同志倡导山海协作、联动发展，省委决定建立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和23个沿海市（县、区）的对口帮扶关系，力争每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均在本县和对口帮扶县（市、区）建成1个以上共建产业园区。而且，通过项目招商、技术帮扶、产业链延伸、资金落实等，进行全面合作。当时还确定了每个县每年对口帮扶的资金不能少于1200万元，并且在如何加强引导、如何制定优惠政策、如何帮扶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帮扶方面，省委又在确定1999年原定的国家17个贫困县基础上，增加到了19个，确定安排了19个省级领导、58个部门来进行对口帮扶、挂钩。

有个专门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福建省山海协作新增项目1400个，总投资100多亿元，新增产值达到1300多亿元，利润达到20亿元，安排劳动力10万人以上。

采访组：闽宁协作与山海协作几乎是同期开始推动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与扶贫经验，是否也应用于帮扶宁夏的工作实践当中？

徐登峰：是的。1996年，福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对口帮扶，省委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所以在他的工作当中，对口帮扶这一概念不仅限于福建省内。他高度重视帮扶宁夏的工作，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把中央赋予的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他一共出席了5次闽宁对口帮扶的联席会议，而且还亲自带队到宁夏考察。

1997年，习近平同志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他多次强调，闽宁对口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和有关事项一定要落实，所做的承诺一定要兑现。

闽宁帮扶的很多具体做法，是习近平同志开创的。闽宁对口帮扶期间，福建共派了17批、大概1000多人次去宁夏，为宁夏培训很多教师。宁夏每年有4万多工人到福建务工。福建财政累计给宁夏补助5亿多元，并且还十分注重宁夏企业发展。福建的优秀企业，在宁夏的就有5000多家，每年所上缴的税收10亿多元，安置了当地劳动力10万人左右。

那个时候，每年福建都会和宁夏召开一个协作会议，并且福建还派了专门的干部去宁夏固原挂职。宁夏有什么要求，具体有什么困难，挂职干部就回来汇报，我们根据他们的要求，然后提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尽我们所能帮扶宁夏。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积累的扶贫工作思路，自然也应用到了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当中。1997年，习近平同志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后，去“贫甲天下”的西海固考察，提出将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银川，先搞一个试点，打造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现在，昔日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已发展成为人口6万多的小镇，这个小镇的名字就叫“闽宁镇”。闽宁镇也因而成为我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成为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的一个样板。

从宁德的造福工程，到闽宁协作示范村，习近平同志抓扶贫工作一直扎扎实实、卓有成效。他非常强调产业扶贫的重要性。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产业支撑，老百姓就没有事情做，也就没有工资，生活无法稳定，也富不起来。

习近平同志现在的很多执政理念，在福建时期就已经在实践了。随着工作的变动、职务的提升，他把这些经验又带到不同的地方，并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产生了良好效果。所以，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积累的很多工作经验，对以后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扶贫工作与山海协作、对口帮扶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的。

徐登峰：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长汀水土保持工作。据记载，长汀水土流失的历史至少已有200年。长汀生态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四周山岭尽为赤红色，夏天地表温度高达76℃，可以烤熟鸡蛋，灼枯植物，因此得名为“火焰山”。1983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考察长汀，对河田等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感触极深，认为它直接威胁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非治理不可，初次商议并提出了治理计划和措施，还写下了《水土保持三字经》。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全省农村工作，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把长汀的水土保持工作和建设生态农业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他前前后后做了多次批示，并多次到长汀调研、指导工作。

第一次是1998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到长汀考察，并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作出专门批示，题词“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

第二次是1999年11月27日，这也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划时代的日子。这时，习近平同志已任代省长，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他在龙岩考察棉花滩水电站、梅坎铁路、漳龙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工程。当时，我作为省委农办主任兼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全程陪同他调研。考察结束后，他带着我们到长汀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到长汀之后，习近平同志直接跟群众见面，倾听和征求群众意见。长汀县委的同志向他介绍了10多年来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并表示长汀是欠发达县，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希望省里给予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项南老书记的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8到10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最后，习近平同志根据各部门和群众的意见，提出了工作要求。从此以后，长汀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到了常态化的轨道。

第三次是2000年1月8日，时任长汀县委书记饶作勋带着《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治理报告》到省里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接到报告后，习近平同志当即批示：“同意将长汀县百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和上报长汀县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县。为加大对老区建设的扶持力度，可以考虑今明两年由省财政拨出专项经费用于治理长汀县水土流失。”

当年2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开展对长汀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项目，资金随着项目走，确定每年由省直有关部门扶持1000万元资金。长汀大规模治山治水的大幕拉开了。此后连续10年，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都被列入省为民办实事项目。

第四次是2001年10月13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再次到长汀实地考察指导。在听取长汀两年来水土治理工作的汇报后，他说：“水土保持是生态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方要重点治理，以点带面。长汀水土治理要锲而不舍地抓下去，认真总结经验，对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几天之后，也就是10月19日，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保持工作再作批示：“再干八年，解决长汀水土流失问题”。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还作过两次批示。

第一次是在 201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情况进行了报道，题目为《从荒山连片到花果飘香，福建长汀——十年治荒 山河披绿》，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对这篇报道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调研组深入长汀实地调研，提出继续支持推进的意见。

第二次是在2012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的联合调研组报送《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同意中央七部委关于支持福建长汀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长汀县是我国南方红土地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区之一，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努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也仍然面临艰巨任务，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对于长汀这片曾经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在心。他为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倾注的心血，长汀人民始终感念于心。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六七年，工作中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登峰：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常多，我就讲几件吧。

在习近平同志的心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比天还大，他对待工作特别是突发事件从不闪避，迎难而上，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有一次，我跟随他去浦城县农村进行调研时，突然接到省委通知：台风可能要登陆福建。在浦城，我们下午开会，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间，没有做任何休息，立即从浦城赶往福州。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连夜紧赶慢赶，直到凌晨才回到福州。习近平同志没有回自己的宿舍，直接就到防汛指挥部，与工作人员共同研究、部署工作到天亮。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前后有17年多的时间。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非常善于听取大家意见。我们跟他出差，一路上有什么看法和情况都可以和他谈。到了地方，县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也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问。他每一次主持会议，中间都不看时间的，也不会轻易打断别人发言。大家的发言他都会听，各种话都听，因此经常误过吃饭时间，但他总是说：“晚一会儿吃饭有什么关系，基层难得给我们反映点儿真实情况。”

有一次到基层调研，到了下午6点了，还有一个考察点没有去。大家就问：“习书记，您看这个考察点是不是取消掉？”他说：“不能取消，村里面为了准备我们来，不知道倾注了多少精力，组织了多少人来迎接我们。哪怕去那边看一看，走一走，给他们鼓励几句也好，不然就会留下遗憾。如果不去，下次再见面的时候，那里的百姓就会说，‘习书记啊，您上次说要来，我们都准备得好好的，等了几天，结果您没有来，取消了。’这样就失信于群众了。”

他讲的是真心话，因为他在基层干过，对于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那天，在他的坚持下，我们一行人赶到目的地已经7点多了，但是干部群众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很高兴。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徐登峰：2002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我听到习近平同志要调到浙江工作的消息，晚上就给他打电话，但他去开会还没有回来。过了10分钟左右，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了。在电话中，我跟他说：“书记，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办法去送您。”

他说：“没事，你好好在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些农村深化改革和小康建设的问题。”

我说：“好的，谢谢您的勉励！我虽然已经58岁了，但是能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多研究和思考一些农村改革的事，还是很有好处，对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提高，对素质的培养都有好处。”

2003年，中央农办在浙江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吃饭的时候，他专门交代中央农办的一位同志：“你把那位福建的主任安排在主桌。”指的就是我。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职期间，抓各项工作还是延续他一贯的风格，每件事都抓得很具体。他的思路有很强的连续性，他看准的事、认可的事，审议通过后就会实施，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持续跟进。浙江的小康建设、生态建设都搞得很好。后来他到了上海，把他在福建、浙江发展成熟的工作理念也带了过去。

2007年，习近平同志当时已经调到上海工作。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打电话给我，详细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和福建的发展情况。接到电话，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感慨。这之前，我曾向习近平同志的秘书询问过他的联系方式，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我这个老部下，还惦记着福建的发展情况。

后来，他调到中央工作了。我考虑到他的事情很多，任务很重，也就没有和他再联系了。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重大举措，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请谈谈您的感想。

徐登峰：第一个感想，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切身体会，就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确实不一样了。比如反腐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他抓反腐抓得非常及时，非常得力，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焕然一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成为了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我们全党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

第二个感想，对于精准扶贫、“四个全面”，我是非常理解的。这两项任务都很难，尤其难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它有个时间界限——到2020年。而且，扶贫是动态性的，给钱很容易，返贫也很容易，有的家庭可能因一场病就返贫了，有的家庭可能因为孩子上大学交学费就返贫了。因此，习近平同志延续了他过去在福建时特别强调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精准到户，不能漏掉一个老百姓。这点非常不容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对于这些，如果他没有切身体会，是不会这样讲的。

采访对象：陈由诚，1946年3月生，福建连江人。1988年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1991年3月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1998年1月任厅长，2006年8月任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7月9日初访，2020年1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陈由诚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于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那时宁德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怎样的？他初来乍到，又是如何了解宁德现状的？

陈由诚：客观上讲，宁德当时是福建经济发展最滞后的一个地区，在全省9个地市中位居“老九”。宁德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拥有全省近三分之一的海岸线，辖区内遍布海岛。全地区9个县200多万人口，其中6个贫困县，涉及70多万人。“老、少、边、岛、穷”是宁德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制约宁德发展的主要有两大客观因素。一是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沿海4个县多半是山区，虽然山峦起伏，但林木很少、光秃秃的，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矿产，而海岛缺电少水，灾害频繁。全省海拔最高的县城，有4个都集中在宁德，海拔大约600至900米之间。二是关山阻隔，交通不便。宁德处在福州和温州的中间，是个交通断裂带，从宁德到福州有140多公里路程，中间隔着飞鸾岭。因为山路崎岖，坡陡路窄，汽车通常要跑四五个小时。从宁德地区去寿宁、古田、屏南和福鼎4个县，都要翻越一至两座又陡又长的山岭，汽车要整整跑半天。这种状况长期困扰宁德发展，大家迫切希望宁德的交通面貌早日得到改变。

主观上讲，当时不少干部群众都有“观念贫困”，不能积极作为，缺乏担当精神，对脱贫没有紧迫感，“等靠要”思想严重，甚至怨天尤人的情绪广泛存在。不少同志还有急于求成的想法，他们认为习近平同志来自厦门经济特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于是纷纷议论，省委派分量这么重的干部来宁德，是我们宁德人民的福气！有的甚至把原来酝酿已久的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在赛岐建中心城市等远期规划作为宁德快速发展的“三大目标”热炒了起来。很多人都说，这下宁德马上就要改变面貌，脱贫致富啦！

这些脱离实际、急功近利、好高骛远的主观想法，严重困扰着宁德地区摆脱贫困、加快发展的步伐。

习近平同志是1988年6月到任的。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到任后，不换汽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职工宿舍，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许多同志私下都说，新来的书记是好样的，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他说什么我们都愿意听。

上任之初，习近平同志和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成员开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之后就一头扎到各县、各部门单位开展调查研究。7月初，他带领地委有关领导下乡调研，到各县去了解情况。他开展基层调研工作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前后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区9个县跑了个遍。其间，习近平同志还到相邻的浙江温州考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学习取经。通过调研，他初步了解了制约宁德发展的客观原因，看到了阻碍宁德发展的问题所在，也理解了宁德干部群众的思想和心态。

