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

采访对象：王晶，1958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新大陆科技集团CEO，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新大陆科技集团

采访组：

王总，您好！作为福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您在创业之初就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吧。

王晶：

1988年，我从福建省光学研究所“下海”，参与创办实达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同志1990年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特别关注关心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

1994年初，原实达总裁胡钢和我等一批创业者决定重新创业。万事开头难，因此萌生了向习近平同志报告的念头。于是，我联系了他的秘书，当晚就得到回复，习近平同志请我们去办公室。

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福州党政机关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室非常小，很简朴。他看到我和胡钢来了，就亲切招呼我们坐下，一落座，小小的办公室显得有点局促了，但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让我们倍感温暖。

我们向习近平同志报告了离开实达重新创业的想法，也谈了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设想。他与我们交流、探讨，并对我们的创业思路表示赞赏，同时也提醒我们：“选择科技创新和实业这条路是很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福州整体的城市条件还不够好，工业发展滞后，人才资源也不是很好，你们未来肯定会碰到很多困难。”得知我们初步计划落户马尾福州市经济开发区，他当即表示支持，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最后，习近平同志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坚守创新，坚守实业，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扛过去。

这次见面坚定了我们重新创业的信心。于是，我们把企业命名为“新大陆”，寓意从零开始，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拓荒、进取、创业、创新，也明确了企业使命“科技创新、实业报国”。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重要工作部署当中，新大陆与他的具体工作实践是如何联系起来并发挥重要作用的？

王晶：

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抓的四方面要务：简政放权、治理“餐桌污染”、生态省建设和数字福建建设。新大陆发展过程，与他的治理思想脉络始终紧密相连。

“简政放权”。早在1990年，习近平同志就在福州率先倡导简政放权，创造性地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这带来的便利，早期创业的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都深有感受。尤其是他在福州经济开发区强调的“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要求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可以说，新大陆和当年其他创业者都是“简政放权”的体验者，更是受益者。

直到今天，福建“机关效能”建设仍在持续提速，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得益于习近平同志当年勇于打破陈规陋习，以改革的胆略和勇气构建出社会治理新格局，彰显了他冲破思想和体制的重重阻力的勇气和魄力，坚持放权、放手、放活。

“治理‘餐桌污染’”。这是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持续关注、紧抓不放的问题。那个年头，瘦肉精、重金属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全国首倡全省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和“菜篮子工程”，迄今已足足有20年。这充分展现出习近平同志“民之所忧，施政所思；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的治理思想。

基于此，新大陆积极投身食品安全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紧抓“源头”关键词，探索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闭环式农产品追溯体系，完成“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承建国家兽药追溯平台，参与商务部“放心肉”及肉菜追溯体系建设，在15个省市建设屠宰、批发和农贸的流通追溯体系。

“建设生态省”。这是习近平同志在2000年提出的前瞻性思路，与如今美丽中国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是环境建设。他对环境污染问题“零容忍”，高度重视环保领域的新技术创新和应用，着力解决社会痛点。

当年，福建深受水污染的困扰。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生活污水直排江河湖海，致病细菌潜伏，传染性疾病不时暴发，但因受限于技术，只能采用化学治污，即在废水中投加化学药剂，留下了不少致病隐患；第二，医疗废水排放不规范，大量医院污水直排，内含各种致病病原体；第三，养殖业和海产品出口是当时福建经济的亮点，但由于水污染严重，为了抗病，养殖过程使用大量抗生素，海产品出口日本等国后，常发生因抗生素超标被全数退回的情况，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解决。2000年，福建有关部门引进在荷兰、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过，有着丰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环境技术专家陈健博士，创办福建新大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陈健博士开创了国内紫外线水消毒技术的先河，这种技术相较化学方法，是更加生态有效的物理方法。短短半年，新大陆环保就将技术变产品，那年12月，中国第一套大水量市政污水紫外C水消毒系统就投入运行。

2002年，针对医疗废水问题，新大陆环保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套医院污水处理紫外C灭菌系统，解决了传统治污方法中存在氯气外泄和消毒不彻底的情况，高效、安全、运行良好。为了推广这项技术，当时福建省有关部门还制定了配套的扶持政策，对采用这项新技术的医院予以补贴。一项新技术，只有在有远见的领导人眼里才是宝。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是“数字福建”战略的开拓者，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请您谈谈这一战略最初制定和启动的过程，以及新大陆集团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王晶：

1998年初，国际上首次出现“数字地球”的前沿概念，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3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程来到新大陆调研，他针对信息化发展趋势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与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鼓励我们加大创新投入，争取更大作为和更好成绩。

两年后的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着眼于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科学决策。他亲自挂帅，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提出“数字福建”建设要先从电子政务入手，打破信息“孤岛”。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的。

福建电视台曾就建设“数字福建”采访了习近平同志、王钦敏同志和我。习近平同志系统勾勒出“数字福建”“四化”的“时空轨迹”：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那时候，老百姓甚至领导干部、企业家对于“数字化”普遍缺乏认知，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趋势，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并将之逐步细化为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施政方略，充分体现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

2000年6月，习近平同志率福建经贸代表团考察香港，并召开“福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说明会”，我和胡钢董事长有幸参会，新大陆等15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体亮相，坚定了广大“数字福建”建设者的信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2001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作出统一建设全省政务信息网的决定，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统建共享的建设模式。新大陆是这一前瞻规划部署的重要实施者之一。作为“数字福建”项目网络工程总集成商，新大陆独立承担“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建设。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抽空见了我（当时我还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正是这一次会面，让我更全面、深刻、系统地了解“数字福建”战略构想思路和未来蓝图。

“数字福建”建设使政府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在实现电子政务过程中，政府各部门相继建成信息系统。现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全省已有2800个大数据系统。正是基于物理层面的数据大集中，当我们打通信息“孤岛”时，就能形成为百姓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浩瀚数据海洋。

习近平同志的“数字福建”工作实践，为福建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也为“数字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采访组：

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对福建的科技界、企业界关心和支持的事例。

王晶：

还记得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书记、省长和科技厅长都参加，我有幸作为福建唯一的企业界代表参会。当我在下榻的京西宾馆见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时，我冒昧地提出占用他宝贵的休息时间向他汇报，他欣然答应。

这次交谈再次深深触动了我，已是浙江省主官的习近平同志依旧特别关心、关注福建省和福州市的发展情况，他对福建的父老乡亲怀有深厚感情，对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人和事也念念不忘。他说，通过浙江工作后体会到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工作要有不同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我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同志一直在用反思的心态看待过去，他觉得在福建虽然是竭尽全力的，但难免还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尽人意，留下了不少遗憾。

最后，我们谈到了对科技创新的看法。习近平同志说，前瞻性、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围绕成果快速产业化、服务社会和百姓。言谈话语之间，充分流露出他对科学家的尊重，对创新人才的好感。

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期间，我是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的习近平同志，每年都到福建代表团看望大家，站在国家的角度，对福建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指导。2013年至今，我先后担任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看望科技界和党外知识分子，体现他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次次宝贵的会面，逐渐加深了我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解。

2010年6月，习近平同志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我有幸应邀参加“中国经贸代表团”随访，见证了他在外事活动中的风采，聆听了他充满睿智的系列演讲。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开展对欧盟国家的“破冰之旅”，我有幸作为“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随访德国。习近平同志在柏林发表的系列重要演讲，让我铭记至今。特别是他引用的中国先哲老子“大邦者下流”的名言，强调中国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他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组：

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调研，再次考察了新大陆科技集团，请您讲讲具体情况。

王晶：

2014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视察。11月1日，他再次来到新大陆科技集团。在展厅，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说：“按照您当年提出治理‘餐桌污染’要从源头抓起的要求，我们作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听了这句话，再看了展出的系列成果，他高兴地笑了。

离别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20年前，你们白手起家，当年听你们谈探索创业理念的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20年过去了，你们发展壮大到这个水平，着实不易。我过去多次听你介绍，这次来实地看一看，身临其境，感慨颇多。这也证明了一条，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也是每个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你们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调研期间提出，牢牢扭住科技创新和成果快速产业化，牢牢扭住产业发展前沿，牢牢扭住国际市场。他还强调，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2015年，新大陆开启新一轮“从优秀到卓越”战略变革。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大陆立业之本越发明晰——以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努力实现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

企业要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找到高效的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行动纲领并付诸实践。新大陆正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正在经历刮骨疗伤、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治理变革的阵痛，并坚定迈上“数字世界新大陆”新征程。这一轮变革的原动力，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视察新大陆时的殷切嘱托和美好期望。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对您办企业有哪些启发？

王晶：

我有幸多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以及深入沟通和交流。在我的脑海里，习近平同志的为人处世风格向来是亲民的、坦诚的、真心的、重情重义的，他从来不固步自封，更不人云亦云，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真。

我还记得，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一次谈话，因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我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格局。当时，我“鲁莽”地向他报告了社会上听到的风言风语，他听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告诉我：“社会上说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当领导的心中都明白，但首先要看问题的本质，站在更高的角度通盘考虑，很多是发展中的问题，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我恍然大悟，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同志的这席话，对我后来经营企业、治理企业的帮助很大，我不再深陷于问题中就事论事，也不会再被舆论所绑架，而是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到根源所在并加以解决。

2018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大会发来贺信。我作为开幕式的演讲嘉宾，阐述了对“数字中国”的理解和实践，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思考，意识到“数字中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引擎和新抓手，是新时代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

曾有人问过我，习近平总书记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我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喜欢有使命、有视野、有情怀、有格局的企业家；欣赏务实、低调、知行合一的创新者；赞赏“敢为天下先”、敢拼敢闯、敢于担当的企业家精神。总之，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企业家要秉持民族情怀、国家情怀和天下情怀。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和敢于破局的魄力。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更高阶段和更高维的系统创新理论，不仅有新理念、新思路，而且还有系统思考、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通过长期实践和思考形成的，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智慧，蕴含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和合”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和高屋建瓴。

我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领悟到最重要的是：做事要依大道，谋局要谋大局，眼光要放长远，胸怀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领导者必须持正念、护正心、养正气、善决断、敢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看问题格局宏大，我感觉他早就“一览众山小”了。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敬仰！

《我将无我》

平易近人，重情重义，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意志坚定，无所畏惧，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百姓之心，即是我心，化育人心，化育天下。

以史为鉴，慎思谨言，治国理政，若烹小鲜。

面向未来，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一览众山。

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一体。

采访对象：陈忠和，1957年10月生，福建龙海人。1976年入选福建男排，1995年调任国家女排教练，协助主教练郎平。2001年2月任中国女排主教练，2009年3月卸任。2009年6月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2016年9月任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6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指导，您好!您长期从事排球事业，为中国女排取得优异成绩作出了突出贡献。听说您在福建期间就与习近平同志相识，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和：我最初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在1996年前后，那时候他任福州市委书记。我认识他纯属偶然。原国家女排队员陈招娣来福建看望习书记，我有幸陪同前往，就这样认识了习书记。

那时候，我已到国家女排任助理教练，见到市委书记这么大的领导，还是感到挺拘束的，几乎没说什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说话很平和、很朴实，让我觉得他很好接触，也很亲切。后来，我们在不同场合又见过几次，彼此慢慢熟悉起来，就成了好朋友。

我的老家在福建。我每次回家探亲，路过福州时经常会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见面聊天的话题，当然大多是中国女排，有时也会谈到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事情。每次聊天，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中国女排很关注也很了解，当时女排队员的名字和主力队员的打法特点、场上位置他都能娓娓道来，这让我非常惊讶，也非常敬佩。就我了解，在当时体育界以外的省部级领导中，还没有哪一位对中国女排有如此深入的了解。

采访组：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同志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非常重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陈忠和：习近平同志确实很喜欢体育运动，他喜欢游泳、登山、足球，偶尔也打打网球，虽然没打过排球，但他对排球运动一直很关注，对中国女排更是十分关心。

那个时候，福建省的体育事业相对而言不那么强，迫切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省里领导的支持。福建原来的竞技体育成绩不是很理想，在第八届全运会上仅获得5枚金牌。习近平同志当时主持省政府工作，他看到了福建竞技体育方面的短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多项举措振兴福建的竞技体育。

比如，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部级以上领导都对口帮助一个竞技队。他本人担任省技巧、体操协会名誉会长，亲自帮助协调资金、训练、人事、编制等问题，大力支持并推动全省竞技体育大发展。这个措施效果很好，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接下来的那一届全运会上，福建的金牌数翻了一番还多，拿下十几枚金牌。

习近平同志对群众体育也很重视。在担任省长期间，还兼任省登山协会名誉主席。他说，当这个名誉主席可以带动群众一起健身。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对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女排的关心有哪些事例?

陈忠和：无论是郎平担任主教练期间，还是我担任主教练期间，习近平同志都曾多次看望中国女排，在训练、生活各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

2000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漳州女排训练基地召开现场办公会，主要是研究给漳州基地新建训练场馆和运动员宿舍。当时，漳州基地比较老旧，训练场馆和宿舍都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住宿条件简陋，训练场馆密封性差，配套功能训练房老旧，达不到训练要求。

习近平同志带队考察，现场办公，对上协调国家体育总局，对下协调省财政厅、省体育局，当天就把新建基地场馆和宿舍的事情定了下来。2001年项目动工，2003年投入使用。近20年来，中国女排每年都会在那时新建的训练馆备战集训。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新老女排队员们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感激之情。

2001年夏天，我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时间还不长，把队伍拉到漳州基地训练。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低谷期，成绩不理想，也没有人赞助，一时受到冷遇，各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赶到漳州，看望中国女排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当时我正在训练馆带领姑娘们训练，习近平同志一下车就来到训练馆，见到我说：“忠和，辛苦了!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女排。”我特别感动，激动地说：“谢谢习省长!您给女排队员们讲几句话吧。”等我把女排队员们集合起来后，习近平同志作了讲话。他一方面鼓励中国女排姑娘们要严格训练、科学训练、刻苦训练，在国内外赛场上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他要求漳州市政府和漳州基地领导精心为女排队员搞好后勤服务，确保吃好、睡好。他对中国女排的关心，让我们全队都非常感动，深受鼓舞。

这一次视察，习近平同志还从省长基金中拨给我们50万元，雪中送炭，及时解决了中国女排当时在训练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从那以后，队员每天的伙食标准增加到100多块钱，不仅伙食有了明显提高，而且还有充足资金给大家买营养品，用于补充大运动量封闭式训练所消耗的体力。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我带的中国女排仍处于低谷期。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队伍，认为这支中国女排拿不到冠军;也没人看好我这个教练，认为我水平不够。很多人喊着要请洋教练。另外，不少人认为那一届女排队员个子不够高，平均身高1米83，不占优势，当时国外强队的平均身高都在1米88至1米90，而且当时的中国女排又都是新队员，没有明星球员，大家看不到希望。为了不辜负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对中国女排的关心和支持，我狠下一条心，一定要把中国女排带出低谷，重新走上领奖台。记得那些年，我和女排队员没有放过一天假，每天早出晚归。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中国女排经过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终于获得瑞士女排精英赛冠军、俄罗斯女排总统杯冠军、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第九届女排世界杯冠军。2004年8月，在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击败俄罗斯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

当我们从领奖台走下来后，我很想给习近平同志汇报，但考虑到他工作那么忙，就没有为这件事专门联系他。我感到，以他长期以来对中国女排的关心，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好消息，他的心情一定是和中国女排同频共振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他和您以及中国女排还有接触吗?

陈忠和：2006年，那时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我在那年秋天带领中国女排到宁波参加一个比赛。习近平同志专门邀请女排在杭州停留休整一下。那天，他在西子湖畔接见我们，并派了一辆很漂亮的大巴车，请女排姑娘们乘车游览杭州西湖。到了西湖边，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大船，请大家登船荡漾西湖，释放一下长期训练和比赛的紧张与疲劳。我们没有想到，习近平同志对女排这次来杭州如此重视，晚饭前还专门向中国女排致辞。当时讲话的大致内容是：为了表示对中国女排全体队员和教练的欢迎，今天请大家到美丽的西湖畔坐一坐，主要是老朋友聚会，请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之余放松一下。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对中国女排就很关注，我和你们的教练都是好朋友。今天聚会主要看望一下你们，听说你们要在宁波比赛，希望你们在比赛之前能够更好的放松，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现在，虽然我从福建调到浙江来工作了，但是你们女排无论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支持，会帮你们解决问题，使你们得到更好的保障。中国女排有优良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女排精神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中国女排精神，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习近平同志是以老朋友的身份讲这段话的，充满了感情。讲话结束以后，大家集体到外面草坪上照了一张合影。后来，省委办公厅的同志把照片寄给我，其中还有一张他听取我汇报时的照片。

采访组：据了解，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到上海工作以后，对您的工作和体育事业仍然十分支持。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故事。

陈忠和：2007年7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中国男排有个事情找我帮忙。当时，上海一家大型企业和中国男排签署了一个赞助协议，合同签好后，恰好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换了，新任总经理想推翻这个协议，他认为当时为国争光靠的是女排，男排的成绩并不突出，因此宁愿支付赔偿金，也不愿意履行这个协议。中国男排当时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协议一旦推翻将会承受比较大的损失，因此就找到我，对我说，你跟习书记熟，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请他帮助协调一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当时有同事劝我说，你因为这件事麻烦领导，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深深知道，习近平同志对体育事业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始终如一的，只要反映真实的困难和问题，他一定会帮忙的。虽然现在女排成绩好，各方面赞助多，不需要请他帮忙了，但万一女排的情况不好了，我还会硬着头皮去找他。现在男排处在低谷，遇到了困难，好不容易有个赞助还要泡汤，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帮这个忙。于是，我就跟习近平同志的秘书取得联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希望他能够帮助协调一下。

6天以后，我带领女排在香港比赛期间得到消息，这家企业的态度转变了，决定继续和男排合作，履行协议。后来，这家企业每年都给男排400万元赞助，连续给了4年。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多年以前中国女排低谷的时候，还是在中国男排困难的时候，都能够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这反映出习近平同志对中国体育的关心支持不是一时一事的，也不是唯成绩论的，他对我们不仅能做到锦上添花，更能做到雪中送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期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专程到我们训练馆看望女排，给我们鼓励加油。我们对阵古巴的那天，习近平同志偕夫人彭丽媛老师一起来观战。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坐在主席台，彭丽媛老师向我们招手打招呼，我们都很开心。当时，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接触这么多，我想尽快赢得比赛，再把他请下来，给队员讲几句话。比赛一开始很顺利，我们2比0领先，可惜后面没有抓住机会，我在指挥上有些着急，又错过了很多机会，最后我们2比3输给了古巴。那场比赛输了，我们都很伤心，散场之后就走了，也没有请他下来讲话。我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后来，我离开教练岗位到福建省体育局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我和习近平同志还见过两次面。他一见到我就亲切地跟我握手，说：“忠和，你当领导习惯吗?”我说：“还好，还好，省里面对我很关心。”我当时非常感动，时隔多年，虽然我已经不再担任教练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我。

2016年8月21日，在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中，郎平教练带领女排战胜塞尔维亚队获得金牌，重回世界之巅。那场比赛太精彩了，我相信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一定抽时间看了，看到女排夺冠，他一定很高兴。一直以来，在国人心目中，中国女排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还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女排精神凝聚了几代中国体育人的奋勇拼搏，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很大分量，现在和以后都将焕发夺目的光彩。

我还记得，中国代表团从里约奥运会凯旋归来后，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教练员和运动员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笑容，我心想，他这么多年支持体育事业，不仅发展了中国的体育事业，而且弘扬了宝贵的体育精神，是非常了不起的。

采访对象：朱韶明，1958年3月生，福建福州人。1981年任福州糖酒公司会计，1986年任福州市商业局科员，1988年任福建东百集团食品部经理。1990年至2002年任福建东百集团副总裁。1999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会长，2001年至今任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总队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3日、25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福州市鼓山

采访组：朱韶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你们经常一起登山。请您讲一讲这段经历吧。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我是福建东百集团的副总裁。东百集团是福建最大的一家上市百货公司。在节日期间，习近平同志视察市场供应情况，并慰问工作第一线职工，曾来过我们百货公司。我有幸和习近平同志见过一两次，但没有更多的交流。

从1997年开始，我和习近平同志接触多了起来。那时，我和在省里工作的一位好朋友经常一起登山，这位朋友后来就邀请习近平同志参加。他高兴地答应了。从那之后的周末，我们就经常和习近平同志一起沿着鼓山的古道，一路登山到终点的十八景休息站，在那里休息一下，聊聊家常。

最初参与登山运动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乐在其中。鼓山是一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山上有很多摩崖石刻，上起北宋，下迄清代，以至当代延续近千年，内容丰富，字体俱全，被誉为“东南碑林”。习近平同志在登山过程中，经常驻足欣赏这些“文化瑰宝”。后来，他总结了登山的几大好处：一是登山属于有氧运动，能增强心肺功能；二是登山需要全身协调运动，能锻炼肌肉、增强骨骼；三是山林之中有很多负氧离子，有利于调节身体机能；四是登山能让身心放松，缓解压力；五是登山要坚持不懈，能锻炼意志力；六是登山能够亲近大自然，在移步换景中陶冶情操。他还说，登山是一个男女老幼皆行的全民运动，福州的冬天不算太冷，登登山，身上就暖和了；夏天虽然炎热，但山上有树荫，山风习习，比较凉爽。一年之中，只要不刮台风，登山运动都可以开展。鼓山离市区又不远，老百姓穿上运动鞋，带一瓶水、一块毛巾来就够了。因此，他觉得这项运动很经济，效果非常好。

习近平同志之前经常游泳，身体素质很好，他登山的速度比较快，一口气能登40分钟，从山脚下一直登到十八景休息站，中间不休息。有时彭丽媛老师回到福州，也一起登山。彭老师也很喜欢这项运动，她说：“通过登山，出一身汗，让身心得到了全面放松。”

在休息站，我们会一起喝茶聊天，他把我们这些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没有任何架子，讲话很亲切、很实在，是一位把情看得很重的人。来登山时，他穿着也很朴素，常穿省里搞活动时发的运动衣，穿一双国产运动鞋，从来不穿什么名牌。从1997年到2002年的5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每两三个星期就会利用周末时间来登一次山，直到他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

采访组：在您看来，除了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原因让习近平同志一直喜爱登山运动？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喜欢登山，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因为登山为他提供了和老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更多机会，有助于他更好了解基层的方方面面。登山时，人们踩着石阶慢慢走，可以和同行的人聊天。习近平同志经常和一起登山的市民聊天，拉家常，问问小孩念书怎么样？家里住房还好吗？看病方便吗？如此等等。在登山过程中，他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学生，有游客，有私企老板，有普通工人，他都会与他们并肩同行，广泛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样一来，周末休息时间，他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了解民情。

习近平同志来登山，从不让工作人员陪同，就和我们几个登山爱好者在一起，和老百姓零距离地接触。他通常就拿着一瓶水、一条毛巾，走到人群中，群众认出他来，会主动跟他打招呼：“习省长好！”他都会微笑着挥手回应。

1999年10月，我们一些登山爱好者筹备成立了福建省登山协会，当时我们邀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我当名誉会长，就要给登山群众做一些实事，推动全民登山健身运动，运动可以给百姓带来幸福。”自此之后，福建省登山协会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广泛开展全民登山健身活动。他还指示我们组织一些大型群众登山活动，把福建省的群众登山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确确实实为登山群众做实事。

1999年11月，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我们在福州鼓山举办了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李致新应邀参加大赛，对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了鼓励发动更多群众参加登山健身活动，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李致新回北京后，把福建开展群众登山的经验向国家体育总局作了汇报。国家体育总局肯定了福建轰轰烈烈的群众登山活动经验，并向全国推广，首先在大连等全国20多个城市发动并组织市民登山健身活动，并且还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全国新年群众登高健身活动日，同时在全国30个省（区、市）300多个点全面推开登山活动。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登山”为当时全国全民登山健身活动注入了新活力，树立了新样本。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建省登山协会有一个登山救援队，而这个救援队是在习近平同志指示下建立起来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朱韶明：习近平同志看问题很敏锐。2000年，随着福建登山健身人数的增加，登山群众中遇险和迷路的情况呈快速上升趋势。

有一次，我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登山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来电称：“在闽侯十八重溪发现有登山群众迷路遇险，需要一些登山友前去救援”。习近平同志当场表示，灾难面前，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建立一支专业的民间山地救援队伍刻不容缓。根据他的指示，我们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工作，2001年1月1日，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正式成立。这支救援队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作为政府应急救援力量的重要补充，全天候风雨无阻，不畏艰难，不改初衷，始终活跃在高技术、高难度、高风险的山地救援公益一线。

我们这支救援队逐渐在人数、装备、管理、技术等方面不断成长。到了2019年，已经成长为一支120人的队伍，包括机关干部、复员军人、个体户、下岗工人、医务人员，其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人员都是社会招募的志愿者。

截至2019年8月，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和支持下建立的这支由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在19年时间里共计救助山地迷路、遇险人员894人，延续了800多户家庭的幸福，真正做到了对生命的守望。我整日与他们相处，对我的思想、心灵都是一种净化和升华。他们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好评。这支救援队荣获2014年“感动福建十大人物”，以及2015年“福建省十大最美面孔”，2017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授予“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完善鼓山的登山设施做了很多实事，方便了群众登山。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朱韶明：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福建省的登山运动蓬勃发展，从1997年到2002年这5年间，登山人数明显增加。仅就鼓山登山道而言，1997年的时候，周末登山的群众也就是一两千人。到了2002年，周末登山人数增长到上万人，增加了近10倍。古道因此变得十分拥挤，已经有点不堪重负，人挤人，一上一下容易碰撞、擦伤。

习近平同志周末到鼓山登山时，发现了这个问题。2002年1月5日，他让我整理调查意见，写个报告。仅仅过了一周，即2002年1月12日星期六，习近平同志就在鼓山十八景召开一个现场办公会，部署解决鼓山登山设施等问题。

在会上，由我汇报群众登山有3个困难：一是登山人太多，古道拥挤；二是夜间登山的群众多，没有路灯照明，也容易发生危险；三是登山终点站缺乏淋浴设备，市民登完山，满身是汗，风一吹容易感冒。习近平同志对参会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民有所呼，我有所闻；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接下来，现场办公会讨论了福州鼓山设施的问题，制定了解决方案。习近平同志指示新建两条登山道，增加路灯，又从省长基金里拨款30万元，为登山者修建了淋浴室。这几项举措，真正解决了百姓登山健身所遇的实际困难。后来，新建的两条登山道分别取名为“松之恋”和“勇敢者之路”。

此外，我们登山协会还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在全省整修了200条左右的登山便道，设置一些路牌，方便登山群众。

后来鼓山的路灯修得也很不错，造型很古典，和鼓山的环境很搭调。有了路灯照明，群众夜间登山就更安全了，也延长了他们活动的时间。现在平均每天有3万多人登鼓山，每年下来有1000万人次参与登山，让广大登山群众受益，至今仍为百姓津津乐道。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贯重视环保事业，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请您讲讲他在登山中对保护生态环境做了哪些工作？

朱韶明：登山作为一种户外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是一项很好的健身项目。山中清新的空气，给予人们在工作、学习环境中无法奢求的“森林浴”，使人有种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感觉。不论在农村或城镇，无论老年人、少年还是青壮年，登山都能成为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但是，随着登山人群的扩大，一些破坏环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有些人修养素质不够，经常乱扔垃圾。

在福州登山的5年当中，习近平同志一直向我们强调，登山协会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要做到健身的同时保护环境，要向大家宣传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他自己以身作则，我们一起登山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见到山路上有果皮、塑料瓶、食物的包装纸，经常会随手捡起来，遇到垃圾桶再扔进去。在他的带动下，我们见到垃圾也会主动收集起来。

2002年8月30日，我们在福清市的大化山组织了千人露营和以捡垃圾为主的环保活动，参与活动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还表演了文艺节目。习近平同志因为工作忙没有参加那次活动，专门给我来了一封信：“朱韶明同志：来信收悉，你和登山协会在福清大化山组织千人露营、篝火晚会和环保公益签名活动，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经常组织登山爱好者开展将登山与社会公益事业于一体的活动，为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组织全省登山协会（俱乐部）进行一次到山中捡垃圾的大型环保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以后，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他是通过哪些方式继续关心福建登山协会的工作？

朱韶明：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任职，他心里还一直牵挂着福州，也牵挂着我们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同志，牵挂着山地救援队等志愿者。福州一位领导到浙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嘱咐说，你有时间要多关心他们（登山协会志愿者）啊。

受习近平同志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我们登山救援队，甚至有的同志加入了我们的志愿者组织，他们都有情怀、有爱心。福建省登山协会、救援队一路走来，也是十分艰辛的，遇到许多困难，我暗地里流泪过、徘徊过、动摇过，但当想起习近平同志的嘱咐，想起他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我就想通了，就又有了精神力量。同时，我们得到了这么多热心人的关心，我们的救援公益事业才得以坚持20年而不辍。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上海、北京工作，我们每年都会给他写一封信，在表达问候的同时，也汇报我们登山协会和救援队的当年工作。