采访组：针对宁德的现状，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举措？

陈由诚：“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针对宁德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心态，习近平同志在屏南举办了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他还邀请“种树大王”郑邦德等8位农民到地区机关，给副科级以上干部讲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体会。习近平同志说，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面对现实，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引领闽东摆脱贫困。他还进一步说，我们每个同志的实际工作都是为宁德的发展做一个铺垫，不要认为在你的任上可以轻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理念，也并不是要大家“不着急”“慢慢来”。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理念建立在对宁德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重点强调的是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行稳致远。这个务实而深远的发展思路，给宁德脱贫致富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又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说，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目前很贫困的闽东确实是一只“弱鸟”。但是，“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关键要看我们的头脑有无这种“先飞”的意识，关键要扫除“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消极观念，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他还说，要摆正位置，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这是“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要着眼于挖掘潜力，降低成本；要通过外引内联，建立稳定的物资协作网络；要鼓励各县制定一些让利的政策。这样，我们就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受制约的领域和具备独特优势的地方实现弯道超车。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在闽东大地引发强烈反响。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闽东的发展到底该从哪里入手？

这时，习近平同志又指出，可以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他找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研究交通线路，先是筹划从宁德到福鼎的高速公路建设。他强调，当务之急是打通飞鸾岭隧道，这是宁德的咽喉。要从发展区域经济的高度积极向省里、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

在农业上，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结合各县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在工业上，他主张大力发展地方工业，比如福安的小电机、宁德的石板材、霞浦的电子按摩器、福鼎的边界贸易等等。

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谋划，为宁德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过去，闽东人不敢走出门做生意、办企业，现在仅福安就有几万人到外地搞开发、办厂子、做茶叶、搞物流，周宁人在上海搞钢铁贸易，古田县的食用菌更是走向全国、誉满全球。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带领下，宁德这只“弱鸟”逐渐走上了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先飞”之路。

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无论是任福州市委书记还是任省领导期间，都一直关心宁德的发展，经常给予指导帮助和政策扶持。直到今天，宁德人民都在努力践行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宁德规划的美好蓝图。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发展思路、制定的战略规划对宁德今天的发展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由诚：30多年来，宁德广大干部群众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思路，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入手，“凡事反求诸己”，立足自力更生，外引内联，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进来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逐渐形成了宁德的产业优势。

现在，宁德的发展日新月异，福温铁路有了，福温高速公路已通车多年，各县市都与高速公路网相连。福鼎还建了核电站，解决了周边多个省市的供电需求，带动本地区工业发展。产值上千亿的“上汽”汽车城、“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等一批“金娃娃”项目落地蕉城区。交通的便利还带动了宁德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机场也已初步建成，城市面貌越来越好。山区农民造福工程及脱贫致富“宁德模式”辐射全国。

农业方面，古田的白木耳、香菇、竹荪等各种食用菌畅销全省乃至全国，已经闯出了名气、创出了品牌。很多种植和销售食用菌的企业不仅做大做强，而且开始技术输出。沿海养殖业蓬勃发展，大黄鱼养殖越做越强，还开发了很多名贵鱼类的养殖。霞浦县有一个企业，用台湾的技术和设备养殖精品石斑鱼，五六年时间就可以长到一米多长，每年向国内外大量输出。此外，宁德的海带、紫菜、茶叶、花卉等特色产业也得到蓬勃发展，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见证了宁德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变迁，更深刻感受到，是习近平同志当年客观清醒、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让宁德受益至今。习近平同志早年制定宁德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差距，同时也看到了希望所在。总结了宁德真正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让大家认识到脚踏实地谋发展的重要性，从而避免走上盲目发展的弯路。如今，宁德的优势产业逐渐发挥“龙头”作用，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进步。

采访组：好的思路、好的规划，还要好的制度、好的作风来落实。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在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基层工作制度建设。他倡导“四下基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在他的领导下，宁德建立了领导干部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同基层挂钩制度，深入基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成为宁德各级干部的基本功。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这些制度作为长效机制一直坚持了下来。地、县领导经常性深入基层现场办公，真正与群众结成了浓浓鱼水情谊。

在廉政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从严治党关乎改革开放成效的长期巩固发展，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当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违规占用宅基地，占用计划指标捞钢筋、水泥等紧缺物资，建个人住宅，有的还贪污受贿。他在地委会议上严肃提出要坚决重点整治这个问题，狠刹乱建私房风，并组织力量进行整治，一年时间就清理了1000余处违规私房。这也为后来全省大规模整治领导干部违规建房提供了样板。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是如何抓扶贫工作的。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扶贫工作。比如福鼎市有个赤溪村，是“中国扶贫第一村”。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映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22户畲族同胞贫困的生活状况，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关怀贫困地区》，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全国各地的强烈反响，赤溪村因此成为全国瞩目的一个贫困村。同年9月29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全国性的扶贫攻坚工作由此拉开序幕。习近平同志主持宁德工作后，赤溪村干部群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大力倡导“滴水穿石”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幸福之路。赤溪村坚持封山育林，如今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并且依托太姥山风景区和杨家溪自然风光，又引进台湾果蔬、花卉，开发旅游产业，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观光。当年人均年收入仅为200元的穷山村，如今人均年收入已超过15000元，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上任宁德时间不长，就深入福鼎考察调研，强调“扶贫要先扶志”“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以先飞”。他指出，要念好“山海经”，“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后来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这段实践有很大关系。他还鼓励大家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环境优势”，等等。

1998年，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和山区调研扶贫工作，帮助基层总结经验。此时，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的22户畲族同胞已全部完成搬迁，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另外13个自然村300余户1500多人也分批搬进新居。随后，全省推广“造福工程”，包括沿海“连家船”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习近平同志从始至终一直主管扶贫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我们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道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我们的干部是具体执行者，只有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作为贫困地区的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同志对赤溪村念兹在兹，在省里工作是这样，到中央工作之后还是这样，即便是成为全党的总书记，也不忘赤溪村这个“扶贫第一村”。2015年年初，他对赤溪村作出重要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2016年2月19日，他在人民网演播室通过视频连线赤溪村畲族乡亲，送上新春祝福。当他了解到赤溪村的贫困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92%下降到现在的1%时，高兴地指出：“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弱鸟先飞，你们的实践印证了现在的扶贫方针，就是要精准扶贫。扶贫根本要靠自力更生，要靠强劲的内生动力。”

采访组：您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请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指导公安工作的？有没有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陈由诚：习近平同志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当好人民群众的“保护神”。他在宁德期间就经常跟公安系统的同志讲这么一句话：“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你的基本功就是能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公安机关，确保社会稳定的关键点也是你能不能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福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都非常重视公安战线，并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讲三件记忆深刻的事情。

一是1988年底，习近平同志果断处置宁德县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民间融资“倒会”案。这起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亿元，性质复杂，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混在一起，牵涉不少机关单位的干部，影响很坏。时近春节，整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卷入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扣押人质，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将这一情况向地委、行署作了汇报。

1989年元月，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处置工作。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作为官方担保。这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很大负担。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三条明确意见：第一，不要随意定性。对明显属于金融诈骗的该抓则抓、绝不姑息；对绝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运用，用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地把矛盾上交给政府。第三，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确保社会稳定，让老百姓过上一个太平年。

因为这起“倒会”案件，经常有受害群众到地委、行署机关上访，甚至出现闹访现象，影响办公秩序。对此，不少干部都感到挠头。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大家心里有了主心骨。公安机关按照习书记的要求，重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分子，控制“会头”等骨干人员，配合信访、财政、银行等有关部门深入受害群众家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慢慢把“倒会”问题平息了下去。

这件事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处理，完全得益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明确沉稳的指导思想，得益于他对涉稳事件快速反应的应急处置能力，得益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二是习近平同志妥善处置学潮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发生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受到影响。当时，有一批温州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乘坐的汽车上都刷有刺眼的大幅标语。我们及时向地委作了汇报。习近平同志明确批示：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我们根据他的指示，配合福鼎县在省界分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方面劝说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另一方面把汽车上的标语通通洗掉。

其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就有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确保社会稳定。风波平息后，我们召开全区公安局长会议进行总结部署。我还向习近平同志当面作了汇报，请他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了。1989年7月30日，他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一起与大家见面并合影留念，并作了即兴讲话。他强调了三点：第一，要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要求统一全体民警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切实抓好清理清查工作。要实事求是，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清查中要掌握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搞人人过关，不要造成人人自危。总的政策要掌握住，要有坚决的态度、彻底的精神，把清查工作深入下去。第三，公安机关要“两手抓”，切实抓好各项业务工作和队伍自身建设，多做得人心的事情，让人民群众满意。会后，我们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在全区开展了整顿社会治安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和整治社会丑恶现象。同时，按照他“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整治队伍、开展反腐败工作。在处理学潮风波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指挥有力、处置果断和勇于担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经历，也使我终身受益。

三是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倡导公安系统学习“漳州110”的事。他经常用周恩来总理“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题词勉励我们做好公安工作，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公安队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他还亲自抓一些具体工作，对公安队伍建设影响非常大。其中，他倡导我们学习“漳州110”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现在全国通用的报警电话110，最早就是起源于福建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的报警电话110。1986年，为方便群众拨打报警电话，也为提高接警后的出动速度，漳州设立了110报警电话。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只要老百姓一打这个电话，人民警察就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锁定地点，迅速出击，处理警情。漳州110报警服务台，不仅管理治安、打击犯罪，还特别增加为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只要老百姓有困难，我们的人民警察都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以前，公安干警在群众心目当中的印象主要是打击犯罪。自从有了“漳州110”，警察随时为遇到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群众纷纷赞誉“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110”。比如，老人没带钥匙被锁门外，拨打110后，警察就会帮他联系人来开锁；小孩被反锁家里，打110，警察可以翻墙进去把门打开；楼上楼下在休息时间噪音扰人，打110，警察过来做工作，进行调解。总之，老百姓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打110找警察来帮忙。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学习“漳州110报警服务台”现场会。同年9月，习近平同志为“漳州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

1996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到漳州实地考察110报警服务工作和队伍建设。他进警营、到岗亭，找执勤民警了解工作和训练情况，对“漳州110”高效的工作方法非常满意。他认为，110服务台的工作，事关群众工作的基础，是党委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密切了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勉励大家发扬警队优良传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997年，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从此之后，“漳州110”的经验做法在全国全面推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漳州110”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因为110报警服务越来越多，警力明显不够用了，党委、政府就协调相关部门一起来做服务群众的工作，即110社会联动，对群众求助进行分解，及时将非警务警情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由更专业的人员去做。现在的“12345，有事找政府”就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学习“漳州110”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越来越显现，这对我们的警力下沉、面向群众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对公安干警树立群众观念、时刻贴近群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他离开福建后你们是否还有联系？最后请谈谈您的感受吧。

陈由诚：从宁德到省里，我有幸前后两个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回顾这段工作经历，我深深感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弱鸟先飞”辩证思想，倡导的“滴水穿石”实干精神，奉行的“功成不必在我”从政理念，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的真挚情怀，为官清廉、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对我个人影响非常深刻。我在工作中，时刻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教诲，不忘初心，身体力行，与班子成员一起不断加强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努力使公安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宁德和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的软环境。

全省公安机关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努力奋斗，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群众满意率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部级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有的还受到国务院的命名和表彰。除闻名全国的“漳州110”外，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被国务院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刑警队”，还有石狮公安局凤里派出所、漳州市公安局戒毒所、宁德市公安局三都边防派出所等一批“国字号”品牌。

2003年6月，公安部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一天晚上，浙江省请与会同志餐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着省委、省政府几位领导一起来。他见到我，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向浙江的同志们介绍说：“他与我在福建省和宁德地区一起共事好多年，而且配合得很好。”当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赶紧回答：“谢谢习书记，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工作得非常开心、快乐。”

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当晚，他约我们几位曾经在宁德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座谈聊天。他深情地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特殊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也听得感动。难怪在好几个场合，他都说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很多平常的小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感受到他对老部下、对福建和宁德深深的情谊。

采访对象：梁茂淦，1943年6月生，福建长汀人。1965年任《福建日报》编辑、记者。1984年任项南同志秘书，1988年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处长，1990年任福建省台办副主任、主任，其间曾任陈丕显同志秘书，1997年任省台办主任，2003年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20年1月8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梁茂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时，您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请您谈谈他给您最初留下的印象。