2007年，我到浙江去看望习近平同志。他说，小朱啊，我非常怀念咱们当年一起登山的日子。这些年，你们把群众登山活动和公益救援工作做得很好，辛苦了！习近平同志到北京后，在百忙中还十分挂念登山协会同志们，他通过秘书让我转达对志愿者们的问候，并肯定我们为群众登山健身做了大量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有过重要指示，请您结合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部署谈谈自己的感受。

朱韶明：从福州鼓山的全国首届万人登山大赛，推广到全国30多个城市联动的登山健身活动；从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再到“健康中国”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于国民健康的关切，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有人说，“健康中国”战略的思想起源在福建。的确，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和开展公益事业的指示精神，福建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全民登山健身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鼓励各地修建登山健行步道，修好验收合格给予一定的补贴，每年都举办各种全民健身活动。

福州市也将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一件工程来抓，连续5年举办海峡两岸登山活动，每年有10多万人参加。这项活动，增进了海峡两岸登山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此外，新建了10余条全民登山健身步道，登山健身步道总长度达33公里，为广大爱好登山健身的百姓谋福利，被福州市人民亲切地称为“福道”。

福建省登山协会成立以来，先后发动群众开展各种登山健身活动近千场，目前全省700余万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在福建省体育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连续6年举办福建省全民健身环保登山大赛。福建省登山协会所开展的一系列登山健身活动，得到社会和有关单位的一致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年前作为福建省省长，担任福建省登山协会的名誉会长，把福建打造成登山健身示范省，对全国广大群众参与登山健身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近2亿人参加登山健身活动，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现在，我们在鼓山十八景设立了一个登山文化展示厅，其中也保留了习近平同志当年现场办公、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历史资料。通过梳理这些珍贵点滴，我们试图勾勒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福建样本”。

人民健康、国家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开启了新时代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伟大征程。

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与关怀是一贯的，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永恒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才能将增强人民体质落到实处，才能将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才能在全民健康基础上逐渐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

采访对象：张红，女，1952年5月生，福建仙游人。1982年起任《福建日报》校对员、文艺编辑、驻站记者、工商外经采访处副处长、港台信息报常务副总编辑、机动采访处副处长、经济采访部主任、评论部主任兼总编室副主任、群众工作部主任。2002年起任《福建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2012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2020年1月12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

张红同志，您好！您几乎是同期和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张红：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当时他刚到厦门任职，而我那时也刚被《福建日报》编辑部派驻到厦门记者站。那天，我去找厦门市副市长毛涤生，进了毛副市长的办公室，发现旁边多了一张桌子，一位小伙子正坐在那儿办公。我问他：“毛副市长不在？”他回答：“不在，刚出去。”我又问：“你是他新来的秘书？”他说：“不是，我姓习，我叫习近平。”然后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福建日报》驻厦门的记者。”他说：“你请坐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以为这个小伙子不是秘书就是工作人员，便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还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和他认识了。当时他看着挺年轻的，比我还小1岁。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还是老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儿子。我心想，习近平同志才32岁，来厦门当副市长，太年轻了吧？但后来看到他在厦门的作为，我的想法就被颠覆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他挂帅作了一个《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集了100多名专家，搞了20多项专题研究。在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阶段制定的这个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厦门经济特区的永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同志能顺利组织下来，充分说明了他有高超的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具备雄才大略，善于贴近群众，很快就在厦门的干部群众中赢得了口碑。

采访组：

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那时您已调回福州。之后十几年的时间，你们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

张红：

是的。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宁德，工作了两年，接着又调到福州。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注重到基层一线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思路十分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宁德是当时福建发展最滞后的地方，如何改变面貌？他提出了以“滴水穿石”精神振兴闽东，并强调要有“弱鸟先飞”意识；福州当时政府机关办事效率不高，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实践证明，这些策略对引导和激励当地干部群众振奋精神、拓展思路、明确任务、开创工作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时，曾分管农林水利，我恰好是《福建日报》分管这项工作新闻报道的部门主任，因此多次跟他下乡。他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对基层群众很有感情，一到乡下很快就能融入百姓，如鱼得水。

1999年春节，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龙岩慰问“五老人员”。“五老”是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作过贡献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那期间，彭丽媛老师恰好回到福州探亲，假期很短，于是就带着女儿跟他下乡，一家人在奔赴山区的车中团聚。他们的女儿当时才6岁，小孩子好不容易跟父母一起相聚，很兴奋，就撒娇不肯坐座位，一路都躺在父母的腿上。下车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笑着说：“我们的腿都被压麻了。”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很开心地讲他们家里的趣事。他说，女儿为自己的妈妈感到非常骄傲，两岁时看到妈妈走上舞台唱歌，就站起来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妈妈！”女儿有时还会对他说：“爸爸，你怎么不去唱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吃饭期间，小姑娘跑进跑出，一会儿跑过来抱一抱彭老师，把粉嫩嫩的小腮帮贴在彭老师肩头上。彭老师笑着说：“有时我也嫌她太黏人。可是有个朋友告诉我，孩子黏父母也是有阶段性的，将来长大了，叫她过来，她可能都没空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景真的很温馨、很感人。

采访组：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

张红：

习近平同志对待新闻报道，是很有眼光、很有气量、很得体的。1993年，我在福建日报社旗下的《港台信息报》当常务副总编，当时习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书记。福州有家台资企业叫永骐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怀疑一个女工偷鞋子，竟把这个女工推搡到狗窝里跟狼狗关在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相关部门的调查没有全面、客观地搞清楚事实，永骐公司变本加厉虐待工人，工人们情绪激烈，拒绝上班。

事情反映到报社，我带了两名记者，多次深入永骐公司以及事件发生现场、工人居住处采访，同时约见当事人、目击者，对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了详细调查，进而根据调查材料写出通讯《永骐事件纪实》。我们向福州市开放办领导汇报后，开放办领导把《永骐事件纪实》上交习近平同志。我们当时担心这条新闻对福州产生不利的影响，领导会不高兴。但是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这篇文章后，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在我们法治国家，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论在哪里，把人和狗关在一起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二条，福州市一定严肃查办这件事情。第三条，希望媒体等政府对这个违法事件作出处理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的意见很坦诚，也很得体，既允许媒体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舆论关注的事件，又希望媒体讲究方法策略，把握时机，给政府工作留出时间，引导社会问题向正面转化，进而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按照他的意见做。

不久，福州市严肃查处了永骐事件。我们密切配合，及时在《港台信息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消息。为了平息民愤，不影响台资企业在内陆的发展，还在一版刊登了台企永骐公司给受害女工和社会公众的道歉信。第二版则刊登了通讯《永骐事件纪实》。事情过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找到我，说感谢新闻媒体对永骐事件的报道，这个案例为全国在三资企业建立工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永骐事件纪实》还荣获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习近平同志具有大政治家的胸怀、担当和智慧。他不是简单地把新闻报道分为正面或者负面，报喜不报忧，而是勇于正视社会问题，善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借助媒体力量推动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同志跟我们整个部门的记者都处得很好。有一次，我们处的老记者余养华要跟他下乡，骑自行车赶去集合地途中掉链子了，摆弄了半天才修好。到了省政府大院时，车队已经在办公大楼前面等了一会儿了。老余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离老远就举起黑黢黢的手，对习近平同志说：“你看你看，我是因为这样迟到的。”习近平同志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就让他上车了。

《福建日报》许多记者都说，跟习近平同志下乡特别轻松，因为他待人很真诚、很亲切，并且每次下乡的主题很清楚，新闻稿也好写。

习近平同志讲话通俗易懂，说出来的道理易于为大家理解。这最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所欢迎。我记得，他当福州市委书记时，《福建日报》总编辑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去采访他，讲到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他说：“做工作的火候很重要，分寸要把握得很好。”他还用福州的两道名菜来打比方：“佛跳墙要炖三天三夜才好吃，而鸡汤汆海蚌只要烫十秒钟，少一秒钟还不熟，多一秒钟就老了。”

大概是1998年，快过年的时候，我们部门要聚餐，大家都说，请习书记也来，一起欢聚一下。余养华就找到他说：“我们部门要聚餐，请您一起参加。”习近平同志笑着问：“你们哪有钱聚餐？”余养华半真半假地说：“我们卖旧报纸的钱。”习近平同志说：“那我先请你们。”过了几天，他真的请了我们整个部门的人，还请我们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作陪。我们“撮”了一顿，吃完很高兴就跑掉了，到现在还没有回请他。

采访组：

1998年，您曾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请您讲讲那次进藏的详细情况。

张红：

1998年跟随习近平同志进藏，说起来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福建对口支援林芝地区。进藏第一天，我们跟着习近平同志马不停蹄，从拉萨赶往林芝。一路上，狂风卷着石头往车上砸，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放晴，路上都是碎石，车子颠簸得厉害，连喝一口水都送不到嘴边。到林芝后，老西藏告诉我们，这里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60%，一定不能把身上的氧耗掉，否则会缺氧。但是我当时觉得精神很好，人家要给我氧气袋，我说不用。回房间后，我洗完澡又洗衣服，后来上床睡觉，感觉透不过气来，整个人像是要沉到海里去了，唯一的意识就是想活不想死。当时全团37个人中就我一个女的，自己住一间房，怎么喊也没人听见，我就拼命挣扎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下楼到服务台要氧气袋。保安一看我嘴唇发黑，赶紧冲到楼上，很快就拎来一个氧气袋。我吸了氧气恢复过来了。一看挂钟，已经是晚上1点，就问保安：“这么晚了，你拿了谁的氧气袋啊？”保安说：“没关系，一个年轻人的，他还在看电视，一听说有人不行了，就让我把他的氧气袋拿给你。”第二天，我半开玩笑地问大家：“昨天晚上是哪位年轻人见义勇为啊，把氧气袋让给我？”习近平同志笑呵呵地说：“是我。”我说：“保安说那个年轻人还在看电视。”他说：“对啊，我在看世界杯足球赛。”

在林芝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要去两百多公里之外的朗县，看望我们的援藏干部。去朗县那条路，是解放军吊在悬崖上面打炮眼硬炸出来的，路面很窄，脚下就是雅鲁藏布江，江水咆哮奔腾，人一掉下去就没命了，非常可怕。所以有位领导同志说，在西藏，敢上路的就是好同志。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习近平同志非常从容淡定，而且他身体素质也好，我们这些人抵达西藏的第一天，就高原反应，倒得稀里哗啦的，连随团医生都趴窝了，他却神采奕奕的。

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民族团结，很关心援藏干部。那次进藏，他把到县里、农场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援藏干部每一个人都送到位，还很注意给援藏干部创造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比如送漳州援藏干部刘文标到米林农场，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说：“援藏工作就像接力棒，许少钦走了，刘文标来了，他一个人好像是孤单，其实不然。因为汉藏是一家人，相信大家一定能支持他。”那次，他还去看望了在藏的福建籍子弟兵。作为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显示出来很强的大局意识与责任意识。他说：“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全国的发展是各省、区、市共同的任务，各省、区、市的发展也不只是自己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采访组：

在10多年和习近平同志接触过程中，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张红：

习近平同志宗旨意识特别强。用民间的话来讲，他有一种悲悯情怀，尤其是对基层的劳苦大众。记得在2000年1月6日召开的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批评有人把人民忘了，只记得政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讲，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可见，一直以来，他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中首要位置的。在福建期间，有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能够突出说明他的这种情怀。

1997年5月，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给习近平同志递了一份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仍有一部分群众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活十分困难。报告深深触动了习近平同志，他旋即率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专程赴闽东调研，我随团采访。闽东是福建最贫苦的地方，群众住的茅草房，雨天满地流水，台风一来，茅草的屋顶经常被卷走，屋里就直接见天。还有的群众住在连家渔船上，居无定所，世世代代在水中漂流，解放前被称作“疍民”，他们靠讨小海维持生计，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空间狭小，风颠浪摇，只能曲着腿或跪在船板上，时间久了，脚伸不直了，膝盖也弯了，多数人患了风湿病。那次下乡，我跟随习近平同志到福鼎、霞浦调研一些典型的“茅草房户”“连家船户”。习近平同志躬身钻到茅草房里，踏着架在水面上的木板一步一晃走到连家船里，跟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了解苦情，探讨解决的方案。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没有连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习近平同志有强烈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决心让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在他的推动下，省里出台了政策，落实了资金，闽东百姓群情激昂，草房改造如火如荼地展开。1998年来临之际，闽东2000多家特困户，一下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很快，连家船民世世代代上岸生活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曾经分管过《福建日报》群众工作部，做了很多扶贫济困的报道。当时有个三野老战士叫李朝金，是仙游县榜头镇人，解放战争中担任重机枪手，屡立战功。因为没文化，他退伍后回乡当了农民。他娶了一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其中3个是残疾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朝金的老婆得肺癌去世，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又得了舌癌，李朝金自己也得了食道癌，拖了几年，贫病交加，负债累累。李朝金病情危重时，最牵挂的是两个孙子，其中一个读高中了，成绩很好，但是因为经济困难，面临辍学。2002年5月，百般无奈中，李朝金托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由村委会盖章证明所述困难属实，并请求各级“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然后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看了老人家的信，我非常同情他，就派出资深记者李闽和戴艳梅深入采访，在掌握了一手资料基础上，经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写出通讯《一个三野老战士的多舛命运》，讲述了李朝金为穷人翻身解放出生入死，入党53年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晚年却遭遇疾病、陷入贫困的故事，希望得到社会的关心和救助。这篇报道于2002年6月10日在《福建日报》见报之后，习近平同志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省长看了关于三野老战士的报道，很感动。他从工资中拿出1000元，请你代捐给李朝金。”习近平同志还就此事作了批示：“像李朝金这样为革命胜利负过伤、流过血的老退伍军人，应该让他们同其他老人一样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莆田市、仙游县、榜头镇三级政府和民政部门虽然已给予了相应救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努力。此类事情社会上时有发生，应想办法建立一种社会救助机制，在各级民政部门加大对病、残和‘五保’人员等社会困难群体进行扶持的同时，也发动社会各界及时对他们进行救助。”

2002年七一前夕，我带着习近平同志的捐款，专程到李朝金家中慰问。弥留中的李朝金用枯瘦的双手握住省长的红包，紧紧地贴在胸前，老泪纵横，在场的人莫不感动。李朝金的孙子很有出息。爷爷过世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厦门工作，已经成家立业。每年过年，他都给我打电话拜年。他经常说，是习省长的关心改变了他的命运。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张红：