梁茂淦：好的。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是在1985年。那天，我陪同项南同志到厦门处理公务，办完事情以后，项南同志对我说：“你跟习近平同志联系一下，问他晚上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让他过来，我想见一见他。”晚上7点15分，我在住处的一层大厅等候习近平同志。他很守时，几乎分秒不差地走进大厅，我老远就看见了他。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很年轻，三十岁出头的样子，身材很魁梧，雄姿英发，步履稳健。我迎上前去，与他握手说：“近平同志，您好！我是梁秘书，项南同志在房间里等您。”习近平同志亲切地向我问好：“梁秘书，你好！”

两位领导见了面，相互亲切问候，就开始谈话，我就回自己的房间，赶一个第二天用的材料。他们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习近平同志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房间里埋头写材料，他专门到我房间打了招呼。

后来，我在与项南同志谈天的时候，他对我说：“近平真是个人才啊，后生可畏。你别看他年纪轻轻，但阅历很丰富，很有工作经验。他十几岁就到陕北插队，入了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在陕北那个艰苦的环境里当了七年的农民，后来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当了国防部长耿飚同志的秘书。之后他主动请缨，到河北正定县艰苦的基层工作，当县委副书记、书记。他在正定县工作非常出色，表现非常突出，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前不久调到福建来。近平的为人处事很像他的父亲习仲勋！很正直，很厚道，又很有理想，有坚定的信念。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啊。”

一面之缘，一次握手，简单而亲切的问候，项南同志娓娓道来的介绍……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习近平同志的情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台工作，而您在省台办工作了不短的时间，请您讲讲他是如何指导开展对台工作的。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很有思想、很有内涵、很有原则，善于团结人，善于与人共事。他视野开阔、思想解放、思维敏捷，遇事冷静沉着，经验丰富。在敏感的对台关系中，有他这样德才兼备又敢于担当的领导，是福建对台工作之幸，也是我的荣幸。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福建的对台工作不仅没有出任何问题，而且还屡创佳绩，各项工作走在各省市的前列，年年受到中央台办表彰。

习近平同志重视对台工作是一贯的。比如，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担任福州市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他的工作有很多创新，比如“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他在福州创办了全省首个“台商台胞接待日”，每个季度由市委书记和分管领导亲自接待台商台胞。这项工作很受台商台胞的欢迎。每当接待日来临，他们就早早地排队等候，由习近平同志和相关领导亲自出面接待。接待日的工作很有力度，凡是能立即解决的，则马上就办；如涉及面较大，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的，都记录在案，尽快落实，做到件件抓落实，件件有回音。这件事在台商台胞中产生了广泛的良好影响。

习近平同志平时还经常到台商台胞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台商台胞与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称赞道：“近平书记是我们台商台胞的贴心人。”2002年，习近平同志从福建调到浙江工作时，许多台商台胞都依依不舍，有的还专程到杭州去看望他。台商们非常珍视与习近平同志的友谊，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福联纺织等台资企业负责人把他们与习近平同志的合影珍藏至今。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抓的工作更全面了，请您讲讲这一时期他的对台工作有哪些创新举措和积极成果？

梁茂淦：1996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兼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他把在福州市工作时大量行之有效的对台工作经验带到了省里，并结合全省情况采取了许多创新举措。

第一，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台办的工作。他说：“省台办有什么实际困难，你尽管跟我说，我能解决的，尽量帮助你解决。”在他的支持下，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为省台办增加编制和经费。我们的三通处就是在他手上创立起来的。

第二，习近平同志带领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发挥福建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他指出，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只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基本方针和各项对台方针政策，就能化敏感为有利，创造出奇迹。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各部门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对台工作，使福建省的对台工作走在各省市前列，为推动两岸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习近平同志对建立健全对台工作制度付出了很多心血。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习近平同志担任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后，要求省台办和有关部门把省委省政府过去对台工作的文件和政策进行综合梳理，过时的就废除，没建立的就立即建立，不健全的就马上完善。他对我说过，用制度管人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的。对台无小事，必须制定合乎实际的刚性规定和制度。习近平同志每半年开一次省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每年开一次全省对台工作会议。他还开创性地建立了重大对台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其中包括了经常性和突发性的事项类别；建立了对台工作人员的保密、廉洁自律工作制度。他还特别给我交代，对台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第一时间向他报告，不管多晚，哪怕是三更半夜，都可以打电话或到他家汇报。他说：“省委分工我管对台，我就要认认真真地履行这个职责，我要多为省委负点责。”

第四，习近平同志真心诚意地对待台湾同胞，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台胞心里去。他多次在同我谈话或研究工作时强调，做好台湾人民工作，最根本的是要真心诚意地把台湾同胞作为自己的骨肉同胞。在这方面，他以身作则，带头与台商台胞交朋友。在福州市工作时，他就交了很多台湾朋友。当时，福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的一位会长，平时与省、市有关部门发生了一些矛盾，福建省和福州市有关部门几次向省台办反映要撤换他。我向习近平同志反映后，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做他的工作。我曾多次陪同他与这位会长谈心，既如实指出他的问题，又多次耐心细致、推心置腹地充分交流，使他深受感动。习近平同志常对我说：“做好一个人的工作，就会影响一大片。”还有一位在厦门海沧区投资化工产业的台商，由于种种原因，搞得债务缠身，日子难过。习近平同志指示我，台商投资遇到困难时要特别关心，要我多了解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困难。习近平同志还多次与这位台商座谈，帮助他解决问题。这位台商感动至极，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习省长这样关心我，一辈子都难忘。”

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先后推动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对台工作，成果丰厚。如1997年1月，推动湄洲妈祖巡台102天，深入到台湾的19个县市，受到千万人次的顶礼膜拜，成为两岸交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1997年4月，两艘福建万吨货轮突破了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和限制，直航高雄，开启了两岸直航的试点。2000年11月1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率团来福建省龙岩市出席“世界客属第16届恳亲大会”，并作了“两岸客家是一家人”的演讲，引起两岸同胞的高度关注。2001年1月2日，两门（厦门和金门）与两马（马尾与马祖）实现“小三通”，受到两岸同胞的热烈欢迎。2001年1月28日，两门两马签订交流协议，首次将一个中国原则写入协议，在两岸引起轰动。在闽台经贸合作方面，一系列大型台资项目，如厦门翔鹭石化、正新橡胶、东南汽车、漳州火电厂先后建成或投产。这些创造性的活动，让福建这个原先的对台斗争最前沿成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的热土。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两门两马”实现“小三通”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

梁茂淦：“小三通”与“大三通”不一样，我们是用“小三通”来推动“大三通”。而“大三通”是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才实现的。

当时，在岛内各界要求全面直接“大三通”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当局决定，先实现“小三通”来缓解压力，即从2001年起，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我们跟金门方面商量说：“1月1日是元旦假期，你们1月2日来比较合适！”经商定，1月2日正式通航。

12月31日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省台办三通处打来的，他们告诉我：“梁主任，有新的情况！有人告诉我们，明天台湾的一艘满载金门游客的客轮要到厦门刘五店码头。”

接到这一突如其来、打乱我们部署的消息，我就立即用电话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他从电话中听出我有些紧张，就说：“按我们原来的方案当然最好，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坏事，说明闽台民众对‘小三通’充满了期待。”然后他立即做了四点指示：第一点，“每临大事有静气”，要沉着应对，稳住自己，不要忙乱。第二点，先把情况搞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第三点，与金门方面做好沟通工作，能按原计划当然最好。第四点，准备好接待的预案，他们到了要热情接待，要变坏事为好事。

我当时很紧张，因为这真是太意外了，但听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宽慰多了。跟有经验又沉稳的人一起共事，我也变得有信心了。

后来，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我通过厦门市台办与金门一位副县长联系上了。我对他说：“今天风浪太大，我们不能拿金门旅客的生命开玩笑啊，万一翻船了怎么办？不能把好好的事情办坏了啊。”听我这么说，这位副县长也紧张起来了，就以风浪太大不宜航行为由，立即把这艘客轮召回去了。

就这样，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我们紧急公关，使突发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化险为夷。对此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也深切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举重若轻，做事很有方略，处理紧急公关有丰富经验，不慌张，沉着应对，能够从忙乱当中理出头绪；遇到不能阻止的，就热情接待，把坏事变好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让我很是佩服。

采访组：当时台湾的媒体和民众对习近平同志的看法如何？

梁茂淦：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之后，每年都撰写新年贺词，在台湾的《工商时报》发表，向台湾同胞祝贺新年，介绍福建一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成果，展望新一年的愿景，并欢迎台湾同胞到福建来观光旅游、投资兴业。他的新年贺词每年都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有台湾记者评论说：“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已走进台湾的民心了！”

还有一次，省政府在厦门举办一个经贸洽谈会，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举办一个两岸媒体的记者招待会。台湾媒体必然会就很多两岸存在的敏感问题提问，一个回答不好，就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所以一般人不敢提出开记者招待会。而习近平同志确实不一般，在他之前的从政经历中，就一直把记者当成好朋友，非常愿意主动做好媒体的工作，也包括台湾的媒体。

那天晚上，习近平同志和我，还有省外经贸厅的张秋副厅长一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历时一个小时左右，台湾媒体连连发问，果然提出了很多尖锐问题。比如，怎样看待当前的两岸关系？福建的台商投资为什么不如江苏？省政府有什么措施改变这种现状？等等。习近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答如流，妙语连珠。习近平同志的表现让两岸的记者朋友很佩服、很赞赏，都感觉这位省长很不简单、很不一般。这次记者会的效果非常好。习近平同志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观点或指示吗？

梁茂淦：梳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对台工作方面的重要观点和指示，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福建在与台湾的交往中具有独特的“五缘”优势，就是：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事情也是对台。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做好对台工作，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纰漏。对台无小事，一件小小的事情，比如，我们渔民被他们抓了，就会牵涉两岸关系，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开动脑筋，全力做好对台工作。

二是要求省台办的干部成为“台湾通”。对台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希望省台办的干部特别是几个主任、副主任要尽可能成为“台湾通”，既要精通各项业务，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定立场。因为台办干部直接跟台商台胞打交道，一定要有优良的作风，自觉抵制那些形形色色不良作风的影响，保持清正廉洁的操守。要多了解台湾各方面的情况，做到知根知底，有创造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三是强调台办要把吸引台资放在重要位置。但是，吸引台资并不能代替民间的交流交往，要统筹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吸引台资是重要的，但不能放弃其他工作。

四是强调省台办作为省委省政府对台事务的办事机构，具有组织、协调、监督全省各级各部门对台工作的职能。台办要充分发挥好职能部门的作用，建设好队伍，争取一流业绩，为祖国统一作出更大贡献。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的情况。

梁茂淦：2002年，习近平同志要离开福建到浙江去工作。临走那天上午，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老梁，习省长今天就要走了，他交代我说，必须要和几个部门的领导当面话别，特别感谢对他工作的支持，首先点到了你。”我立刻赶到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说：“老梁，我要离开福建了，有几句话要特别说一下。”

他说：“老梁，我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分管了5年的福建对台工作，到今天上午为止，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他用左手做一个圆圈的手势。他继续说：“5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台办经常表扬我们省台办，也表扬省委省政府重视对台工作，我要对你表示感谢，也感谢省台办的所有同志。第二句话，福建最大的优势是对台，最敏感的也是对台，希望你发挥最大的优势，继续做好对台工作，支持新分管的领导，作出更大成绩。第三句话，你是学者专家型的台办主任，我希望你今后到浙江来，来给我们浙江传经送宝，不管你是以什么身份来，无论是台办主任身份，还是专家身份，我都欢迎。”

我听了这几句无比温暖的话，激动地说：“习省长，感谢的话应该由我来讲。这几年我在您手下工作，感到非常愉快。您对福建对台工作悉心指导，所以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同时，您对我个人也非常关心，我当主任多年，可还住处长的房子，您帮助我解决；我写了个反映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电视连续剧《今生缘》，国台办给了我经费支持，您又批了同国台办一样的配套经费。我要感谢您，不应该是您来感谢我！”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认识和感受。

梁茂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有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吏治情况大为好转。这一点在我的家庭中也有切身感受。我的孩子是个在福州市从事农业生态综合开发和汽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民营企业家，过去办事很难。但党的十八大之后，情况就好多了。他给我说，现在风气好多了，不需要再请客送礼了。

第二，我国的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99万亿，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当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世界经济总体处于下行趋势，我国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很不容易，我们都感到很自豪。

第三，我国的国防实力大大提升，跻身世界前列。从2013年第一艘航母下海，到2017年4月26日第二艘航母下海，实现了我国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队要能打仗，要打胜仗。他对军队建设做了很多调整，已经深入人心了。

第四，新兴大国的外交路线真正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以卓越的智慧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展现出大国领袖的才华，是我们时代的幸运。

第五，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据我不全面了解，我们大型计算机数量居世界第一；专利发明数量也居世界第一；中国还是第一个实现可燃冰正式上岸点火的国家。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新发明、新科技，一旦公布出来，肯定更加震撼人心。我们虽然与一些科技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但我们已经在加速赶超。

第六，“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平台。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作的《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演讲，精彩至极。我全神贯注地听了他的演讲，感到非常自豪！他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他大国领袖风范的最好体现。他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讲台上，对着来自全世界的29位国家元首、100多位世界经济组织的负责人，还有2000多位记者，脱稿而讲，侃侃而谈。他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对各种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文明演进，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既鲜明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又深刻地阐明了事理，还抒发了深厚的感情，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阵阵热烈掌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所体现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和形象。与沿途国家合作近百个项目的实践，既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又说明中国方案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榜样。之前一直对“一带一路”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派特使来参加，这充分说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得民心，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好评。

采访对象：施永康，1945年1月生，福建晋江人。1968年从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江西工作，1982年调回晋江，历任晋江县委组织部干事、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92年起历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泉州市委副书记、泉州市长、泉州市委书记。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31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施永康同志，您好！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任市委书记期间，您在泉州市任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你们当时是如何认识的？

施永康：1992年，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我是泉州市委常委兼晋江市委书记，之前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那一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时，我们两人都是党的十四大代表，同在福建代表团，就在会上认识了。

我对我俩最初认识的场景印象很深刻。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很亲切地对我说：“永康同志，晋江发展得很快，很好，你们在第一线很不容易，很辛苦。”他很魁梧，个子比我高了一截，我仰着头说：“是啊，晋江风风雨雨的，事情也很多。”当时，晋江出了一个药案，影响很坏，我们组织查这个案子下了很大力气。但是，当官为民办事，干起工作来哪有什么轻松的呢？想到这里，我说：“习书记，您在宁德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过，也很辛苦，很不容易。”宁德那个时候的状况和泉州截然不同，单从经济来说，福建省9个地市有6个地市的财政收入都不如一个晋江县，宁德作为老少边穷地区，更是差得很远。习近平同志说：“是啊，有机会我带干部到你们那边去学习取经。”我说：“好的，欢迎来指导。”

后来，我听福建代表团另外一位同志说，在会议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晋江的情况非常关心，听到有人讨论晋江的问题时，他会非常专注地听。我们第一次见面，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年轻、成熟、稳重、睿智、干练、务实，待人和蔼亲切。

我们既然认识了，彼此印象又都不错，回到福建以后打交道就多了起来。特别是他调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在省委全会上经常见面，之后都会聊聊天。他一直很关心晋江的情况。我们一见面就谈工作，他向我了解晋江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也经常把工作中的烦恼向他汇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一直关注晋江的发展？他当省委副书记后对晋江有过哪些支持？

施永康：晋江本来在福建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晋江是古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到了南宋时期，北方战乱，晋江也成为南渡汉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到了清末和近现代，晋江的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又成了重要的侨乡。所以，晋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自然地理因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晋江群众自发尝试过多种生产发展路子，其中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是磁灶模式。磁灶镇在历史上就生产陶瓷远销海外，已经开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原材料—技术—市场。第二种是陈埭模式。陈埭镇处于肥沃的晋东平原，工业企业没有基础，他们组织生产当时中国社会短缺的肥皂、火柴等日用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这种模式的路子是：市场—技术—原材料。敢想敢干的晋江人充分发挥这两种模式的经验，走遍全国去做市场调查，了解市场需求，回来之后就组织原材料，再聘用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后来，晋江生产的服装鞋帽、日用品等丰富多彩的商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形成了晋江整体的一种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国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村，变化更是天翻地覆。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走遍大江南北，考察广大农村发展情况，自北而南总结出了苏南模式（指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温州模式（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耿车模式（江苏省宿迁市耿车镇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晋江模式。自此经济学界和理论界纷纷展开研究。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研究员自北而南系统考察了中国广大农村，最后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1994年，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福建周边十个省的“三农”问题专家参会，把各地的发展模式放在一起交流比较。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都不一样。晋江模式以市场调节、股份合作制、外向型经济为主，同时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于晋江模式特别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高度适合晋江本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得到费孝通、陆学艺等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1995年，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开始分管全省的“三农”等工作。上任后不久，他就来晋江调研，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我汇报说，晋江农业的比重只剩下百分之三点多。习近平同志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晋江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国家始终是农业大国，还是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发展，否则恐怕会导致发展不平衡。乡镇企业确实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但不是大家都要到乡镇企业中来。无农不稳，在产业结构里始终不能忘了农业这一环。

之后，有一次我汇报了整个泉州市的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就问，泉州现在还有多少个贫困村？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有259个，并列举了一些数据来说明这些村的情况。习近平同志说，与很多地方对比，你们不能叫贫困村，应该说是发展滞后村。我继续汇报说，泉州市委市政府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市长跟随省长抓唯一一个国定贫困县，三个副书记分别挂钩抓3个贫困乡镇，四套班子全部成员责任到人共同抓这259个发展滞后村。我们实行“一村一策”，对每一个村都进行过实地调研，针对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合实际的方案来加以扶持，提供合适的项目来帮助他们，现在的效果还在继续跟踪。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这些做法表示肯定。他说，扶贫脱贫不容易，有的老百姓已经脱贫了，或许会又因灾因病返贫，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注意跟踪，注意兜底。

习近平同志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同时对泉州的工商业也很重视。他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在招商方面经常给我们以支持。泉州市比较发达，特别是晋江这样发展快速的地方很受投资者青睐，习近平同志原来工作过的陕西、河北、宁德等地的同志有很多项目想到泉州寻求合作，他就专门介绍这些同志到泉州来找我，他都会事先跟我联络，要我好好接待、协助招商。这对这些地方和泉州的发展都很有积极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提出“晋江经验”的？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对晋江有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晋江的发展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他经常到泉州来，走遍泉州所有的县、市、区，每个县、市、区起码都走过4次以上，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6年中7次到晋江调研。他认为，晋江的发展模式简单归纳起来是“三为主一共同”。“三为主”就是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企业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一共同”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种模式后来铺开到整个泉州，再之后对整个福建乃至对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借鉴价值。他评价说，晋江通过乡镇企业来生产一些人民群众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己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这个评价，实际上就是“晋江经验”的最初总结。

2000年，我们出了一本论文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主要是我随习近平同志在泉州长期调研、向他请教、学习心得汇集的五篇文章，阐明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重点工作，即发展经济、弘扬文化、建设城市。此外，围绕五篇文章，展开泉州继续发展的大讨论，泉州辖区内除金门县外的11个县、市、区书记和县长都有一篇文章。此举对全市进一步开放搞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请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写序言，他欣然应允。

在序言中，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发展评价很高：“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这块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土地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他对泉州的发展状况如数家珍，指出：1999年，泉州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52亿元，财政收入48.32亿元，分别是1977年的47.2倍和89.8倍，平均递增分别达19.2%和22%，经济总量约占全省26.2%、全国1.14%，所有县（市）再次分别进入全省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或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晋江跃居全国百强县第五。字里行间，饱含着习近平同志对泉州的褒扬。他把泉州那些年的快速发展称为“泉州现象”。泉州的迅速崛起，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序言中对我们在战略研究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泉州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写道：世纪之交，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要进一步提高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综合竞争力，争创发展新优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泉州的同志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大泉州发展战略研究》这本书。永康同志在整理完善泉州历届党政班子工作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泉州发展战略，阐述了实施大泉州发展战略的三大工作范畴，即发展大泉州经济、弘扬大泉州文化、建设大泉州城市。各县（市、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也围绕大泉州发展战略这一总原则，提出了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思路。整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泉州特色；二是有时代气息；三是贯穿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四是可操作性较强。可以看出，泉州这次战略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总体思路不错，比较系统且有一定深度，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必将对泉州未来发展起到实际指导作用，对其他地区也有借鉴意义。善于通过务虚理清发展思路，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应具备的领导素质之一，希望今后继续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未来20年是福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把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科教先进、环境优美、文明开放的福建带入下个世纪，是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殷切希望，泉州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胆尝试，勇于实践，奋力开拓，锐意进取，通过增创经济增长、体制创新、对外开放、软硬环境、科教人才、精神文明新优势，成为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要位置和影响的经济、文化、科教强市。

那时候，晋江在全国发展突出，大家都在研究晋江，既有费孝通、陆学艺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好多我们省里的同志，是称为模式还是经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和我谈话说，不要叫模式，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死板，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经验是可以灵活借鉴的东西。

还有一次，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省经贸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我们随他去招商，工作之余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费孝通、陆学艺等老一代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把很多地区发展的模式形成了理论系统，以苏南、温州、晋江、珠江四种模式来指导中国农村发展，并总结出了成功经验。除了晋江这种模式以外，其实泉州所有县也都在借鉴“三为主一共同”的思路，但在借鉴过程中又各有各的发展特色，并不是照搬晋江原有的模式，以后其他地区再来借鉴这种思路，也不会照搬模式。所以我们还是叫“晋江经验”比较好。

习近平同志非常注重战略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大家对他的看法都很赞同，在战略研究上都比较倾向于他倡导的“晋江经验”的提法。这样，“晋江经验”慢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研究领域流传开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深入泉州的基层调研，对泉州的发展战略作过充分研究，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走遍了泉州的山山水水，走遍了泉州所辖各县、市、区，尤其是这期间，他6年中7下晋江，到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在实地调研中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他每一次来，我都陪他，那段时间我们交流很多，我十分有幸跟随和见证他全过程全方位的调研活动，深受教育。

在充分肯定晋江发展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习近平同志发现晋江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企业虽不少，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却不多；产量虽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却不高；鞋帽服装饰品企业多，高精尖技术却稀少；工业化发展热气腾腾，城市化发展却相对滞后……“面对新形势、新世纪，晋江经济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在1999年的一次晋江调研中，他就提出了这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

2002年6月16日，在泉州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上，我向习近平同志汇报了改革开放大潮中，关于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晋江精神等一系列提法和问题。习近平同志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深入调研、问计于民，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视角与洞察力，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晋江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晋江经验”这个概念，第一次明确总结整个泉州发展模式都是“三为主一共同”的“晋江模式”之后，他又系统提出了六条“晋江经验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启示”，要求全省各地认真学习借鉴。同时，从五个方面提出要求，要晋江、泉州“探索、创造新的经验，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了习近平同志那次讲话，我心潮澎湃，很受鼓舞，专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刺桐清和》表达我那时对泉州未来发展激情满怀的心态：

榴月菖蒲雅，

温陵日正东。

蝉鸣桐树上，

景入画图中。

晋水舒长袖，

泉山冀泰鸿。

民心惟古国，

九域共亨通。

在长期调研和深入思考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了宝贵的“晋江经验”。2002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他的《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一文。10月4日，《福建日报》刊发他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新华网次日全文转发。

“晋江经验”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核心动力是改革创新，核心内涵是全面发展。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注重发展品牌，注重创新，走自主发展之路。习近平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带动了大家对晋江经验和泉州现象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泉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泉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文集《晋江经验与泉州现象》。