有联系。习近平同志很尊重记者，把我们当作朋友。即将离开福建的时候，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省长调浙江，后天走，明天上午10点半，你有空过来一下。”记得那是2002年10月10日，到习近平同志办公室里来告别的人很多，当时依依惜别的场景我还记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闽浙两地靠得近，大家来往很方便，今后，我就是福建的省外乡亲。”听他这么说，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我给他写过信，他也给我回过信。2004年，我到杭州出差，还去拜访了他。他很高兴，热情接待了我。每年过年，我都寄贺年卡给他，他都给我回。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我想贺年卡可能就不太好寄了，但是之前每年都寄，今年也不好断了，就试写了一张。没想到，他又给我回了一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临别之时习近平同志讲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在福建17年4个月。黄土地哺育了我，红土地培养了我。

采访对象：黄世宏，1948年5月生，福建厦门人。《福建日报》高级记者。曾任《福建日报》负责报道省领导班子新闻的屏山记者站站长。2008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世宏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在哪一个时期与他接触比较多？

黄世宏：我与习近平同志接触较多的时期，是他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时候。当时我是《福建日报》屏山记者站站长。福州城内有三座山，就是屏山、于山和乌山，省委省政府坐落在屏山边。屏山记者站是《福建日报》为宣传报道省委省政府时政活动而设立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二是报道福建重要时政活动；三是采写涉及全省发展战略和重大典型的报道。

采访组：对您而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多时间里，他哪一句话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黄世宏：“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是习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2000年元旦刚过，习近平同志召开新年第一次省政府党组成员（扩大）会议，我与会采访并进行新闻报道。习近平同志在发言中谈到新的一年的工作思路和发展规划，其中让我铭记至今的一句话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讲话中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政府，但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已经忘记了自己名称前面的‘人民’二字，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重提这两个字。”他罗列了当前某些政府机关和干部忘记“人民”二字的种种表现，毫不客气地指出：“对那些忘记人民，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要把他们从我们队伍中清除出去。”在那次讲话中，他对怎样才能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我在写新闻报道稿的时候，深感习近平同志整个讲话给人印象最深刻、最有新闻性的，就是“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这句话，而且这个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讲话内容。所以，我所写的新闻稿就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作为主标题，内容也围绕这一主题加以组织、提炼。稿件第二天在《福建日报》头版刊登出来后，引起很大反响。这一稿件被评为当天《福建日报》一等好稿，后来又被评为当年全省好新闻一等奖。

这篇稿件发表没多久，省里“两会”召开了。我在采访时发现，很多代表、委员在发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句话。又没过多久，春节来临，我跟省领导去给驻闽部队和离退休老同志拜年，他们不少人也情不自禁地谈起这句话。全国多家媒体，也纷纷转载这条消息。当时发行量居全国前列的《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以及《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报》，也都在一版转摘了这篇消息。不久，《人民日报》也用同样的标题，发表了习近平同志的有关文章。可见，这句话在全国产生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

采访组：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把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中，关心和关注群众的难事急事，是习近平同志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您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黄世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就讲一件吧。大约是2000年，习近平同志收到一封匿名信，是一个外来打工者写给他的。来信的大致内容是：他从山区来福州市打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随着来省城。孩子一年年长大了，已到了读书年龄，但因为户籍限制，无法上学读书。他希望省里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外来打工者就地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习近平同志认真看了信的内容，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亟待解决。他就把这封信批给福州市，请他们就这封信做调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但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他一家人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习近平同志一直放心不下。因为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单位，所以写信人的身份未能知晓。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信封是福州一家外资首饰企业印制的，信纸也是这个单位的。他就猜测，写信的人可能与这个单位有关。

习近平同志特地吩咐秘书给这家企业打电话问问，看他们能不能帮助找到这个人。秘书把电话打到这家企业，厂长得知省长关心这件事，相当重视，马上组织寻找，最后果然找到了写信的人。

这样，习近平同志就跟这个写信人联系上了，并且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现在已经敦促福州市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请你放心！”

福州市接到习近平同志指示后，组织了工会、教育等几个相关部门，就外来打工者子女上学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看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打了报告给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之后，市人大常委会专门为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读书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件事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全省不少地方，特别是外来打工者较多的县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解决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问题，促使福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党代会的记者。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和“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的理念可以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党永远的信念与追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最大的期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对“晋江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做了大量工作。您曾跟随他赴晋江调研采访，请您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回顾。

黄世宏：我对“晋江经验”的诞生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调查研究，并以此推动指导工作。每年，他都要给自己选定一两个主要调研题目，作为重点来研究，以破解前进中的难题。2002年，习近平同志把当年调研的重点定在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晋江市。他做过县委书记，深知县域经济搞得好，能有效提高整个省的经济活跃度。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一直很注意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和省长的6年中，他先后7次亲临晋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他2002年6月这次赴晋江调研的目的，就是要好好总结晋江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前还要依靠政府补贴的县，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总量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的县；在新形势下，全省又应该如何学习推广发展“晋江经验”。

习近平同志先派省政府办公厅的几个同志打前站，到晋江做了一些初步调研。在听取他们的调研汇报后，2002年6月15日，习近平同志便带着我们赴晋江，考察了几家龙头企业，参观了火热的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一起座谈，并听取泉州市、晋江市领导的汇报。最后，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晋江经验”发表了看法，并总结提出了晋江“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

“六个始终坚持”就是：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五大关系”就是：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6月16日，我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以《适应新形势创新“晋江经验” 大力提高福建省经济综合竞争力》为题，报道了习近平同志在晋江调研总结“晋江经验”的消息。7月6日和7日，我又根据习近平同志总结“晋江经验”所作的指示精神，先后在《福建日报》撰写发表两篇长篇综述：《让企业真正成为“主体”——“晋江经验”启示录（上）》《让科技真正成为“驱动器”——“晋江经验”启示录（下）》。7月6日，我还在头版撰写了《再谈“多几个晋江县”》，作为1990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的《多几个晋江县》的续篇。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同志的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10月4日，《福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习近平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研究借鉴晋江经验 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文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从那时起，“晋江经验”开始全国闻名。

不久，习近平同志调到浙江省工作。我与省里的干部群众和晋江的同志聊天时常说：“我们很幸运，习近平同志专门为我们一个县进行调研，并总结出很系统的‘晋江经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继续把“晋江经验”发扬光大，稳步走在全省最前面。晋江近20年一直是全国“十强县”之一。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抓“生态省”建设的情况。

黄世宏：在建设“生态省”这项工作上，习近平同志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福建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坏生态的情况，但全省生态的总体状况在全国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和设计“生态省”发展规划，不仅及时保护了福建生态环境，也为“生态福建”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生态省”建设概念，可不是作为口号提提，他始终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把工作落到实处。他千方百计组织力量，制定方案，请专家组来论证，亲自听取专家意见，赴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对“生态省”建设作出一系列周密部署。通过他的努力，福建的“生态省”建设顺利起步。现在回顾起来，在很多省还没有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亲自主持，把完整的“生态省”建设方案拿出来了。

福建为“生态省”建设召开很多次会议，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开展研究、怎么进行部署的。这些细节和过程的主要情况，在我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生态之路——前进中的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记录。我在这里主要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研究和部署“生态省”建设中，交了一个科技教育界的好朋友——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

林教授在科技上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用菌草替代木头来种植食（药）用菌。改革开放之初，福建乃至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民，靠种植香菇、白木耳等食用菌致富，但种植这些食用菌需要大量的木头，农民增收的同时，山上的树却被砍得差不多了。树砍没了，食用菌无法再种植，生态也被破坏了，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鉴于这种情况，林教授就积极研究以草替代木头来培育食用菌。但草和木头在生物学上是有很大界限的，按理说是不能跨界的。面对种种非议和科研上的艰难，林教授勇往直前，通过多年刻苦攻关，终于从千万种草里面发现、筛选出可以代替木头培育食用菌的菌草，而且效果比用木头还好。林教授的科研成果，既能够有效地扶贫，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这恰恰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当时谋划的福建“生态省”战略构想。林教授的技术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全国有400多个县来考察学习。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派专家、学生，到菌草诞生地——福建农林大学向林教授学习菌草种植技术。

习近平同志得知林占熺教授的事迹，把他树立为全省的一个典型，还专门在省政府召开表彰会议，授予他一等功，号召全省科技工作者向林占熺教授学习，并从多方面为其发展排忧解难。现在，20年过去了，习近平同志还一直在关心林教授菌草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工作。这株“小草”，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也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成长为“参天大树”。林教授的菌草技术已列入联合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科技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多领导工作理念，与他现在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黄世宏：确实，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不少领导工作理念，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

“精准扶贫”的理念和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提倡和支持在扶贫开发中开展“造福工程”，这一工程对那些偏僻地区、脱贫无望的农民进行易地搬迁，让他们搬到自然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重建家园。

还有他亲自主抓的“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福建沿海过去有很多渔民，一生都在船上住，几代人没有在陆地上生活过，生活条件很差，还随时面临着台风、洪水的威胁。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建期间，花了很多心血为他们创造上岸定居的条件，先后让7万多名连家船民上了岸，住到现代化的新村里面去。

还有，南平市从机关向农村下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乡镇流通助理，一起破解“三农”难题，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农民欢迎。习近平同志得知后，把它作为2002年的调研专题，并于4月6日赴南平进行专题调研总结，在全省推广。目前，全国很多地方已经把科技特派员等举措形成制度了。

此外，“数字福建”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真抓实干、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严治党，“不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现象发生”；共产党员要有“滴水穿石”精神……这一系列理念和做法，都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任职期间率先提出并带头实践的，也都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这些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福建干部群众宝贵的精神财富，也随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丰富和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采访组：您在屏山记者站工作期间，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请您讲讲那次重庆之行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

黄世宏：1999年，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受省委委托，带领福建代表团到重庆市万县地区开展对口帮扶工作。那次，我随代表团一起前往，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代表团里有福建各地市委书记或市长、省直机关领导和省工商联组织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到重庆的当晚，重庆市委就跟我们进行了交流。晚饭后，代表团就坐了一艘客轮往万县进发，并在船上过夜。

上船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把所有人都召集到船上的大厅里开会。他详细说明了省委下达给代表团的任务，也讲了这次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的注意事项。

习近平同志说，省委这次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中央安排的福建对重庆的对口帮扶工作。省委委托他带300万元支持重庆市，参加的各地市和厅局可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能力，看看具体怎样给重庆一些支援。省工商联组织的企业家也请多想想怎么做好支援工作。

习近平同志讲完这番话之后，各个地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们纷纷发言，谈了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规划了一些项目意向，并敲定了对口支援的数额。大家在会上当场算了一下，加上省委给的300万元，共有将近900万元的资金，此外还有一些合作项目。

会议开得很顺利，9点半左右就结束了。习近平同志说：“大家今天都很辛苦，离休息还有点儿时间，大家可以轻松一下，一起唱唱歌吧！”很快，大家很尽兴地随着音乐伴奏唱起歌来，气氛很好。习近平同志也唱了好几首歌，有《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快到11点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时间不早了，大家休息吧，明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大家就都回船舱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万县，举行了一系列对口帮扶活动，召开了一些项目对接座谈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重庆方面没想到习近平同志给他们带来这么强大的代表团，送来这么多资金和项目，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临时打算增加一项活动内容，就是在万县为福建代表团举办一场舞会。

下午3点左右，他们向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个想法：“习省长，您带领福建代表团来万县做对口帮扶工作，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项目和资金，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打算增加一个活动，为欢迎福建代表团举行一场舞会。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习近平同志听完这番话，脸上没有了笑容，他严肃地说：“中央有规定，不允许为任何领导举行专场舞会。这个舞会我一定不能参加，你们也最好不要举行。”

万县的同志一听这话，感到很难办，因为他们已经布置了，也通知下去了。后来，他们又找习近平同志解释说：“这个活动，其实也不是专场舞会，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小晚会，表演五六个小节目，表示对福建代表团的欢迎、感谢，顺便请大家一起跳跳舞，还是请习省长支持一下，不然我们实在下不来台。”

习近平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就说：“既然这样，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晚会开始时，我带领代表团全体同志参加，等小节目演完之后，我们代表团就退场，后面的舞会就你们自己跳，这样好不好？”

于是，万县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提议开了这场晚会。五六个小节目表演完，习近平同志很得体地走上舞台，跟演职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之后，他带领福建的同志们退场，让万县的同志留下来跳舞。由于事先有沟通，万县的同志也都能理解，晚会的气氛很自然、很欢乐。在不违反规定的同时，又接受了东道主的一番好意。

习近平同志做人、做事、做官都能够坚守住他的底线。他在福建工作多年，交了很多朋友，但他做事一直都有很明确的底线，能做的事他用心做好，不能做的事他绝对不做。但同时他又不教条，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能讲究灵活性，让事情在原则范围内得到很好的解决。

采访对象：王建双，1936年12月生，福建翔安人。曾任福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厅长，1987年任厦门市委书记，1990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19年8月29日再访

采访地点：福州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您任厦门市委书记，那时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王建双：

1987年1月，我到厦门市任市委书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那时候他30岁出头，一年半之前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由于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有些人就有顾虑——他会不会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他会不会有优越感?办特区，有很多旧体制要打破，有很多旧机制也需要转换，他这么年轻，到底敢不敢碰这些旧体制、旧机制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对他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但通过接触，习近平同志为人平实可亲的风范、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很快使大家打消了之前的顾虑。我那时刚刚上任，对厦门的具体情况还在调研、探索阶段。在与市委班子成员交谈过程中，我感到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一些战略思考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印象很深刻，现在还记忆犹新。

办经济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引领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抓这两件大事，在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上花了大量心血，也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采访组：请您详细谈谈习近平同志制定厦门发展战略的思路和过程。

王建双：

1986年8月，厦门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着重研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委安排习近平同志抓这件事。他认为，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引领特区健康发展的战略，必须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个课题分为21个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担，有100多人参与研究。他还亲自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北京，向于光远、刘国光等专家学者请教，请刘国光同志来厦门调研指导。此外，他还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新加坡考察办自由港的经验。

我到厦门工作后，跟正在主抓战略研究的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些交谈。他说：“办特区大家都有积极性，你也想做，他也想做。我们办特区没有经验，但是战略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我感觉他说得非常好。

他还对大家讲，厦门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要弄清楚中央为什么要在厦门办特区，这是战略定位问题。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办特区的有利条件。第三，要弄清楚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第四，要考虑清楚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第五，发展模式明确了以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怎么定，应该有一个总体安排。目标定出来以后，要分阶段地发展，要选择重点，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后，就是制定战略对策。

在制定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逻辑非常清楚，思维定位也很准确，他让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深入调查和反复论证相结合，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紧密构建了一个系统工程，很好地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1988年3月召开论证会，有50多个单位和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证。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特区最早编制的15年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厦门发展的总体设计，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实施对策，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沿着中央指定的方向健康前进。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确实对厦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的一些思路到今天也是先进的。

采访组：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当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王建双：