人们高兴地看到，当年闻名全国的“晋江经验”至今依然青春焕发，正抒写着“全国百强县”“福建第一县”“中国品牌之都”等可喜可贺的篇章。风靡八闽大地的“泉州现象”依然活力洋溢，经济总量居全国可比212个地级市前五名，位于全省“发展第一层面”，成为“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中国品牌经济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化工贸旅游港口城市”，泉州的发展活力十足，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同在福建工作多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施永康：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

我们泉州有一所仰恩大学，是缅甸华侨吴庆星先生回国投资创办的。大学兴办之初，有些事情跟教育部门总是协调不好，市里和省里也协调多次，都谈不拢，搞得很僵。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省长，我是泉州市市长，他带着我们几个到吴庆星先生家里拜访，他们两位一见面谈话就很投机。吴庆星先生请我们一起吃了便饭。吃完饭以后，大家坐下来，习近平同志说，请给我一个便签和一支笔。旁边工作人员就递给他一张仰恩大学的便签和一支铅笔。习近平同志拿着便签和笔，问道：吴先生，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吴庆星一五一十地说完，习近平同志全都一一记了下来。他问，还有吗？吴庆星笑笑说，没有了。然后，习近平同志一条一条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你们要配合做哪些工作……很短的时间，把所有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吴庆星再也没有异议，双方都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对习近平同志佩服得五体投地。

习近平同志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们有一次随他出访土耳其、埃及、墨西哥，途经古巴，住在海岸边的一个旅店里。那个旅店正是海明威写《老人与海》时的住所。习近平同志跟我们谈到了海明威，讲到了他的著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武器》，还讲了《老人与海》这部不朽名著的整个故事梗概。由大海这个话题发散开来，我们还谈到高尔基的《海燕》，习近平同志兴致很高，还给我们富有感情地背诵了《海燕》主要段落。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大多是工作，这次听习近平同志谈起文学艺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内心也非常佩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络吗？

施永康：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我到浙江去拜访过他一次。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他的秘书还专门给我他在上海的手机号码。福建的同志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时常打听福建同志们的情况，很关心大家，始终把这些同志当作自己的亲密朋友。我想，这就是大国领袖的风范和胸襟。2010年，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我也已经退休。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主编了一套450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大泉州战略探索》，一共8卷。出版之前，我请求习近平同志对书稿予以指正。一天早晨，我的电话响了，是习近平同志的秘书打来的。他说：“您好，是施永康同志吗？”我说：“是的。”他说：“习副主席跟您通话。”接着，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习近平同志亲切的声音：“永康啊，好久不见，现在怎么样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很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近平同志，我退休啦，还能怎么样啊？”习近平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说：“永康，你能编这么大部头的书，我看你威风不减当年呢！”接下来，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谈书稿，他很谦虚地说：“我离开福建时间比较久了，很多具体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内容我不太掌握了。通过你书稿中的介绍，我也了解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战略构想，书稿立意很好，质量很高。希望你们能继续加强研究，给泉州未来的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战略思路。”

虽然分别多年，但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这位曾经的“老”领导，也在不断地学习他的讲话和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发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致辞，我全神贯注地听下来，深受启发。2017年7月1日，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亲情浓郁、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引起一阵阵掌声。2017年8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我也是第一时间买来阅读学习。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政治报告，那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从头到尾在电视机前聆听他的讲话，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其中很多“金句”我都能背下来。比如，“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话，大义凛然，彰显了至高无上的爱国气节，令我心潮澎湃。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我，让我非常感动。2014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京军区，陪同他视察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亲笔给我来函说，习近平总书记和他谈话时提到了晋江经验，还专门向他问道：“施永康同志现在怎么样？”司令员在信中还说：“作为领袖和统帅，习主席心中还记着您，我深受教育与感动！习主席伟大的胸襟和情怀，将永远激励我们向中国梦、强军梦奋勇前进！特转告您。”

2019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泉州市领导连夜给我来电话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讨论时又提到了“晋江经验”，并强调“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还特别提到“当时，施永康同志在那边当书记”。

得知这些消息，我内心很激动。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为泉州人民、为晋江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但那都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还嫌自己做得不够多。

数字是闪光而充满魅力的：回顾改革开放40年，1978年启动时，晋江农民人均收入107元，2018年是2.4万元；1978年财政收入1476万元，2018年是226亿元；1978年财政补贴252万元，2018年财政上缴113亿元。

多年的从政经历，也是我不断完善自我、追寻初心的过程，特别是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那10多年，我所学、所获、所感甚多，内心很充实。这几年，我虽然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但心情越来越舒畅，对祖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伟大的人民，必将继往开来，坚定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大展宏图，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采访对象：林占熺，1943年12月生，福建连城人。菌草技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福建省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6日再访

采访地点： 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采访组：林占熺教授，您好!您多年潜心研究菌草技术，并在应用和推广方面付出很多心血。请您简单讲讲菌草和菌草技术是什么?

林占熺：菌草是草的一个新类别，是新的生物材料，是新的农业资源，是“菌”与“草”交叉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菌草技术，是利用菌草栽培食药用菌和生产菌草饲料、菌草菌物饲料、菌草菌物肥料的综合技术。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福建农学院工作，一次参加福建省科技扶贫考察团赴闽西革命老区长汀、上杭等县考察，发现那里的农民处于深度贫困之中。我当时就思考，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脱贫呢?栽培食用菌是当时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短、平、快”项目，但传统的香菇、木耳等食用菌栽培需用木材为原料，而长汀水土流失严重，绝不能走砍树栽菇的路子。为探索一条不用木材栽培食用菌的新路，从1983年起，我就开始利用闽西野生资源十分丰富的芒萁、五节芒等野生草本植物“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的研究。当时，研究工作“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1986年获得成功，发明了菌草技术，为解决菌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菌林矛盾”紧迫问题开辟了新途径。此后，菌草技术研究应用又在生态治理和菌草饲料、菌草菌物饲料、菌草菌物肥料开发等领域不断深化拓展，形成了综合技术体系，在国内外广泛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和良好的国际影响。

采访组：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为福建对口支援宁夏的项目，而习近平同志当年在省里分管对口支援工作，请您讲讲这之间的联系。

林占熺：事情要从1996年10月讲起。当时，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福建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

1997年4月，在银川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将菌草技术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习近平同志亲自在联席会议纪要上签字。

一接到任务，我马上率领菌草技术扶贫专家组带着菌种和菌草草种直奔宁夏固原地区的彭阳县实施菌草技术扶贫项目。

宁夏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与福建大不相同，要用发源于福建的菌草技术“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只能从头开始。彭阳县冬天寒冷，无霜期不足6个月，而且昼夜温差大，我们担心温差大影响食用菌生长，为此建半地下室菇棚和利用废弃的窑洞来栽培食用菌。为确保示范和生产获得成功，我们就驻村工作，有时还住在菇棚里，以便夜间起来检查菇房的温度变化。

半年后，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第一批用作物秸秆栽培香菇、平菇、双孢蘑菇等食用菌取得成功，27个示范户平均收入超过2000元，其中小岔沟村一示范户50平方米菇房栽培平菇的收入超过他种植27亩小麦的收入，参加食用菌生产的示范农户当年的收入翻了一番多。

生态脆弱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为此，在利用作物秸秆栽培食用菌的同时，我们在干旱荒漠地上试种菌草。

1998年10月，福建农业大学向省政府提交《关于赴宁夏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报》，建议发挥学校科技优势，利用包括菌草技术在内的多项技术，在宁夏实施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习近平同志对此作出批示，明确指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要求“扬长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这个批示为菌草技术对口帮扶宁夏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工作思路，使我们深受鼓舞。

此后，我带领福建农林大学菌草技术人员长期坚持在宁夏贫困山区驻村驻点，手把手扎扎实实地做好全程技术服务工作。菌草技术扶贫项目在宁夏落地生根，从试验示范到建示范基地再到8个贫困县大面积推广。

在闽宁两省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菌草技术扶贫在宁夏取得显著成效。到2007年，全区1.75万户参与菌草生产，兴建菇棚1.75万个，创产值近亿元，菇农户年均增收5000多元，菌草业成为闽宁对口扶贫的一个重要产业，使一大批农户通过发展菌草生产告别贫困，深受农民欢迎。

在闽宁村参加验收的一位回族老汉编了一个顺口溜：“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在发展菌草菇的同时，我们在闽宁村和彭阳县两个基地开展菌草种植，也获得突破。在闽宁村种植菌草亩产鲜草达10吨，是当地青贮玉米产量的2倍以上，为利用人工种植的菌草发展菌草业打下了基础。

为表彰我在菌草科学研究、科技扶贫和技术援外工作上取得的成绩，省政府授予我一等功证书，这是福建省第一次对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记一等功。2000年7月5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出席了在省政府举办的、专门给我一个人授奖的颁奖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菌草技术的优势在全国相当突出，要继续让它在扶贫致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号召“广大知识分子投身到生产第一线，投身到科教兴省、科技兴国的洪流中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科技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为世人瞩目的、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卓越贡献”。他还殷切希望我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习近平同志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不仅给予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而且体现了他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

我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咐，带领团队继续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北各省区开展菌草技术扶贫，并探索如何把西北地区的生态治理和菌草产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经过14年的持续不懈努力，在宁夏等地的干旱荒漠地、盐碱地种植菌草不断取得新的突破。2010年在闽宁镇武河村黄羊滩的荒漠地上种植的巨菌草经专家验收，亩产鲜草20吨，是当地在耕地上种植的青贮玉米产量的4倍左右，为黄河流域荒漠化治理和菌草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并且能使生态、经济、社会三大效益紧密结合的新模式。

如今，我们已选育出适合从黄河上游青海贵德到山东入海口均可种植的巨菌草、绿洲一号等菌草品种，并在黄河上、中、下游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地区创建菌草生态治理和菌草新兴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我深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会成为现实，黄河不仅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而且黄河生态治理还能为世界大江大河的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采访组：菌草技术得到政府认可和大力支持，是在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期间，请您讲讲他当时支持建立菌草科学实验室的情况。

林占熺：进入新世纪，菌草技术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要把菌草技术做大做强，无论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都迫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2001年福建省“两会”期间，我受多位委员的推荐，在省政协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呼吁尽快在菌草技术发明单位福建农林大学设立菌草科学实验室，以保持福建菌草技术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并推动菌草新兴产业发展。我的发言经修改充实后，被列为当年省政协的重点提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不仅出席省政协大会，认真听取了我的发言，还对这一提案的办理作出了重要批示，交由省政府督查室督办。

2001年8月1日，省政府督查室向习近平同志呈报了提案办理督查情况。他们的报告认为，福建没有必要建立菌草科学实验室。习近平同志对此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否定，而是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向农林大学和林教授反馈。”他的批示为福建省建设菌草实验室留下了回旋余地。

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意见后，几乎失去了信心。但是，习近平同志的批示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想，既然他批示把这个报告反馈给我，说明他还想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进一步汇报我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支持。

习近平同志收到这封汇报信后，交由省教育厅办理。时任教育厅副厅长薛卫民到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调研。薛副厅长通过深入调研后，对菌草技术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应该支持菌草科学实验室的建设。薛副厅长这次调研形成的报告呈给了习近平省长和潘心城副省长。

习近平同志接到这个报告后，作出重要批示：“菌草技术是福建的优势科研成果，已产生广泛影响，这个项目较其他一些项目更贴近现实，有经济和社会效益。”

习近平同志批示后，有关厅局组织讨论落实。但仍有人持否定意见。在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还是坚决支持建设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他看问题是看趋势，很有前瞻性。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福建省菌草科学实验室是建不起来的。有了这个实验室，才会有今天的3个国家级菌草技术创新平台，一个是科技部依托福建农林大学组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中心”，第二个是国家发改委建在福建农林大学的“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第三个是国家教育部的“菌草生态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有了这个实验室，菌草技术也才可能列为联合国经社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项目，向全球推广。所以，完全可以说，这项前沿技术是在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他的关怀支持，菌草技术不可能有新世纪的大发展，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好局面。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支持菌草技术援外工作的。