中央批准厦门为计划单列市，是体制的重大改革，这牵涉到中央、省、市三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也牵涉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面调整。这其中矛盾重重，有非常多的利益纠葛，还有各种极其繁琐的问题。尽管计划单列工作是一件千辛万苦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出色。

1988年，市里成立计划单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全面负责计划单列的各项工作。他从基数划转、理顺关系入手，组织了9个专业组、105个单位350多人的工作班子，进行极其认真细致艰苦的工作，整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矛盾。习近平同志同班子里的几位领导反复研究如何处理好各类矛盾，认为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协调要充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厦门有20多个重要部门，在计划单列之后，工作职责和管辖范围都有所调整。这就牵扯到一些问题，你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多收一点还是少收一点，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这些矛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看法不一致，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需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习近平同志认真去做工作，通过反复协调和协商，一点一点逐步取得进展，慢慢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

第二，要有全局观。习近平同志给各单位的同志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厦门要实行计划单列，要充分地向省和中央去反映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在全国、全省的棋盘当中，厦门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要有一个全盘观念。该反映问题，我们要反映，但是我们要从全局去考虑，不能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全局观念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把握得很好，所以矛盾处理得很妥善。

第三，家底要透明。厦门计划单列工作具体该如何做?到底怎么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基数要调查得非常清楚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他说：“我们的家底要透明，千万不能遮遮掩掩的。”这样重新分配的时候，才能做到通盘统筹，有可靠依据。

第四，眼光要长远。习近平同志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能单纯就事论事，更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

经过一年多努力，习近平同志同班子的同志们排除各种困难，推动厦门的计划单列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厦门计划单列以后，发展优先权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厦门原来是福建省9个地市之一，配备的是地市一级的管理班子，权限小，束缚多，许多事情想做做不成，极大束缚了特区发展。计划单列之后，中央出台文件，赋予厦门副省级的管理权限。厦门可以直接和财政部结算，自己还可以单独设立金库。也就是说，厦门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自己计划着花。

第二，计划单列之后，厦门得以逐渐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把握大原则基础上，怎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就怎么改。这样一来，上层建筑得到了优化，体制对发展的束缚减少了，很多生产要素就能够重新进行高效配置，经济发展就有了很大活力，厦门发展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计划单列之后，厦门作为副省级单位，可以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直接了解中央的意图、方针、部署，这使整个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和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也极大激发了大家去开拓创新。

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就等于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插上了翅膀。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这两件大事抓完以后，我对习近平同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感到他战略思维非常强，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思考问题都是从厦门的实际出发，不是“拍脑袋决策”。厦门非常需要他这样的实干家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破解厦门发展障碍过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王建双：

办经济特区，要打破很多旧体制，要转换很多旧机制，改革力度有多大，阻力相应就会有多大。就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们交流过很多次。他说：“老城市办特区存在三个障碍，第一，传统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传统的政治体制障碍;第三，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障碍。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难以前进。”如何破解这三大障碍，习近平同志在探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七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且一一付诸实践。

第一，关于厦门经济特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说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靠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对台关系，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厦门只能走这条道路。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第二，厦门必须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对外要引进台资、侨资、国际资金，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挤”入国际市场。他深刻认识到，发展特区绝不可“闭门造车”，必须与国际接轨。

第三，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他在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做了很多调查。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讲为祖国统一作特殊贡献呢?一是从人口因素看，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迁过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福建人要到台湾去，大多数是从厦门港到台湾，所以历来厦门就有对台“人文交流桥梁”之说。二是从历史因素看，在清朝初期，台湾和厦门是一个行政区，叫做台厦道。三是从人文风俗习惯看，厦门和台湾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很多从台湾来到厦门的人，都能很快融入厦门的生活。我们要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核心问题是争取民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厦门所具有的这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做工作，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做工作，也包括将来的基础设施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特殊贡献。习近平同志对民心问题的考虑，我们都很认同。现在每年6月在厦门举办的以“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为定位，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海峡论坛，吸引了台湾一大批人来参加，既包括基层的乡里长，也包括国民党高层领导，还包括民进党里的一些人。这一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做下来，是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民心观念紧密相关的。

第四，厦门特区的经济总体结构必须转换，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他通过多次调查了解到，厦门市老企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0%，贡献的财政税收占90%，如果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转换机制的话，特区根本没有办法富起来。对此，他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改造机制，切入点要从改造老企业入手。那么，该怎么切入呢?他说：“大企业要实行股份制，小企业要实行外引内联，通过兼并组成小企业集团，多层次地来转换这个机制。”现在听来，这种观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在30多年前那种环境下，能提出这个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当时他还提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有外资进来，也可以掺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把这个机制激活。

第五，要抓好厦门的城市建设。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时，厦门因为多年来一直是前线，没有什么城市建设，但他很乐观。他认为，虽然我们受了损失，但是也得利，给我们留了一个好做文章的空间，发展潜力很大。他在做战略研究的时候提出，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厦门总体要形成一个“众星拱月”般的城市结构，以老城区、鼓浪屿为中心，星星在岛外，包括集美、海沧、同安、杏林，根据不同的产业分工，把这个中心拱起来。厦门的城市建设一直沿着这样一个规划思路在做。2010年，他视察厦门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众星拱月式的城市建设，还说：“你们要把外面几个星星擦得更亮一点。”

第六，要造就一支适合特区建设和发展的人才队伍。当时，厦门虽然文化事业水平比较高，但是人才比较缺乏，特别是缺少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建筑方面的人才。怎么办?他讲了两个方面。第一，要多层次、多途径并举，大力开发人才。第二，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才流动、人才选拔、人才使用的机制。这一观点一直在引导着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在全方位、多层次开发人才观点的引导下，整个厦门市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基本上晚饭以后，道路上的人很少，大家都去学习班“充电”去了，因为办特区，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

第七，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目标进行改革。20多个政府部委办部门要转换机制，该由企业、社会办的事情，政府部门要放权让他们自己来办。这样一来，政府机制转化就慢慢做成了。他的这一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简政放权”。

习近平同志能鲜明提出这些观点，勇于打破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是非常可贵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性，而且都是从厦门实际出发，最终都形成了具体的举措，大大推动了厦门的开放与发展。

采访组：在您看来，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哪些具体体现?

王建双：

对于厦门精神，我所领会的是：传统的海洋文化造就了厦门开放包容的精神，而改革开放又赋予厦门博大的胸怀与奋进的热情。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为厦门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中，习近平同志的治理理念也得以付诸实践并不断丰富。

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我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他主张走出去、看世界。他多次强调：“我们不要关在门里搞特区，而是要出去考察，把人家好的经验带回来。”他的视野很宽，不是局限一国一省一市，而是希望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好经验以发展自己。第二，他善于广交朋友，深交朋友。

关于习近平同志广交朋友、深交朋友，我了解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93年，福建省成立富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成立的，资金是由塚本幸司先生捐赠的。塚本幸司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起他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经过。那是1991年5月，习近平同志访问日本，塚本幸司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但是塚本幸司先生的夫人，受当时日本社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负面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排斥的。她没有想到丈夫会把一个共产党员请到家里来做客，感到很吃惊、很紧张。当38岁的习近平同志走进家门时，塚本幸司夫人看到来自中国的客人，很年轻，并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对他产生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在一番亲切交谈后，习近平同志说，刚才先生提到如何理解儒商，我想以旁观者的角度介绍一下福建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事迹。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和南洋是很受大家敬仰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教育事业，兴办了厦门大学等学校。嘉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做生意与做人一样，要讲德行。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在商场上遵守信用，体现了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儒商气质，希望塚本先生也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商。通过交谈，塚本幸司夫人感到，这位年轻的中国领导干部拥有为百姓谋福祉的深切情怀，很有文化素养，值得亲近。

塚本幸司夫人问习近平同志，你到日本考察了大公司，看到了城市建设，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企业家后，你有什么感想?习近平同志说，日本的科技先进，高楼大厦林立，企业设备齐全，不过工厂现代化对我来说并不是重点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在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在中国见到。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我看了几家工厂，那里员工们的工作态度都很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和无所事事的人，我看到了农村非常干净，农民十分勤劳，日本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塚本幸司夫人听了以后对旁边的儿子说，习桑(桑，在日语中表示对人的亲切敬称)这个人不简单，只比你大几岁，就这么成熟有远见，你今后要以他为榜样。

塚本幸司先生对这次交谈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习桑这次来我家做客是我家的荣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的夫人心里残存的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已经扫除了。这个心病解除了，以后我到中国去投资就更放心了。

1992年初，在福州市的一次招待会上，塚本幸司先生向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希望能够给福州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派遣一名干部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事先已经听说了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想在外资企业当中率先建立党支部。在招待会上听到塚本幸司先生的这个请求时，他问，你为什么想在你的企业建立党支部?塚本幸司先生回答说：“我认真拜读过你们共产党的党章，看过你们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讲话，我打心底里敬佩你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里集中了大批精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贵党的治国理念，对经营好企业有很大的帮助，企业要想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听了塚本幸司先生恳切的言辞，习近平同志马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相关办事人员听后认为，这可能是外国资本家一时心血来潮，在场面上说说而已，没太当一回事。

几天过去了，塚本幸司先生一直没有等到回音，再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就又一次提出给企业派党支部书记的事，还提出支部书记可与公司总经理在工资待遇、参加董事会、工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同待遇。习近平同志听后对参加会见的福州市建工局党委书记林义熟说：“外商要求我们给企业派共产党的书记，这在全国不多见，这个事就交你负责了，一定要办好，要尽快在建工系统挑选一名合适的人选，报市委批。但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到外资企业要努力工作，要头脑清醒、不卑不亢，任何有损人格国格的事绝不能介入。”

建工局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马上研究选出了组织干部科副科长黄风，上报后很快得到市委批准。在日本的塚本幸司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对人选非常满意。黄风到企业后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员工的爱戴和外商的尊重，为福建省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积累了经验。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期间，特地拜访了福州籍的文学家谢冰心。他给冰心先生介绍福州市的变化，谈到了在福州旧城改造、长乐国际机场建设当中，都使用东海租赁株式会社在福州办的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生产的活动房，还介绍了到日本访问时，他曾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塚本幸司先生家里做客的一些情况。习近平同志请冰心先生为这位企业家题一幅字。冰心先生说：“因为中日那场战争的关系，已很少给没有见过面的日本人题字了，但习书记介绍的人肯定是不会错的，这算是一个例外。”冰心先生欣然题下了“中日友谊源远流长”几个大字，并说，希望塚本幸司先生能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更大努力。

1992年夏，塚本幸司来福州时，习近平同志将冰心先生的题字交给他。塚本幸司先生见后十分感动。他说，我一定牢记冰心女士的嘱托，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看着装题字的精致盒子，塚本幸司先生想了想，恳切地说：“是不是可以请冰心女士在盒子上再题写‘中日友谊谕’五个字?谕是前辈对晚辈的吩咐、指示，我不仅要永远珍藏这幅字，还将永远照此指示来做。”习近平同志表示，愿意尽力满足塚本幸司先生所请，请冰心先生再题上“中日友谊谕”五个字。后来，塚本幸司先生到福州来，从习近平同志手中接过冰心先生的题字，回去之后郑重嘱咐自己的家人说：“冰心先生比我大了整整28岁，她的教导我听，你们也不能违背。”

多年以来，塚本幸司先生一直致力于支持中国的发展，帮助培养有志于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青年才俊。他于1993年捐赠5亿日元巨款设立富闽基金会;2003年他又和夫人携手捐设教育基金会，帮助山区贫困孩子圆大学梦。塚本幸司被授予“福州市荣誉市民”“福建省荣誉公民”等称号，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友谊奖”。2019年5月10日，塚本幸司先生收到习近平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经常回想起当年访问日本时到你家中做客的情形。”塚本幸司先生非常感动。可见，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人们的真挚友谊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而会历久弥坚。这也说明习近平同志对中日友好的民间交往是何等的重视。

这个持续了30多年与外国友人交往的故事，反映了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胸怀博大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

采访组：长期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直都非常关心、尊重老同志，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建双：

习近平同志对老同志特别尊重。他不仅仅是尊重老同志，还善于向老同志学习经验。在这里，我讲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一位南下干部的故事。厦门市委原副书记李振经同志曾经在老革命根据地龙岩当过地委副书记。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对我讲：“近平来看过我了，我很高兴。”我问：“他跟你谈了什么?”他说：“谈了很多，但是我很不客气地讲了一个小建议，龙岩是革命老区，厦门是经济特区，你要想一想怎么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这样两地的经济都能够发展起来，龙岩有资源了，人民生活才会好起来。他态度很真诚，应该是听进去了。”

第二个是关于一位福建老地下党员的故事。福建有一位老干部，叫施能鹤，是老地下党员，后来当过厦门市政协主席。我去看望他时，他说：“我生病时，近平来看我了，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接着他又说：“他很虚心，请我提意见。我就给他提了一条意见，现在特区的人才，都被单位绑住了，有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单位却一定要他干这方面的工作，而缺人的地方，又调不过去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跟他说，一定要打破这个固有模式，让人才流动起来，不能让人才只窝在一个地方，否则对厦门发展是很不利的。”

只要有时间，习近平同志都会去看望老同志，关心他们的身体，聆听他们的建议。他很尊重老同志，重视他们的建议，与老同志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所以老同志才愿意给他提这么多好的工作建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与侨胞、台胞有很多交往，在很多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

王建双：

习近平同志曾去看望过华侨的侨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庄云潮，征询吸引侨资的建议。庄云潮就对他说：“你要引进侨资，首先要争取侨心。”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我在这里讲一下我了解的一个故事。金门同胞颜西岳曾是厦门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我到他家里看望他，他说：“我年纪很大了，近平很关心我，除了他自己来，还派人来看我，我很感动。”他还说：“我对近平讲了两句话。第一，历来厦门和金门都是亲戚关系，我自己的弟弟和很多亲戚也都在金门，可是现在厦门管得太死了，大家往来探亲，非常麻烦，很难批下来，有时只能偷着雇一条小船，大家在船上会面，这样多伤感情啊!所以，我建议他研究一下怎样能够放宽台胞回大陆的政策。第二，金门缺水，我们有江，我们的水很多，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把水送到金门去，这样金门的民心就归过来了。”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一直支持从大陆给金门供水的推动工作，这件事情虽然有着自然条件困难与政治壁垒的双重阻碍，但他却一直在积极推进。直到2018年8月5日10时，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愿景终于成为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时间，对福建干部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为福建的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年华与心血。您如何评价他在福建的这段工作经历?