林占熺：菌草技术的援外工作同样是在习近平同志多年来亲自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已推广到世界106个国家，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卢旺达等13个国家建立示范基地，取得了丰硕成果。菌草技术全球推广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就具有的国际思维和战略眼光。

上世纪90年代，当时援外是中央的任务，省一级政府只是配合国家执行援外项目。但菌草技术是个特例。菌草技术在福建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后，1994年国家外经贸部把它列为发展中国家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菌草技术援外第一站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省长时开启的。1997年5月，他安排省长助理李庆洲同志率团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并与东高地省签署了菌草技术重演示范合作协议。同年7月，我应巴新东高地省政府邀请，带领菌草技术专家组赴东高地省鲁法区实施菌草技术重演示范。

当时巴新东高地省的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生产水平低下，菌草专家组在异国他乡、在缺水没电甚至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工作。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当地实际出发，为让当地村民掌握技术，对技术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当地村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能成功，让所有的村民都有可能从事菌草生产。

1998年1月，菌草技术在东高地省重演示范取得成功，实现了当地食用菌栽培“零”的突破。为此，巴新东高地省在鲁法区举办了5000多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活动，巴新总督、副总理和8位部长出席活动并给予高度赞赏，东高地省升起中国五星红旗、奏响中国国歌。

1999年9月9日，巴新东高地省行政长官在给福建农业大学和中国驻巴新大使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巴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该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这种使发达国家的人望而却步的条件。这足以表明中国政府通过专家实施菌草项目给予我们的帮助是真心实意和信守诺言的。”

2000年5月，巴新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因国家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前来福建考察，习近平同志要不要与他会面成了接待部门犯愁的一个难题。这个省当时人口只有37万，规模还赶不上我国一个较大的乡镇。考虑到这个情况，有人就在会议上说：“这是‘小朋友’，见了这一个，以后怎么办?习省长个个都要见吗?”作为知情人，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他们虽然是“小朋友”，但如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成为“两肋插刀”的“好朋友”。我还把1999年中巴关系发生风波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作了具体介绍。有关同志把会议的情况向习近平同志作了汇报，他当即表示：“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这种朋友交得越多越好。接待的时候，该什么级别接待就什么级别接待。”后来，习近平同志亲自会见了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会见的第二天，我陪同东高地代表团赴厦门参观，他们告诉我，会见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有3400万人口的省长会亲自会见他们，并签了友好省的协议。

2001年9月，福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王豫生率福建教育代表团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转达习近平同志对巴新国庆的祝贺并递交贺信。代表团了解了福建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菌草技术和旱稻技术的进展情况后向省里反映：我们去援巴新菌草技术项目实施地考察，看到该项目给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和群众的欢迎，开展菌草技术援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拨专项经费用于菌草技术援外。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上批示：“福建农林大学这次巴新之行访问成功。要落实后续工作，已承诺的省政府援助经费要按时划拨。”

在习近平同志“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的思想指导下，福建省菌草技术和旱稻技术援巴新东高地省取得显著成效，解决了农业技术援外进村到户难和可持续难的两大难题，为巴新农民的就业、减贫开辟了一条见效快、效果好、可持续的新路。东高地省从此结束了没有稻谷种植的历史。目前，菌草种植在巴新已经扩展到3个省10个区。为了感谢中国援助的菌草技术，当地有的人名字改叫“菌草”。如巴新前国防部部长卡拉尼把女儿改名为“菌草”，并在报纸上公布。他解释说不管今后会怎样发展，都不要忘福建支持的菌草技术。援巴专家组中有4人姓林，为此，他们把巨菌草叫“林草”。

2018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前夕在当地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18年前，我担任中国福建省省长期间，曾推动实施福建省援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植技术示范项目。我高兴地得知，这一项目持续运作至今，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的一段佳话。”他在访问巴新短短的几天里，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菌草技术援助巴新的情况。其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时任巴新总理奥尼尔共同见证下，两国政府签署了菌草、旱稻技术援助协议，开启了菌草技术援巴新征程。

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还亲自推动国家援助斐济菌草项目落地实施，并在多个场合对菌草技术援助斐济工作给予关注关心并提出期望。

2009年2月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过境访问斐济，先后会见斐济总统、总理。在宴席间，习近平同志得知斐济的食用菌全靠进口，就向他们介绍说，我认识福建农大林占熺教授，他“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先进，如果需要可以支持。斐济总理随即表示，非常希望能得到中国的支持。

习近平同志访问回国后，向福建了解菌草技术在海外合作情况。随后，他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关于在斐济开展菌草技术合作的专题报告上批示：“请商务部和外交部研究。”商务部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召开项目专题会议，并立即启动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工作，会同福建省政府共同落实项目实施方案。

2009年11月，中国与斐济政府签署中国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换文协定，同年12月底，该项目正式启动。福建农林大学迅速组织专家组，于2010年1月23日赴斐济进行可行性考察。中国驻斐济大使韩志强和经济商务参赞蔡水曾接见了专家组。韩大使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副主席向斐济总理介绍菌草技术情况和援助斐济菌草技术项目的缘由，强调了该项目是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对巩固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十分重要。

2014年8月在南京举行的“青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热情会见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斐济总统奈拉蒂考并再次谈到援斐济菌草技术项目。奈拉蒂考总统感谢说：“您关心的菌草项目，中国专家很快到位，我们相信一定会造福我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肯定地说：“我本人十分关注菌草项目，它可以增加当地农民收入，这个项目在巴新、在非洲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相信它一定可以为当地人民作贡献。”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斐济，在两国元首会谈中再次谈到菌草技术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说，得知经过几年的准备，菌草技术已经成功落地，希望这一项目能帮助斐济人民增加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出口，造福当地人民，并进一步扩大成效。

后来，斐济总统乔治·孔罗特夫妇、总理姆拜尼马拉马都视察过示范中心。他们表示，菌草技术对斐济的贡献很大，不仅增加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减少进口，而且解决旱季畜牧业饲料缺乏的问题。他们代表斐济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中国政府的援助以及中国专家的辛勤付出。

2017年5月14日，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召开答谢宴会，邀请我参加。他特别强调：菌草项目拉近了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拉近了斐济和中国的距离。

现在，菌草技术已为斐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开辟一条可持续的新途径，破解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难题。

菌草技术被斐方誉为“岛国农业的新希望”，成为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典范。

采访组：请您讲讲菌草技术援外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这些援外项目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林占熺：20多年来，菌草技术在习近平同志亲切关怀下茁壮成长。在援外方面，我们坚持贯彻他提出的“三立足”思想，坚持“走出去”，菌草技术现已传播到106个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菌草技术走向世界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援外培训;二是实施援外项目。

在援外培训方面，菌草技术于1994年被列为“南南合作”项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同年被国家外经贸部列为援助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项目。迄今已举办245期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为106个国家培训学员8653人，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莱索托、卢旺达、南非、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纳米比亚、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泰国、朝鲜等13个国家建立菌草技术培训示范中心或基地，不仅为菌草技术全球推广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架起了一座座中外友谊之桥。

在实施援外项目方面，自1998年开始，先后承担国家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莱索托、卢旺达、厄立特里亚等国菌草技术项目，福建省援巴布亚新几内亚、援中非菌草和旱稻技术项目，以及福建省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与老挝、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等国菌草技术合作项目。2017年起还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合作实施“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的菌草技术项目，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菌草技术援外项目被赞誉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菌草在一些国家被誉为“中国草”“致富草”“幸福草”“太阳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创新之路无止境，往事悠悠当回首。菌草事业之所以能不断开拓发展并走向世界舞台，与习近平同志的长期关心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者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投身新时代，拼搏新时代，为“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而奉献毕生。

采访对象：严正，1943年5月生，福建沙县人。1982年至1992年先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经济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1992年任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1996年任院长。2009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严正同志，您好！您1992年从福建师大调到省社科院工作，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从那时起，你们有长达10年之久的共事与合作，请讲讲你们相识之初的情况。

严正：我跟习近平同志是1992年认识的。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主动地、充分地调动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参政议政。我是经济学教授，当时全省评上经济学教授的人还不多，所以我可能引起了政府注意。福州市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市政府专家咨询组成员。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研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不久，就着手组织制定福州市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部分，对应的是3年、8年、20年，被称为“3820”工程。

我被叫去参与这个规划讨论时，专家咨询组来了七八个人，习近平同志那边带领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也有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市领导已经拟了一个初步的稿子，让我们参加讨论。讨论十分热烈，当时还拍了录像。20年后，福州市办了一场“3820”工程展览，我还在这个展览上看到了那次会议的影像。

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习近平同志。在谈到“3820”工程和城市规划的一些具体问题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感觉到，他与我之前接触和认识的领导干部有很大不同，在制定战略和规划上，甚至在学术上，他都很内行、很有见地。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设想。当时有些人不太接受，认为福州既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也不具备大都市的条件。但习近平同志积极地为福州谋划这一前景，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创造条件。我对这一设想持赞成态度。福州作为福建的省会，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理应有建设成为像广州、深圳这样国际化大都市的雄心壮志。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3820”工程都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战略构想。

严正：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闽江口金三角”发展战略，为福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福州的未来在闽江口，向北面的连江县、罗源县和南面的长乐市、福清市推进，与福州市区形成三足鼎立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区，中心市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主要布局在南北两翼。多年来，福州一直都坚持了这个方向，历任领导也一直延续“闽江口金三角”这个发展思路。

习近平同志对福州城市规划还提出了重要的“显山露水，跨江面海”战略构想。福州城有闽江和乌龙江两条江，福州市区应当向南跨越闽江，开发南台岛，然后再跨越乌龙江，建成一座有四个外滩的美丽城市，福州市区的几座小山都应当开辟成公园。他的战略设想，成为福州城市建设的基本战略，他之后的几任领导都延续了这样一个发展方向。20多年下来，当时构想的四个外滩，现在有三个已经基本建成。乌龙江北岸的江滨公园已经建得非常漂亮，几座大桥已经架到乌龙江南岸，汽车城、大学城、高新科技园区、农产品集散中心正带动南岸的快速发展。跨江同时，还要沿江向东拓展，走向海滨，建设滨海新城。

现在“显山露水”和“跨江”已经做到了，“面海”还在推进阶段。上世纪90年代，福州就开始向海边推进，但毕竟中心市区离海边有50公里，向东走向海滨的步伐落后于向南的跨江发展，当时提出的位于长乐文武砂的滨海新城，这几年已开始着手建设。

习近平同志在战略规划当中十分重视港口建设。20世纪90年代，福州的港口是马尾港，那是一个河口港，吨位在2万吨以下，在历史上是福州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但马尾港毕竟太浅了，大船进不来，福州的集装箱装2万吨的船也到不了美国，只能到香港中转，码头卸下来，再装大船运走。这样，运往香港的费用再加上香港码头的装卸费用，就占了去美国运费的三分之一。当时，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福州必须建设深水港。经过长期努力，福州市在福清江阴建成10万吨级集装箱深水码头，在罗源湾建成30万吨级煤码头和铁矿石码头。

福州是个沿海城市，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开发，当时福州正因长期捕捞过度出现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渔民生活困难。市领导引导渔民从捕捞走向养殖，种海带、紫菜，滩涂养殖贝类，海湾网箱养鱼，同时弃小木船购置大渔船，到北太平洋、赤道发展远洋捕捞。几年后，福州渔村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几年当中，连续提出了跨江面海发展规划、“闽江口金三角”规划、第三产业构想、交通规划、港口建设等。在其他方面，他还有很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富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战略主张和构想。这些几乎都成了主导福州后来发展的重要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竟然没有一条设想是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全都与这些年的发展高度吻合。习近平同志指导制定战略规划的科学性，让我们这些研究了半辈子经济发展的学者感到十分钦佩。