王建双：

习近平同志曾说，“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可见他对福建的感情有多深。福建的山山水水都有他留下的足迹，福建的大地都有他留下的声音。他经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深入到干部当中去，他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

通过与习近平同志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感到他既有启民心智的魅力，又有知民冷暖的情怀。他把感情完全融在人民当中，所以人民群众才会亲切地称呼他“习大大”。我想，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老百姓真正把他当亲人，才会这么称呼他。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

采访对象：袁启彤，1932年5月生，江苏姜堰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1985年7月至1993年9月，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1993年1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6年10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理主任，1997年4月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9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袁启彤家中

采访组：

袁老，您好！您在福建省从政多年，亲历了习近平同志从厦门、宁德、福州又到省委省政府任职的整个过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袁启彤：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从这以后，福建的地位大不一样了，中央对福建的要求也大不一样了，福建省形成了从全国各地吸引人才开展工作的热潮，习近平同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正定到厦门来工作的，当时距离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不到5年时间。

1985年，我到厦门开会，习近平同志那个时候刚刚到厦门履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财政工作。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小伙子又年轻，又精明强干，但从言谈举止来看，又有着他这个年龄少见的老成持重。当时，厦门市政府有一个向科威特贷款的计划正在准备阶段。我在开会的时候就鼓励他们说，既然论证好了，就要大胆地做。

习近平同志后来又被省里派到宁德去工作。当时省委常委们商议和决定的过程我都了解。宁德大部分地区地势险要，经济相对比较闭塞，是严重贫困地区。当时宁德的书记年纪很大了，需要一个精明强干、能力突出的年轻人去宁德任职，解决各项难题，带领干部群众冲一下。省委一致看好习近平同志，就把他从厦门调到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原宁德的老书记作了另外安排。后来的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果然干得很好，他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使宁德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这个时候，省委更确认了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栋梁之才，以后把他安排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也是省里综合考虑决定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既是福建省委常委，又负责福州市的工作，省里、市里两摊工作，感到实在吃不消。我不怕担子重，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干不过来就会影响工作效率。我再三提出来，福州还是要设一个专职的书记。于是，省委领导同志们又把目光聚集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我们一致认为，习近平同志很优秀，曾经在多岗位、多地区锻炼过，很有干劲和闯劲，他在厦门和宁德也经过了充分历练，实践经验丰富，是合适人选。这样，省委最终决定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市委书记。

福州市委书记这个岗位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福州是省会城市，正所谓“开封府的官难当”。况且，福州占了福建省大约一半的经济总量，块头很大，福州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全省工作。习近平同志毕竟年轻，担起这么重的担子是不容易的。省市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习近平主政的福州市五区八县和马尾经济开发区，是福建的“长子长孙”。言下之意，就是担子很重，此外，还责任重大，要分担全省不少相对贫困的地市县的很多负担。我们省委几位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很有信心，都全力支持他。就习近平同志任职的事情，我专门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中组部同意让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任职之初虽然不是省委常委，但是省委常委的会议、文件大部分都扩大到他。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提出了统揽福州发展全局的“3820”工程，以及“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规划，请您谈谈他当初制定的战略规划与今天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任职后，舞台更大了，任务更艰巨了，事情也更多了。他在福州一干就是6年，兢兢业业推动了福州市各项事业的良好发展。这一时期的从政经历，对他十八大以后的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与他当年在福州构思谋划的许多事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同志到福州之初就定下一个大目标，要把福州早日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在这个目标构想下，在广泛与精心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于1992年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这一战略设想被称为“3820”工程。

“3820”中的“3”正是关键的第一步。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福州和海洋、和世界紧密连接起来，把福州建设成一个基于对台、面向全世界开放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我离开福州市委书记岗位的时候，福州市生产总值166亿多元。习近平同志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福州市生产总值达到660亿元，是我主持工作时的近4倍。习近平同志抓经济发展非常实在，从结构上来讲也非常科学。原来福州市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规模也不大，但在他手上，福州市的汽车工业、飞机零部件工业、金融、旅游等产业都蓬勃发展起来。他仅仅用了6年时间，就把福州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整座城市发展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州市委书记领导岗位以后，福州市继续按照他规划的“3820”工程稳步发展。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整整20年过去了，“3820”工程设定的战略目标已经顺利实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战略布局基本形成，福州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水平跃上新台阶。2012年，福州GDP突破4000亿元，达4211亿元，财政总收入近600亿元；2013年，GDP达4679亿元，财政总收入近700亿元。这些数据，与当初《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中的目标均相差无几，由此可见“3820”工程规划的科学性。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提出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请您讲一讲，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句话的？之后又是如何在工作中付诸实践的。

袁启彤：

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即将担任代省长职务。当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我主持的一次省人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讲话时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如果组织上让我到政府工作，我一定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不管你当什么官，我们的政府永远都是人民的政府。”大家都为这句话热烈鼓掌。从此以后，“牢牢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这个观点就刻在福建干部群众的脑海里了。

为了提高为人民群众办事的效率，习近平同志任代省长期间，兼任“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抓政府全局工作的同时，大力在全省推动办事效率的提高。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时，他把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抓的那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范围扩大到全省。比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一栋楼办公”、“治理餐桌污染”等工作都在全省部署并持续深化。比如，地沟油的合理利用，最早就是从习近平同志任代省长时开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就是将地沟油回收加工成为燃料油，又节能又环保。严管地沟油重新流入食品加工环节，以行政手段促进化工原料和环保回收的科学化，这实际上就是治理餐桌污染的一项重要内容。再比如，习近平同志当省长期间，全省建立了很好的群防群治制度，很多街道上戴红箍的老太太都行动起来，明察暗访，协助相关部门取样化验，检验饭店等餐桌污染的治理情况。这些工作他都抓得很具体。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在对经济社会发展真抓实干的同时，也很注重发挥和利用科技的力量，大力推动“数字福建”建设。他也注重对一些发展突出地区的经验进行推广和普及。比如他总结和提出“晋江经验”，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好样本。

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是福建省第一个生产总值上百亿元的县。晋江的发展经验，在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推广下闻名全国，影响很大。在习近平同志支持下，晋江举办了“世界鞋帽交流大会”，晋江民营企业品牌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打造出很多现在人们仍然耳熟能详的服装鞋帽品牌。

习近平同志还大力推进晋江食品工业建立良好的创新机制，因而使晋江的食品工业得到大力发展。比如有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将鱼骨头磨碎了再加上其他食品原料，制成一种品质很好的饼干，深受市场欢迎，以至远销北美和欧洲。

采访组：

您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共事、相处多年，您认为他在工作、生活当中有哪些优良作风值得学习？

袁启彤：

第一是勤奋。习近平同志不仅严谨、细致，而且抓紧一切时间处理工作上的事。他工作效率很高，但因为事情过于繁杂，他周末几乎从不休息，每天加班。就连每天吃早餐的时候，他也经常叫一些部门的领导来一起吃，边吃边交流，把很多工作上的问题就谈了。中午，他会请有些部门的领导一起吃工作餐，大家到食堂自己打饭打菜，然后坐在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第二是干净。习近平同志在廉政方面对大家要求很严格，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守规矩。他对自己要求更严，近乎于苛刻。在很多人看来，人与人之间有些人情来往很正常，但在习近平同志这里，他任何礼物都不收。他平时送给下属一些纪念品可以，但别人给他送东西，他一概不要。他到北京工作后，我去看他，他送给我一些纪念邮票，还有小砚台，但我带的一点茶叶送给他，他却坚决不要，让秘书赶快拿给我的驾驶员。

习近平同志常说，送礼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如果这次收了这个东西，下次就不知道又会送来什么东西了。有时候，他下乡调研，乡亲们送给他一些农产品，即使是青菜、粗粮类的东西，他也坚决不要。为了不伤害乡亲们的感情，他会尽量解释，表示感谢，告诉大家这份情谊他心领了。

省里也有同志想通过习近平同志找他的父亲办事，他每次都说：“我肯定不同意，我父亲肯定也坚决不同意，再容易的事也不能办。”但他认为，走后门托关系办事和通过正常程序请求组织解决困难是两回事。只要是通过正常途径提上来的事情，他都会积极帮助办理。

第三是平易近人。我们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他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和基层群众非常和蔼，平易近人。入住地方宾馆后，他深知司机等服务人员工作辛苦，经常把这些同志叫到楼上一起喝茶，聊聊家常。彭丽媛老师也从不摆架子。有一次，省委要开一个联欢会，筹备的时候，我试着问习近平同志，是不是可以把彭老师请来为大家唱几首歌？习近平同志说：“没问题，我跟她说。”我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痛快，也没想到彭老师真的来到我们的联欢会现场。那天，彭老师为大家唱了好几首歌，参加联欢会的人高兴得不得了，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采访组：

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支持侨务工作的故事。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很重视侨务工作。有一位拥有跨国集团的华侨，祖籍是福州的，他的家族情况比较复杂，父亲是地主分子，土改的时候曾错误地遭到批斗，而他的哥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因为父亲被批斗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根本不回大陆，更没有回福州投资的打算。习近平同志亲自去他所在的国家做他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回到家乡走走看看。经过习近平同志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这位华侨转变了对中国大陆、对共产党的看法，回到福州投资，为福州经济发展出了一份力，他自己的企业也受益很多。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保护和修复名胜古迹。他在省里工作期间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大力保护、维护、修复、重建古建筑，很好保存了福州的乡情和文脉。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也很重视全省的文物保护工作，为保护和利用好福建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福建最早发现的有人类活动的地点是三明市清流县的狐狸洞，距今8000至10000年。后来又发现了三明市万寿岩遗址，把福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18.5万年前。被誉为“南方周口店”的万寿岩史前遗址，上世纪80年代也曾面临被摧毁的命运——这里被三明钢铁厂出资购得，作为采矿点，一度面临挖掘机和炸药包的威胁。

为解决这类问题，王月明等一些当地老人先后写了呼吁书，紧急向有关部门报告。1999年12月底，省文化厅向省政府提交了“关于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保护有关情况的紧急汇报”。2000年1月1日，时任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对万寿岩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三明市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是我省史前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也是国内罕见的重要史前遗存，必须认真妥善地加以保护。”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批示深刻具体，感情溢于言表。现在，万寿岩遗址已开发成为考古公园，很好地保存了这份珍贵的文物资源。

采访组：

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对老区、海岛等相对贫困地区建设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对边远海岛和贫困地区始终非常关心。大约是1994年前后，我们一起陪同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到平潭去考察。平潭这个地方当时还很落后，一些海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发展滞后。我们乘一艘船在平潭的各个小岛周围转来转去。还到了一个驻守的连队去吃饭，我们那天和战士们一起吃了红烧肉，吃了青菜，习近平同志还问一位小战士，你们平时也能吃到新鲜的肉和菜吗？淡水够用吗？小战士说，能吃到，肉和菜都有！淡水也够用，但就是要节约用水。习近平同志说，这里虽然艰苦，但是战士们一定要把这里坚守好，建设好。

那天我们交流当中，习近平同志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说，平潭的很多岛礁，虽然交通不便，缺乏淡水，但如果我们能充分加以建设、利用，就像小航空母舰一样，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些看上去没什么价值的岛礁，其实是我们的财富。我听到这个意见，感到很新颖，但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这话里面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设立了海南省三沙市，南海一些岛屿的建设也开展起来，很好地维护了我国的领海及相关权益。此时，我就回忆起习近平同志当年在平潭讲过的那些话。确实，我们的每一寸国土、每一寸海域，都应当充分呵护、建设、运用，以维护国家的权益，守卫我们的人民。

平潭大桥是在习近平同志手上开始建设的，他离开福建以后建成了，现在汽车、火车都可以从福州直达平潭，非常便利，既方便人民群众出行，也促进了平潭经济发展。

在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一直在谋划如何把闽江的水引到福清的一个缺水地区。这件事也是他在福建时果断启动并大力推进，在他离开福建以后完成的。由此，解决了福清一大片旱地的灌溉问题，那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巨大改善。

习近平同志当省长以后，非常关心老区建设，他经常到龙岩去，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除充分论证、落实各种保持水土的科学方法之外，他还带领省里的干部植树造林，他自己一个人就种了一大片树。现在这些树都生长得很好，根深叶茂，很好控制了水土流失。

无论是平潭大桥的建设，还是解决福清的灌溉问题，以及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上启动、推进的，但是全面收到效果则是在他离开福建以后，得到实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从这些事中得到很多启发。领导干部做工作，如果只考虑一时一事，只考虑自己的政绩，那是目光短浅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习近平同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充分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福祉，他这么做是对“功成不必在我”精神境界的最好诠释。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关心老干部，在干部群众当中有口皆碑。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事例。

袁启彤：

习近平同志对我很尊重，对所有人，无论职务高低，他都非常尊重。所以省委省政府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品质、气质、素质都是交口称赞。

习近平同志任省长之后，有一年，省里几位领导和习近平同志一起到深圳去出差，顺道看望习老。在习老家，我们共进午餐，吃的是窝窝头和几个素菜。炒马铃薯，甜面酱，胡辣汤，都是陕西的饭菜。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大姐问我们，这个饭菜你们吃得惯吗？我们说吃得惯。齐大姐说，近平就是吃这个窝窝头长大的。临别之前，我们提议说，一起合个影吧。于是就请习老和齐大姐坐在中间，习近平同志和几位上了年纪的同志坐在二老两边。习老就说：近平，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坐这里，你蹲在一边！习近平同志连忙答应说：哦哦哦，好的。我们劝习老说，近平同志怎么说也是我们的省长，就让他和年轻同志站在后面吧。

习近平同志是2002年10月离开福建去浙江的。那时我刚好住院动手术，手术完毕身体基本恢复我就出院了，谁也没告诉，不想惊动同志们来看我。但没想到的是，我出院的第一天，习近平同志就亲自到医院来看我了，结果扑了个空。医院院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习省长，你都要离开福建了，还来看他？”习近平同志笑着对院长说：“他是我的老领导，我肯定要来看他。”医院院长听到这话非常感动。我是已经退居二线的人了，习近平同志又要调离福建省了，双方在工作上再没有什么交集了，但是“人走茶凉”这样的事在习近平同志那里是不存在的，他非常重感情。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这份同志之谊、同事之情，在他心里还是一如既往。

采访对象：游德馨，1931年2月生，福建罗源人。1948年3月入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福州市区县乡和市直机关工作。1980年任福州市市长。1984年任福建省副省长兼外经贸委主任。1992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任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03年离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12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游德馨家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游老，您好!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在福建省任职，与习近平同志有很多接触，请您先谈谈他在宁德工作的情况，以及他后来到省里工作继续支持宁德发展的情况。

游德馨：1988年6月，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到省人大工作，组织上调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地委书记。当时，宁德是我们福建九个地市中最贫困的地方，省里期望习近平同志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能够带领宁德干部群众“闯一闯”“冲一冲”，改变宁德的面貌。习近平同志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他上任伊始，就确立了宁德发展的基本思路。他对宁德的干部们讲：“虽然我们现在很穷，但是我们要有‘滴水穿石’‘人一我十’‘弱鸟先飞’的精神。”他还提出“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

习近平同志不仅有思路，还有切实的行动。他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为人民群众做了很多好事。

那时，宁德市寿宁县的下党乡还没有通公路，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徒步走两三个钟头的崎岖山路才能走进去。习近平同志先后走进去3次，开展深入调研。他支持下党乡的脱贫工作和建设发展，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期间，特别支持福(州)温(州)铁路宁德段的建设，组建地区铁路办公室，抽调人员，做好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后来他调到省里工作，仍积极支持福温铁路和沈(阳)海(口)高速公路建设。

1982年，福州市首先开通全国第一部市内程控电话。1988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市话程控化一开始，他率先带领地区邮电局长杨锦炎等同志到福州参观学习并向省里争取项目，抓紧宁德地区的福安、宁德(后改蕉城区)两县程控电话建设，走在全省程控化的前列，大大促进这两县对外的信息交流、生产发展，方便了群众。

离开宁德后，习近平同志还始终记挂着宁德百姓的生活，茅草房户搬迁和连家船民上岸是他到省里工作后开展的。茅草房是贫困农民遭灾或家里极贫，无法建瓦房，只好用茅草搭盖避雨，冬不御寒，夏不消暑。当时宁德地区就有2104户、7701人住茅草房。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听省政协汇报后，即带领有关部门同志到闽东调研，并拨款600万元支持茅草房改造。省委省政府把茅草房改造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大财政投入，经省、地、县、乡各级的努力，1997年底茅草房改造与搬迁任务全部完成。

习近平同志对连家船民上岸工作十分尽力。连家船民是生活在江海边的特殊渔民，无土地、无房屋、无户籍，终年漂泊在海上的破旧渔船里，“讨小海”为生。组织他们上岸要解决土地、住房、路水电配套，还有就业、小孩上学等问题，比解决茅草房还艰巨。省政协宁德地区工委把情况反映到分管扶贫工作的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时，他非常重视，与省委书记陈明义一起批给有关部门办理，省政府下发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的通知》。1998年12月1日，全省造福工程暨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在福安召开，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以高度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做好造福工程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作。会后，他深入移民定居点走家串户，嘘寒问暖了解上岸后船民生活。由财政拨出1477.28万元，民政、水产、水电、教育等厅局及省计委安排950万元，加上省里逐年投入及市县配套资金。经过3年努力，全省新建连家船民新村65个，上岸定居船民4273户，19378人，其中宁德地区占90%，结束了连家船民祖祖辈辈漂泊海上的历史。他们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感谢党和政府为民办的这件大好事。

采访组：请谈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工作以后的情况。

游德馨：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他做事非常扎实，也非常有魄力。在福州期间，他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为方便人民群众办事，他提倡并实行“一栋楼办公”，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受到各方好评。

在战略规划方面，习近平同志思路非常清晰。1992年，他提出构建“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发展战略，制定了福州“东扩南进”的发展规划，请新加坡城市规划专家刘太格来搞福州长远规划。福州的东边、南边都靠海，江河众多，发展要依靠江海。为了构建福州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真正把福州建设成滨海滨江的现代化大都市，习近平同志专赴闽江口、马尾、长乐沿海进行调研，作出了福州“东扩”往马尾、“南进”至长乐的“东扩南进”战略决策。为响应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习近平同志任总指挥，在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主持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发展的战略设想，即“3820”工程。现在的福州，还是依照“3820”工程的发展战略往前走，基本形成了他当年提出的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布局。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抓招商，特别重视“引侨、引台、引外”工作，为福州大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时任福清县委书记练知轩同志曾陪同他去东南亚，把林绍良、林文镜、林学善等侨领吸引回国投资发展，做成了很多重大项目，如冠捷电子等。这些项目为福州市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修建福州二环路。当时，作为国家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福州没有高速公路，没有大型港口，市内交通也不通畅，这些都是制约福州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市区交通拥堵，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福州二环路从1992年开始动工。那时福州财力不足，他提出“勒紧裤腰带”来搞，先把主道贯通，人行道的修建和行道树的栽种放在后面陆续做。现在福州的交通主要就靠二环路。这条路是环市郊农村走的，围绕福州中心城区而建，全长28.5公里，在减少交通拥堵方面功效显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统战工作，您那时是省政协主席。请谈谈他是如何支持政协工作的。

游德馨：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统战工作，对于我这个政协主席非常支持。

1999年6月17日下午，在我和时任省委统战部长金能筹同志邀请下，习近平同志来到省政协，与我们进行座谈。会上，我们共同研究了政协和统战部如何进一步密切联系、互相配合、互相协作，共同做好新时期的政协和统战工作。

针对这一问题，他讲了很多具体意见。比如，换届时人事安排形成方案后，要先征求政协意见;政协、统战干部如何列席会议;如何建立制度，互相沟通;等等。他还说，政协和统战部的工作目标都是一致的，政协是搞统战工作，统战部也是搞统战工作，为避免重复，就要通过相互沟通，把各项工作组织协调好。

他很支持省政协的工作。省政协向省委汇报工作，他都参加。我们汇报完后，他都发表意见。

1996年7月30日下午，听取省政协工作汇报后，他指出，省政协上半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确实开得不错。最近联系一些党外人士，他们也都感到政协工作很重要，也很实在，都愿意参加这方面的工作。省政协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按照省委部署，把握重点，献计献策，工作扎实，有一定的深度，研究也有水平，起到了借鉴、参考、指导作用。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对省政协下一步的工作作出了指示。

1997年2月4日，习近平同志听取省政协工作汇报后说，这一届政协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工作上了新台阶，对我省“两个文明”建设起了推动作用。这一届政协工作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责任心强，政治水平高，熟悉情况，能很好地领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以后，还做了哪些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请您讲讲具体的事例。

游德馨：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以后，我们接触就更多了。他做工作很有预见性，思路很超前，也很有远见。他教育干部“要目光放远，算大账，不要因小失大”。

2000年10月，习近平同志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为做好“数字福建”建设，他专门成立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当时的福州大学副校长王钦敏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当时网络尚未普及，很多人对电脑、互联网都不太了解，但是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建设“数字福建”。时至今日，“数字福建”的建设使福建人民的生活与数字化、信息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数字福建”在为福建人民提供便利的同时，大大推进了福建的经济社会发展。

2001年2月，新华社连续刊发反映国内餐桌污染的两篇报道。近平同志看到这两篇报道后，深感餐桌污染问题之严重，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他的指导下，福建展开了餐桌污染治理工作，是全国第一个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餐桌污染治理连续14年被列入福建省“为民办实事”项目。由此可见，习近平同志思想十分超前，对民生十分关切。

还有一件事就是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八山一水一分田”是福建地貌的典型特征，森林覆盖率达65.95%，居全国首位，是我国重要的林业大省。但长期以来，广大福建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林业发展面临着“产权归属不清、主体经营错位、机制不灵活、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2002年6月，习近平同志专门到福建林业大县武平进行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承包到户’‘发证到户’”的历史性决定，为福建的林业改革一锤定音。从2002年到2017年，历时15年的艰辛实践，福建林权改革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人民日报》内参2017年刊发《福建十五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释放强大生命力》一文，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福建的林权改革，并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

现在我们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保护建设政策，政府将森林从个人手中购买过来，但是林权证还照常发给个人，给个人管理权，每年也会发给个人管理费用，但严格规定不能砍伐。这样就把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这是习近平同志率先在福建省提倡实行的。

他还做了一项非常有预见性的工作，是我们当时谁都想不到的，就是开展台湾海峡桥梁隧道论证研讨工作。台湾海峡桥梁隧道设想是怎么来的呢?1997年，清华大学吴之明教授到欧洲开会，他乘坐的车辆穿过英吉利海峡跨海隧道，受此启发，他认为我们国家也可以建设海峡隧道。回国后，他就向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方惠坚同志汇报。方惠坚同志认为，要建设海峡隧道的话，肯定是在福建和台湾之间。于是，他就向习近平同志说明了这一情况，共同研究决定由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福建省合作进行论证研讨。习近平同志认为，这对两岸未来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可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开始进行，使它成为团结台湾同胞、两岸携手振兴中华的一个平台。于是，习近平同志指定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作为我省一方，与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合作，来推动台湾海峡隧道论证学术研讨工作。

首届“台湾海峡隧道论证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会议，接见全体代表，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鼓励代表们说，这项计划虽然是一个漫长长河的起点，但它必会引起两岸有识之士和广大华侨关注，相信两岸同胞携手振兴中华、共创华夏文明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经过几次会议研究，专家们提出三条线路构想：北线平潭—新竹，123公里;中线莆田—苗栗，150公里;南线厦门—金门—澎湖—嘉义，270公里。专家们从海洋、地质、地震、工程难易及长度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北线比较理想。这些研究成果上报之后，交通部制定全国20年公路网长期规划，把京台高速公路列入，以海峡隧道作为入台通道。这条未来的台海通道将由桥梁、隧道、人工岛结合组成，造价不菲，工程艰巨。但专家们认为它将会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一定会物超所值，对两岸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他们对习近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和科学态度深表钦佩。从1998年11月到2014年11月，先后开了十次研讨会，每次规模一两百人，都是以大陆和台湾工程学会、大学、海洋研究所、交通协会等为联合召集单位，还邀请美、日、法、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专家学者参加，其中有两次是到台湾岛内召开，江丙坤参加会议并讲话。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据您的了解，他在生活工作和为人处世上有哪些突出特点?

游德馨：做领导工作，除自己要做到位，还要会用人。习近平同志在用人导向上一直非常明确，他起用为人民谋福祉的人，起用忠诚担当能干事、干好事的人。为鼓励干部大胆做事，他建立了容错机制，只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他会谅解工作中出现的差错。例如，福清市委书记利用华侨捐助资金建设闽江调水工程，他没有向市委汇报就开工，水渠挖到邻县的乡村时，村民起来反对，堵截福厦路，造成交通中断。习近平同志了解情况后，并没有批评这位领导同志，而是派公安干警和县乡干部疏导劝说村民，使工程继续进行。

习近平同志很亲民，在平时的工作中对老干部非常尊重，也非常关心，这在老干部当中广为传颂。比如，他对我个人就很关心、爱护。2001年，我给组织写报告，主动提出要从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让给年轻同志担任。在2001年12月12日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我退下省政协主席职务，省长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他在讲话中多次对我给予肯定和鼓励。2014年年底，革命老前辈、福州市委原副书记成仞千同志逝世，习近平同志送了花圈。2017年5月27日，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福建省委原主委蔡载经同志逝世，他也送了花圈。他的这份情谊让人非常感动，体现了党的领袖关怀革命老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高贵品质。

习近平同志博览群书，眼界开阔。他不仅知识面非常宽，而且很有情怀，写了不少感人至深的诗词，如《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七律·军民情》等。

习近平同志生活俭朴，下乡也是轻车简从。他的夫人彭丽媛同志在福州生小孩时，住的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普通病房。在习近平同志的身上，没有任何特殊化的东西，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采访对象：黄瑞霖，1944年6月生，福建闽侯人。1986年1月任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1988年任省政府办公厅党组副书记，1990年7月任省经贸委党组书记、副主任，1991年6月任省经贸委党组书记、主任，1995年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2000年起兼任省总工会主席，2001年任省委副书记，2005年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初访，2020年1月6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黄瑞霖家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黄瑞霖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工作，请讲一讲你们交往认识的过程。

黄瑞霖：1986年1月，我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那时习近平同志任厦门市副市长。那年8月，我和他陪同时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同志到黑龙江参加全国横向联合大会，并考察调研。一同去的几位干部，大多是50多岁，我当时40岁出头，习近平同志30岁出头，我们两个算是比较年轻的，所以很谈得来。在哈尔滨的招待所，我俩住一个房间，彼此好像有谈不完的话题。

聊天中，我们谈起各自看过的书。习近平同志的读书生涯令人惊叹，他8岁就看完了《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在农村插队和上大学期间包括工作以后，一直都没有间断过读书，读书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他读书不是泛泛地读，而是对书中内容有所吸纳和借鉴，并有自己的分析和观点。说起来，我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是清华化工系毕业的，我学的是文科，他学的是理工科，但从阅读范围和理论修养上来讲，我确实比他差远了。我们一聊到比较深入的话题，我就明显感觉到他超越自己年龄的博学与智慧。

在黑龙江一起调研考察的这几天，我不仅和习近平同志认识了、熟悉了，还从与他的谈话中获取了不少知识。他对党的忠诚，要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理想抱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厦门市、宁德地区和福州市任职，根据您的了解，他在福建各个时期的工作有什么特点？

黄瑞霖：习近平同志在地市工作的时候，我一直通过不同渠道关注他，对他的工作情况有一些了解。

他在厦门期间，工作很务实，成绩很突出，对厦门初期的建设有很独到的见解。那次在黑龙江一起调研时，他就对我讲：“厦门现在正处于打基础的阶段，一定不能搞什么修大楼之类的形象工程。当前关键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改善投资环境。我要抓好基础工作。”由于习近平同志表现好，威望高，在1987年市政府换届时，市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他为市长候选人。但他很谦虚，而且顾全大局，主动诚恳地向组织、向代表表示自己退出市长选举，支持上级提名的市长候选人当选。

习近平同志到宁德工作以后，我也注意了解他的情况。宁德在当时是福建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省里面把他派到宁德去，也是希望他能带领宁德干部群众“闯一闯”、“冲一冲”。他在宁德的工作风格主要是稳健和务实，避免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干快上”等冒进做法，也杜绝了“一夜暴富”的不切实际想法，而是踏踏实实地带领宁德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在抓宁德当地优势产业的同时，坚持抓扶贫工作。

在宁德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习近平同志拄着登山杖，戴着草帽，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走遍了宁德的每一个县，走遍了贫困的山区、海岛。他踏足的一些非常偏远和闭塞的山村，甚至已经上百年没有县级官员进去过。对那些不通电、不通路的“被遗忘”地区，他通过调查研究，深切了解当地老百姓的需求和苦衷，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并且想方设法争取省里的力量来支持扶贫工作。

宁德在之后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延续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工作思路——抓优势产业和扶贫。现在，宁德发展得很好，已经从原来全省的“老九”，提升到第六、第七位。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路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1990年，习近平同志调到福州市工作。初到福州，他就发现一些机关干部办事效率不高，存在懒散、拖沓现象。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理顺班子，抓干部队伍建设，狠抓落实，建立督查机构和督促机制。他所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逐渐深入人心。每一项具体工作，他都做得非常扎实，非常有效率。比如，一个重要报告呈上来了，他会马上召集开会，充分探讨之后，该干的就拍板，成立领导小组，拨钱，从不搁置、拖沓。很多具体工作的领导小组都是他亲自挂帅，亲自抓，亲自督促，同时，他也负最大的责任。可以说，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那几年，是福州历史上发展最快、最辉煌的时期。