采访组：交通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有人说，福州今天的交通比较好，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规划改造的这条二环路。请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严正：好的。福州规划环城快速路是比较早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就组织专家学者论证规划二环路改造和三环路的构想。当时，福州市车辆还不算多，基本没有交通拥堵问题。有的干部，包括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都认为，二环路的每个路口都应该以环岛为主，全立交留给未来的三环。但是我们几个专家对二环路“环岛”方案持异议。我们了解国外经验，机动车多了，环岛要被堵死。因此，我们认为二环路一定要建成立交的、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北京、上海、广州的二环也是走立交，确保二环无红绿灯。习近平同志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些专家的意见，最后拍板把福州二环路建成无红绿灯的城市快速路。福州市私家车爆发式增长是2001年到2005年。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很难预判。今天，无红绿灯的二环路为缓解福州交通拥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决策，今天福州的交通状况不堪设想。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对民生问题极为关注，给予城市农民工群体很多关注和扶持。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严正：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市委政研室把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我也参与了课题调研。

我们调研组深入实地查看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回来向习近平同志等市领导汇报。农民工的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平均劳动时间超过11小时，住宿拥挤。我们见过三对夫妻住在一个房间，中间用两块布做隔离。医疗方面，农民工除工伤外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他们的子女进城念书也很困难，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借读费、入学赞助费每年要几千块钱。另外，还有黑中介在介绍工作的时候从中盘剥，欺骗他们的血汗钱。

农民工问题涉及国家政策，福州作为一个市，有些问题一时确实没法解决。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对劳务中介市场进行大力整顿，把坑骗农民工血汗钱的黑中介绳之以法；引导农民工形成劳动市场，如保姆市场、建筑市场等。

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以后着手解决的。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人大为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困难制定相关地方法规，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只能收取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费用。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你们在工作上的联系。

严正：在福州市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想法，随时都会把我们叫过来一起进行讨论研究。

1996年4月，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农村、党建组织等工作，和我的研究方向关联较少。所以，1996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接触。

1999年，我任省社科院院长，是省政府顾问，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一上任，就把我叫过去参加一次季度经济分析会，让我讲讲意见和看法。会后，他还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观点“有深度、有新意，省政府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吸收，请您在今后的工作中，经常组织社科界的专家学者们研究我省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及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我不是只讲理论的经济学家，偏向于研究比较具体的事务。基本上，福建每个地市、每个产业、每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我都有所了解。所以，省里召开经济分析会等有关经济发展的会，经常叫我参加。习近平同志任省长这3年里，我和他的工作接触比较多。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经济发展有很多真知灼见，也让我们这些学者受益良多。持续不断地扩大开放，是他一直追求的经济发展轨迹。我记得2001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当年秋天的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又一次论述开放的重要性，强调：“进入21世纪，福建省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习近平同志很民主，各种声音都听。从市里到省里，他一直支持和鼓励专家学者参政议政，对我们也非常尊重。有的时候，金融、农业、机械、造船等部门的会议，他也会叫我去旁听，也会问我：“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他是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认识。所以，每一次我都注意听，有什么想法也尽量讲出来。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工作的重视。

严正：省社科院是学术研究机构，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单位是很看重的。他不仅听取我的意见，也经常听取社科院其他同志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意见。他作为省领导，各种意见都能听进去。我们社科院的同志后来谈起来，都觉得他这样的领导干部真的很不错，他尊重专家意见，做到兼收并蓄，所以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同志对省社科院的支持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到社科院调研，在我办公椅上坐了一下，对我说：“你这个办公室，在省里正厅级干部当中面积是最小的。”省社科院当时确实很“穷”，我的办公室只有15平方米，就一张办公桌，前面摆一张会客的椅子。不仅我的办公室面积小，我们整个办公楼的面积都比较小，大部分研究所的办公室，七八个研究人员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看到习近平同志观察这么仔细，又这么关心我们的办公条件，我就顺势向他反映省社科院办公场所不足的问题。我说：“在发达国家，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正研究员、副研究员都是一人一间办公室，独立办公。”

他问我：“如果给你们单位的正、副研究员每人都配一间办公室，需要多大的房子？”

我说：“我们希望盖一栋新楼，解决办公场地不足的问题。”

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很快就给我们批了800万元。他把这笔钱拨给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且向他们交代，不够的钱由他们补上。最后，机关事务管理局又给我们补拨300多万元，总共花了1100多万元，为省社科院盖了一栋新办公楼。

大楼建好投入使用，我的办公室就亮堂宽敞多了。更让我高兴的是，社科院所有的正、副研究员都有了独立办公室，发达国家给科研人员的办公待遇，我们福建省达到了。据我所知，当时全国地方社科院多数都没做到。所以，其他省社科院在和我们开会交流时都很羡慕我们。

省领导高度重视我们，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让我们深受鼓舞，更积极地为省里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做好研究，提供决策服务。从“九五”到“十五”再到“十一五”“十二五”，我们提供了很多战略和政策建议，也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热点，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看法。

严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变化非常大，发展非常迅速，民族自信心也得到明显提升。这都是看得见、体会得到的变化。

其实，这几年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逐渐进入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搞不好，很容易陷入经济学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讲，一个国家高速发展，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竞争力。而在这个阶段，高科技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国家经济发展往往会出现困难。

不少国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都遇到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发生在人均GDP3000至1万美元的增长过程中。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菲律宾等，就是长期跨不过这个陷阱，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

2012年，我们人均GDP是3000美元，现在增长到1万美元，正好处于翻山过坎的关键时期。现在，我们快爬到山顶了，很累，又背着很重的登山包，很不容易，但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增强信心，坚定地迈过这个阶段，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取得胜利。到了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我们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的时候，就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子就会更好过一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棘手问题，这几年采取的战略都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已经落实了去产能，把钢铁、水泥等高污染企业产能降下来，但下一步用什么新产业来替代呢？这就要靠创新，靠产业升级，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科技创新上来。现在我们国家搞的产业升级和各种规划，在我看来，步骤和对策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回落下来了，但是质量相对提高了，而且已经趋稳。我们前一段的高速发展，在经济、环境、金融等方面遗留下来很多问题，需要逐个去解决。

我这几年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建设，并写了一些东西，也跟国外的学者宣讲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战略构想。不管是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还是丝路基金，我们都坚持互利互信的原则，帮助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这在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扭转了过去一些“司空见惯”“视而不见”的作风问题，中央八项规定把公款吃喝风刹住了，大力反腐把一大批“老虎”和“苍蝇”打掉了。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高压的态势一定要保持住，必须一直这样严格治理下去。如果不这样下“猛药”，后果不堪设想。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经济转型、“一带一路”、反腐倡廉，从战略规划到制度建设，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不容易。我相信，全党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稳步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对此，我充满信心。

采访对象：杨益生，1948年6月生，福建福州人。1987年4月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兼任省社科联副主席、省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省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产业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等。2008年10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1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杨益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请您讲一讲他制定福州发展战略的情况。

杨益生：好的。我的单位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属于政府的参谋单位。1992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之所以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当时主持制定了福州市的发展战略，即“3820”工程，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进行科学谋划。这是福州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加快福建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制定的。

为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有两次发言。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发言比较感兴趣，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问3年、8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体该如何定。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3年大变样跟福州自己比;8年的话，我们应该与周边的省会城市比，比如与离得较近的广州、南昌、杭州比;20年的话，福州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上，要与台湾相比，与“亚洲四小龙”比。习近平同志很认可这个建议。

习近平同志对“3820”工程指标的准确度要求很高。最后，实践也证明当年目标定得是相当具有科学性和远见性的。可以说，“3820”工程是福州这座城市20年发展的蓝图。直到今天，福州人民对“3820”工程仍然记忆犹新。不可否认，“3820”工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开局、一个基础。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地方城市领导，不急功近利，而是立足于这个城市长远、战略性的发展，从善如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这么一个大的发展框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把福州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在当时，这种提法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没有人敢提，特别是研究城市建设的人。我也曾长期研究城市经济，私下与建设厅研究城市建设的同事谈起这一提法时，他们都说：“将福州这么一个小省会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太冒进、不可行。”但现在回头想，我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提这个设想，不是说让福州“一口吃成胖子”，一步到位就从一个小省会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长远的城市发展目标提出来。“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应该是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尽管福州现在还没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离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比如，福州举办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还将承办世界遗产大会，这些都表明福州正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标。

另外，福州要想立足两岸的话，就必须要与台北作比较，虽然现在与台北相比还差一点，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福州今后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台北。因为，福州的背后是偌大的中国大陆，这就好比当初的厦门与高雄，当时高雄作为世界航运中心，是一个大港，而厦门比它要小得多，但现在两岸的航运中心已经开始从高雄转移到厦门了，厦门已然超过高雄了。20多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同样，福建与台湾的差距，经过20年，已经大大缩小了。我认为，厦门、福州乃至福建这些年的快速稳健发展，都得益于当年习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发展规划。

采访组：请您讲讲1994年习近平同志支持“闽江第一漂”活动的情况。

杨益生：1994年，我们福建有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发起了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活动，叫做“闽江第一漂”。这个活动，一开始完全是民间组织的体育探险和漂流活动。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长江第一漂，在一次活动中，有个人在漂到三峡的时候遇难了，这在全国都很震惊。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方觉得这个活动太民间化了不行，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找到我，认为我们单位是研究单位，又跟省政府有工作方面的联系，他们就想把我们单位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因为我当时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主任助理，是这些参与者当中职位最高的，就让我当了这个活动组委会的主任。我开始对这一活动也不太懂，就这样被他们稀里糊涂“绑架”了。

我之前没有组织过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跟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同，我心里没数，就请示了有关领导。一些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支持，甚至还有两个副省长为这个活动题了字。他们找到我时，就说：“你看，领导也很支持。”就这样，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但既然上了“套”，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

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你赶快去找一下习书记，要争取他的支持。这个活动要是没有官方支持，一是没有经费，二是这么多参加者沿途漂下来，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后来，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这次活动的情况，就给我讲：“这个活动很好，一是可以向自然挑战，二是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把闽江流域这条‘母亲河’的人文、地理、历史都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文化考察活动，通过系统了解，以后还可以拍成电视，或写一本书，专门记载这方面事情。在目前来说，这项工作还是空白点，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还说：“我们福建还是革命老区，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系统地将闽江流域的历史收集起来。”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比较深入，一下子把这个活动应当抓的主题点出来了。漂流活动不应当纯粹是为了好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把沿途的历史文化记载下来。

除此之外，习近平同志还说了一个让我深感意外的事情。他说：“我们福建的闽江口就靠近马祖，你们研究一下这次漂流能不能漂到马祖去，以此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和统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震动，他一下子就把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都点到了，看问题看得很深远。

他还说：“这个漂流既是文化活动，也是勇敢者的行为，我内心非常赞赏，只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去漂，不然我还很愿意跟你们去漂，漂到闽江口去。”他这么一讲，给我大大地鼓了劲。有了市委书记的支持，沿途的几个县长也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还在闽江大桥的桥头挂起了横幅。

当时，我们也思考过漂流活动能否漂到马祖去。经过综合考量，我们认为闽江口海浪太大，而橡皮艇太小，危险性比较大，再加上当时两岸没有什么沟通，怕万一出事，就没有漂过去。而这也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总的来说，这个活动还是相当顺利的。活动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让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把整个活动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由此可见，他对这个活动是非常关注的，用无声的行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由此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同志的内心具有一种坚韧、敢于奋斗的精神和气质。

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习近平同志虽处在领导的位置上，但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不仅把他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而且一下子就把我们这种民间活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次活动最后未能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漂到马祖去，但完成了福建历史上的“闽江第一漂”。至今为止，“闽江第一漂”的石碑还矗立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我们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到时还会请你审核、批准。”他说：“可以啊，你们好好去做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后，他在工作上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施政亮点?

杨益生：1995年，习近平同志就到省里工作，任省委副书记了。当时他主要分管农业、扶贫这些工作。就我了解，他对福建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包含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福建一些地区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面上的治理同点上的突破结合起来，每年给长汀的财政拨款从原来的几十万元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因为福建省的财政状况也很紧张，但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连续8年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并对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后作了几次批示。长汀地区，从过去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一言难尽，到现在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坚持抓水土流失治理紧密相关。

我也曾去长汀做过几次调研，在向习近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他说：“不能为治理而治理，应该将长汀的技术治理、生态治理、社会治理，特别是与经济治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在他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补给农民钱和煤票，让他们去买煤、烧煤，这样他们就不去山上砍木头了。这是他分管农业时做的一件大事，而且成效非常好。这是他在生态治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件事，关于农业综合开发。上世纪90年代初，一提农业综合开发，就是行政命令式的大片挖山种庄稼，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他主管农业之后，就将农业综合开发上升到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轨道上。

第三件事，派遣科技特派员和村官。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农民教育的问题、农村建设的问题。当时他主张科技下乡，建立科技特派员以及村官制度，就不只是“为了农业而救农业”，更是为了解决大量空壳村的问题。当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薄弱，由此造成了农业农村落后。因此，福建很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大的改革——科技下乡。首先就是把城里的科技工作人员下派到农村去，当科技特派员;其次就是组织上采取措施，派机关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这样，就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农业农村落后的一些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时，我曾两次跟他一起去南平调研。我感觉，他在调研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善于抓典型，他觉得哪一个是问题，就深入去调研。他调研的方式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了解一些闪光点。调研中，他讲话也不多。有一次，他跟我讲：“老杨，开头我讲，你不要讲，但是我讲完以后，你要大胆发表意见。”他指导我当参谋，当参谋就要讲真话，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看过我写的一些关于农业的调研报告，还是比较赞成的，因此在调研中就让我把自己的观点说一下。实际上对整个农业的看法，他有一个基本的调子。因此，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几年，我感觉给他写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这一块是最好写的，很容易通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做的成效相当显著，有很多东西可写。

在他任代省长、省长这一段时间，他提出并推动建设“两个福建”，在福建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个是建设“数字福建”，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建设“生态福建”，他一上任就提出“福建要打生态牌，福建森林覆盖率全国最高，保护福建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专门围绕福建生态省建设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并将这项工作批给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在他作的这个批示基础上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也作了批示。

第四件事，解决“餐桌污染”问题。当时叫“餐桌污染”问题，实际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他看到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亲自挂帅，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实行食品安全认证，建立食品安全考核评价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餐桌污染”整治工作，在福建省很快就做起来了。治理“餐桌污染”，连续多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当时，食品安全问题在福建民生工作方面是一块短板，习近平同志就努力去弥补这块短板。我由此感到，他当省长，不是为提高自身政绩去做一些事，而是真真切切地关注民生，他都是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入手，比如水土治理、建设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特别是治理“餐桌污染”，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事情，都需要下大力气去做，坚持去做，但是这些又是老百姓非常关切的事情，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

他当省长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都专门有一个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每一次他都会强调：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为民的政府，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他的政府报告中，我们可以深切了解到，他施政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民办实事。

第五件事，总结“晋江经验”。晋江，如果按照土地面积算的话，只有720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到0.6%，但它的经济总量却占到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基本上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相对来说既做到了节约用地，又能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习近平同志就是通过解剖晋江这只“麻雀”，看到了我们中国在当前的国情下，如何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问题。因此，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总结“晋江经验”，并交代我们单位去做好这件事。我们前前后后对晋江作了几次调研，写的很多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都认真地看。后来，他多次亲自去晋江调研，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科学提炼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晋江经验”首先是肯定了晋江。晋江不等不靠，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走上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晋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当然是值得总结的，更是值得推广的。我想，他在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所提出的关于中小城市发展的很多重要论述，都是与他总结的“晋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晋江经验”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治理县域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也为他党的十八大之后治国理政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采访对象：李非，1962年8月生，福建永安人。1986年6月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现台湾研究院）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初访，2020年3月4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李老师，您好!您37岁时被选为首届福建省政府顾问，是顾问团中最年轻的一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李非：1999年，习近平同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很重视科学决策，很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毕竟，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有智囊团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点主意，群策群力，这对于党委和政府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是很有益处的。

福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台工作的重要性，中央给福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好对台这张牌。习近平同志那时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要统揽全局，自然对这方面比较关注。在此之前，福建省政府没有设置顾问团。他主持省政府工作后，首先倡导听取专家意见，集中专家智慧，为全省工作出谋划策，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后改为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团)，我有幸成为专家组的一员。这也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省级顾问团之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说明，习近平同志对科学决策的重视，是一以贯之、前后一致的。

顾问团组建之初，选的专家不多，省内总共才14人，其中厦门大学有6位。专家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学者，对台工作方面选了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和我两个人。我那时还相对年轻一点，37岁，是个副教授，按理说轮不到我。我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么确定让我进顾问团的，现在想来，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发表一些大陆对台贸易的文章。我从1986年就开始研究对台贸易，那段时间研究成果比较多，也写过一些内参，包括新华社的内参，还经常在福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度比较高，评论也比较多，有可能习近平同志看到过我写的文章，对文章内容也比较认可，所以指名让我加入顾问团。

人民网之前也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习近平“点赞”过的12个干部》的文章，把我排在第九位。其实我也不是干部，只是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是“点赞”中唯一一位学者。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顾问团的工作情况。

李非：顾问团的专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只是对台方面，还有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顾问团组建时，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成立仪式，还在会上讲了成立顾问团的初衷。他说：“这次组建福建省的顾问团，目的是集思广益，为福建省的建设出谋划策。这个顾问团不是摆着好看的，是真正有想法的出想法、有意见的提意见、有解决办法的拿办法。”他讲完后，给我们每个顾问都颁发了专家委员会的证书，还安排大家吃了饭。我顺便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海峡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给他。那本书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写的，他说他会看。

此后，省政府每年都会请顾问团专家给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每当这个时候，顾问团成员就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咨询会，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进行讨论。咨询会之前，省政府通常会先征求各个地市、各个部门的意见，但最后一稿，习近平同志会与我们一起讨论，咨询我们的意见，他说“这是定稿会”，看看哪些方面还能再完善一些。福建省对台工作怎么做才能更好?去年有什么不足?来年有什么打算?类似这样的问题，他都会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他非常谦虚，亲自询问每一位专家的意见，一个也不落下，经常开会到中午12点多还意犹未尽，有时还亲自陪大家一起吃工作餐。这种做法，让我们顾问团感到很温暖，很受尊重，因而大家都愿意尽己所能，倾心道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我们，提问题要具体。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全面的，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会与大家一起讨论，请我们也围绕这些主题提意见。报告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是很妥当，我们就直接提出修改意见。习近平同志对大家的意见很认真地听取和思考，正确的就加以肯定和吸收。我们当时做顾问，觉得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除了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要请你们进行讨论，其他时间也会请吗?

李非：在其他时间，他也会不定期召集大家。比如，突然遇到一些问题，他想更深入地了解和探讨，就召集我们来讨论。每次讨论，都有鲜明的主题，时间上也很明确，安排计划时注重分清轻重缓急，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未来几年的问题，还有长远的规划打算。有时候，他还会给我们一个专题，让各个领域的专家逐一发表意见。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里，习近平同志征询大家意见，大家也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无所顾虑。我们从实际出发，政策好还是不好，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顾问团都是学者，立场相对比较客观中立，就事论事，不会去迎合、奉承领导，也不会故意跟谁抬杠。正因为如此，顾问团的意见更有科学性、客观性。有时遇到重大问题，顾问团也会有争议，许多不同意见会产生碰撞。习近平同志的态度大多是比较中立的，各种意见他都会认真听取，经过比较综合选择后再拍板作决策。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决策越来越科学。我认为，他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这是他的领导艺术所在。

在福建，习近平同志开创了聘请顾问团的先河。当时，这么做的人很少。聘请顾问团的工作方法，在福建一直延续下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对台贸易与吸引台商投资的工作，请您谈谈相关的情况。

李非：当时，福建对台贸易规模比较有限，但是小额直接贸易在平潭、厦门、泉州、宁德、福州马尾区等地开展得风风火火，经过不断积累，“小三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大三通”。

在2000年1月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一个议题——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对台小额直接贸易。当时，两岸还没有实现直接“三通”，大都是通过香港中转，很不方便，我建议扩大小额贸易的额度，鼓励对台直接贸易的发展。我提出，福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可以通过小额贸易做一些文章，流通灵活一点，政策放宽一点，通过小额贸易促进直接“三通”。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投资方面，福建早期对台是有优势的。很多台商先过来，在厦门投资比较多，福州也有一些。但因为规模不大，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链。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抓住龙头企业的转移，打破这个僵局，加大力度引进台资大企业，从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但问题是，当时的福建正处于转换期，台商在选择内地投资地区时，可以选择“珠三角”，也可以选择“长三角”，当然也可以选择“闽南金三角”。我们顾问团的普遍意见是，福建的地理位置肯定更占优势，离台湾这么近，况且许多人文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都是相同的，台商能不能选择在我们这里投资，主要看政策。如果我们的政策和长三角、珠三角差不多，他们就没有必要舍近求远。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提了一些辩证的看法：珠三角、长三角可能因为起步早，会有一些集聚效应。而当时福建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想要吸引台商过来，除了改善投资硬环境和政策优惠外，还可以通过建立产业链来吸引他们，通过产业链留住他们，带动更多产业形成配套，特别是吸引大企业过来，再围绕大企业进一步形成产业链。习近平同志赞同我的观点，说这个意见不错，要考虑在内。

从宏观经济上，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出了福建省赶超台湾经济的目标。福建那个时候比台湾经济相对落后较多，差距还很大，他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了不起的。他还提出建立海峡西岸繁荣带的设想，是极富远见的。看看福建这二三十年的发展，与台湾的差距越来越小。2019年台湾地区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4.22万亿元，而福建的GDP总量为4.24万亿元，福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台湾，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宏伟目标初步实现了。

采访组：福建是海洋大省，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海洋发展的战略思路。

李非：福建是海洋大省，海岸线全国排名第二位。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每次专家咨询会，他都会提出要用好海洋资源，加快发展“蓝色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但那时的福建省海洋经济存在一些短板，如海洋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海洋生态遭到破坏、部分海洋产业超出海洋环境容量、涉海金融服务对海洋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走出去，通过培养涉外海洋服务人才，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海洋生态保护，解决海洋经济发展掣肘。他还指出，海洋事业包括方方面面，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通力合作，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金融扶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发展合力。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省通过各方努力，海洋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产值快速增加，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与多方实现了合作共赢。

采访组：请您谈谈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实践和思想的认识。

李非：习近平同志的施政理念和风格高度契合中国的国情。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工作特点都是波澜不惊、稳健发展、稳中求进。确实，在当今社会不能“大干快上”，不能急功近利，要稳增长、调结构。要发展就不能乱“折腾”，不能翻烧饼，如果政策变动太激烈，会相应地使风险累积，甚至带来危机。当然，转型是很痛苦的，想办法怎么减轻痛苦，怎么能够软着陆，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现在努力在做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他在执政伊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提出了八项规定，很多人认为可能就是走个“过场”，最后或许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先紧后松，难以持续推行下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取得的成效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反腐败工作越来越深入化、常态化。现在尽管还有一些违规、违纪和腐败现象，但基本上已经扭转了局面。比如过去的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出国这“三公问题”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钱，群众的观感很不好，意见很大，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现在“三公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是一个巨大进步。还有，八项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刹住了吃喝风。现在领导干部也都习惯了、适应了，也都明白应酬多了对吃请双方都是负担。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遏制了贪污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对腐败分子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狠抓狠打，很见成效。习近平同志解决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问题，党的作风得到了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还有一个成就，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提出“强起来”的诉求。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国情特殊，地区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人处在发展滞后的环境当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给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他洞悉群众愿望，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梦”作为全党、全社会的奋斗目标，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党的十九大以后，实现“中国梦”的步伐继续加快。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今年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