那时我是省经贸委主任，常到福州了解经济发展情况。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他深入调研，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制定近期、中期、长远发展规划，按规划扎实推进。他不盲目上项目，绝不上有污染的项目。在发展上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精打细算，不搞“寅吃卯粮”。不少地市主官走时留下一屁股债，而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州时，市财政盈余十多亿元，为下一任领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属难能可贵。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历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在这期间你们一起共事较多。请谈谈这一段的情况。

黄瑞霖：习近平同志到省委上任是在1996年4月21日，那时候我是省委秘书长。4月22日，我就到他那里汇报省委领导集体的具体情况、办公厅各处分工等等。他虚心地说：“我刚到省里，情况还不熟悉，希望你们多提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以后，着力谋大局、抓大事。他任省委副书记时，主要分管农业农村等工作。1998年，他提出“山海协作、联动发展”规划，就是让那些先富起来的地区，比如厦门、泉州、福州来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当时，他作为省委副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省里55个部门，调研了8个月，提出具体的协作发展方案。1998年10月31日，省委召开六届九次全会，作出《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加快了山海协作步伐，提高了福建省的综合实力。同时，扶贫工作也全面推开，精准进行，成效显著。

习近平同志对省外扶贫工作也非常重视。从1996年到2002年，他在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亲自抓对宁夏的对口帮扶工作。在6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参加了5次闽宁合作联席会议，其中两次带队到宁夏，作了三次讲话。他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是贯彻中央“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和落实。他亲率代表团深入宁夏南部山区考察，强调对口扶贫协作要以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重点。

他对援藏工作也非常重视，曾经亲赴西藏林芝地区送援藏干部入藏，对援藏的各项工作作出重要的具体指示。

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生态福建”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这一举措也非常超前。龙岩市的长汀县，当时是全国水土流失问题最严重、累积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在民国时期，这里就设置有“治理水土办”。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也设立了专门的水土治理机构。但由于长期水土流失，漫山遍野都是白花花的风化沙土，不仅见不到树林，连草都难长。由于流沙堆积，山下的河床比旁边的稻田高出许多。

习近平同志到省里工作后，对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高度重视，他多次到长汀调研，并在规划上、政策上、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种草种树要花很多钱，在当时省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用于水土保持工作。他自己出钱买了树苗，还捐种了一棵香樟树，那棵树长势很好。2001年10月，他再次到长汀县调研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时，还亲自为他捐种的那棵香樟树培土浇水。

早在2000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强调“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2001年，福建成立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任组长，开始了福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2002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着手编制《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也正是在2002年，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2004年底，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出台。在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生态建设会影响经济建设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力主生态省建设，并制定宏大的战略规划，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福建是林业大省，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要保护森林，必须抓林权改革。他很早就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给予特别关注。2002年6月，他到武平县调研后，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历史性决定。如今，林权制度改革已被誉为“我国农村第三次土地革命”，超过7亿亩的山林承包到户，为5亿农民带来了福祉。

治理餐桌污染也是他在省里工作时的一个突出亮点。化肥农药残留和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但是因为这跟一时的产值、GDP没有太大关系，被一些领导干部忽视，因而广受老百姓诟病。习近平同志长期关注基层，对群众的呼声十分了解。他亲自抓餐桌污染问题，亲自挂帅，还派两个副省长具体抓，并要求所有相关单位各负其责。从源头上，要保证种出来的菜不能有毒，养出来的禽畜不能注水；从流通环节上，施行标准检查，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要在各个环节治理好各种添加剂超标问题。正是因为习近平同志听了老百姓的声音，重视群众的诉求，所以食品安全工作，他在全国抓得是最早的。

习近平同志抓“数字福建”建设，在全国也是很领先的。世纪之交，电脑尚未普及，人们对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不甚了解，反而有很多争议。2000年，福建处于工业化初期，要全面开展信息化建设，困难重重。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虚心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成立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组织编制和审定“数字福建”建设方案，审定项目建设方案，支持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的开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组织建立了“数字福建”的总体框架，为“数字福建”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今天，“数字福建”已取得了可喜成绩。

习近平同志在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很多事情都要亲自抓，我上面提到的这几件，是他抓得比较大的、具有战略性的重点工作。其实，只要是有利于福建发展，有利于民生的事项，他都认真抓，如保证粮食安全、治理闽江污染、菜篮子工程等，他都十分关注，一抓到底。

采访组：经过与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年的合作与共事，您认为他在领导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黄瑞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福建工作。他随着工作调动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从福建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但我一直都很关注他在各个地方从事领导工作的具体举措。

我觉得，习近平同志领导方法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视野开阔，思路超前，具备深厚的理论积累和实践积累。这使得他既能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又能脚踏实地，注重实效性。他在开会讲话和平时分析问题时，很喜欢借鉴一些历史上的典故、成语和格言来辅助说明问题。他的讲话很有文采，既接地气又很有深意，大家很爱听，也很容易接受。

他对历史和现实都很了解，看问题非常深刻、开放，知识面很广，无论是与知识分子交流，还是与农民交流，都非常顺畅。他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了解基层是怎么工作的，也了解上层是怎么运作的。他不是象牙塔里成长起来的干部，也不是一直在基层工作的“土干部”，所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他都吃得很透，做得很实。他是一个脚踏实地、胸怀全局的好领导。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无论是在厦门任副市长，在宁德、福州任书记，还是到省里担任领导，这个工作特点他都是一以贯之的。比如，他在省里提出“山海协作，联动发展”，举全省之力，加快山区脱贫。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带队整整调查了8个月，在充分了解各个地区的现状之后，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

他做任何工作，都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曾说：“做事的第一步就是‘谋’。”他向来都是把谋划放在第一位，在谋划的基础上真抓实干，从不盲目地“大干快上”，更不会糊里糊涂地干。

在作出一项举措之前，他会找干部谈，找专家谈，找老同志谈，充分论证，听取各方面意见，并经常跑下去，开座谈会调研，倾听“八面来风”。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向来主张抓试点、推全面，处事沉着稳重。通过抓试点，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方法，再来全面推行。比如“生态福建”建设，他首先就以治理长汀水土流失为试点，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他和当地干部座谈，和农民座谈，了解情况细致入微，甚至种草种树需要多少钱这种具体问题他也要切实掌握，做到心中有数。正是坚持抓试点、推全面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做工作一直都非常稳健，做一件，成一件。在福建工作的17年里，他做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

第四点，习近平同志为人低调，明确站位，从不越位。他沉下心工作，从不包装和宣扬自己。多次有记者想写他，电视台想宣传他，他大都谢绝了。当副市长时，他非常尊重书记、市长；当省长时，他非常尊重省委书记。凡事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一切服从党委安排。他任省委副书记时，非常关心办公厅的同志，他常和我们谈心，平心静气地和我们商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很有亲和力，大家都喜欢和他一道工作。他待人以诚，团结同志，在哪里担任一把手，哪里的班子都非常团结。

采访组：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变化有什么感想？

黄瑞霖：召开党的十八大的时候，我们省里的同志都对习近平同志充满希望，知道他一定能够当好这个家。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所展现出来的魄力、担当、强有力的领导，仍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他主政这几年来，发挥了巨大的能量，让我们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国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困难和历史局限性，也都会不可避免地积聚一些问题。比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道德滑坡、党内腐败等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力挽狂澜，在他的指挥下，一项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开始施行，有力地捍卫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也捍卫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他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作风建设、零容忍反对腐败、军队改革、精准扶贫、“一带一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巨大的魄力、卓绝的智慧和高超的掌控能力。

我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继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稳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采访对象：曹德淦，1944年7月生，福建福清人。1985年任福建省委、省政府扶贫办副主任（1987年兼任省农委副主任）。1993年任漳州市委书记。1998年任福建省副省长。2003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贸促会名誉会长。2008年任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11年至今，任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8日初访，28日再访

采访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福侨大厦

采访组：

曹德淦同志，您好！您与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他给您留下了哪些印象？

曹德淦：

1988年11月，我在省扶贫办工作，随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同志去宁德地区最贫困的寿宁县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调研，在那里与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尽管当时习近平同志新到任没几个月，却对宁德地区和寿宁县的贫困状况很熟悉，而且对做好当地扶贫工作很有思路，所提出的办法和措施也很切合实际。他认为，扶贫工作很重要，慢不得，但也急不得。要按照规律办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要有“滴水穿石”、不懈奋斗的精神，有“弱鸟先飞”、不停追赶的意识。那时，习近平同志很年轻，是从首都北京来的，又在经济特区厦门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但他穿着十分简朴，语言朴实无华，显得淡定、从容、干练，又很睿智。

与习近平同志的第二次接触是在1994年，我在漳州任市委书记，他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当时，福州在引进台资和外资方面已经走在前面，做得很好。他得知漳州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引进外资方面做得还不错，就来了解情况。他是从厦门坐船过来的，我到漳州港接他。一路上，他很认真地听我介绍情况，也提了一些问题，虚心好学，很亲切，很随和。虽然那时他已是省委常委，但可以看出，他是以市委书记身份来访的，完全没有让人觉得他是省委领导。

1996年，习近平同志再到漳州时，已是省委专职副书记。我陪他到漳浦县一家茶叶公司去调研。这是一家台资企业，当时对福建茶产业的发展提升起到了很大的示范、推动和促进作用。临离开时，习近平同志在茶庄茶园里种植了一棵茶树。我这里还留有一张习近平同志种茶树时的留影。

采访组：

1999年至2002年，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1998年至2003年，您担任副省长。请您谈谈你们在一个班子里共事的情况。

曹德淦：

习近平同志接手省政府全面工作的时候，福建面临许多新情况，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发生了影响恶劣的“四二〇”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央纪委派专案组进驻厦门，朱镕基总理亲自抓这个案件。二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还在持续发酵，严重冲击福建在香港的窗口企业。三是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应对“入世”已成当务之急。福建当时是中央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两个省份之一，“入世”后就要从一定范围的开放转向全面开放，从优惠政策转向普惠政策，从依靠政策优惠转向依靠好的营商环境，实行国际通行的规则。

1999年8月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被正式任命为福建省代省长。当天下午他就主持召开第一次省长办公会议，明确表示要抓紧熟悉工作，尽快进入角色；要找准自己努力的目标，给自己定位在担起跨世纪发展的责任上，定位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定位在为3000多万福建人民谋利益上；要加强政府一班人团结，接好前任的班，按照省委部署和已确定的工作，“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习近平同志通过分析，统一了大家对当时形势、目标、任务的认识，起到了团结、鼓气、提劲、增强信心的作用。到会的各位副省长一致表示，要加强团结协作，在习近平省长的带领下努力完成省政府的各项工作任务。

采访组：

您当时分管外经贸工作，对习近平同志支持外经贸工作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曹德淦：

习近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协助分管外经、外贸、外资，包括对港澳台经贸工作，还分管商业、粮食、供销社、物资和菜篮子工程。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也是改革开放先行区域，外经贸自然是省里的一个工作重点。在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外经贸工作上突出抓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加强各类经济开发区建设。8月10日到11日，即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的第二天，我们就分头走访了马尾、福清等地的台资企业。马不停蹄，紧接着12日我们就赶往漳州，13日就展开调研。漳州有一个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很快。习近平同志到那里考察了台资和外资企业。他听取开发区负责人吴斌的工作汇报，听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还提出不少指导意见，比如要求招商局与漳州、龙海在招商引资上形成合力，协同招商；开发区要理顺管理体制，减少摩擦，增强统筹协调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政府工作层面讲，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都要有大局观念，从长远着想，坚持开明开放，把服务搞好。他这番讲话，大大凝聚了人心，形成齐心协力搞开发区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后第一次下基层调研、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抓开发区建设。我作为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副省长，心里特别高兴，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信心也更足了。开发区是非常重要的开放平台，是外资、侨资、台资、港资聚集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习近平同志在开发区的土地供应、投资便利、快捷通关、政策扶持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想方设法提升开发区的服务水平。

第二个重点是抓98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一平台的提升。98投资贸易洽谈会诞生于1987年，每年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最初是闽南金三角包括漳州、泉州、厦门和龙岩共同举办的。1988年升格为福建省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展势头很好。到1998年，在国家外经贸部支持下，升格为全国性的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非常重视这个投洽会，亲自担任组委会主任，从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每年8月中旬，都领着我和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检查投洽会准备工作，并亲自向省委常委会、省长办公会议汇报筹备情况，在投洽会举行的前后几天，更是亲自坐镇指挥。这对于我这个投洽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来讲，心里别提有多轻松、多高兴了。由于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亲力亲为，投洽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到2004年升格成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这个投洽会成为国际投资的促进平台、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权威发布平台、国际投资趋势的研讨平台，对促进投资的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个重点是大力加强闽港、闽澳经济合作促进会建设。香港是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澳门是福建加强与葡语系国家、与欧洲联系的重要通道。当时对台“三通”还没有实现，两岸的通邮和投资贸易主要通过港澳进行。所以，香港、澳门对于福建的作用非常重要。1997年，香港回归，成立了闽港经济合作促进会。1999年，澳门回归，习近平同志抓紧成立了闽澳经济合作促进会。2001年，我随同习近平同志一道赴港澳访问，广泛走访闽籍企业家和旅居港澳的乡亲。我们还拜访了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谈发展谈合作，谈笑风生，气氛非常融洽。他还领着我们专程看望和慰问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马万祺先生。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基本上每年元旦春节期间，都亲自到深圳，把港澳的闽籍企业家、闽籍政协委员请过来座谈，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想方设法给予帮助。福建省的外经贸之所以能够很快复苏，走出当时的困境，习近平同志作为班长，起到了关键的领导、支持、鼓励、推动作用。

采访组：

对台工作是福建的一项重要工作，您当时分管对台经贸工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曹德淦：

习近平同志早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就高度重视对台工作，担任省长后，抓得更全面。我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协助他分管对台经贸，体会很深刻。回过头来看，他的对台工作思想体现了很强的大局观，也很有远见。他说，福建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福建因而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肩负重大责任。他认为，对台经济工作，不是一般的业务工作，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引进台湾资金和先进技术，一方面可以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壮大我们的实力，这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互利、共同发展格局，进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2000年、2001年春节和2002年元旦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台湾《工商时报》上分别发表题为《携手迈向新世纪谱写合作新篇章》《新世纪新起步新希望》《闽台携手共缔繁荣》的署名文章，以亲情、友情、民族之情向台湾同胞祝贺新春佳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和睦、亲人骨肉团圆，促进台湾同胞增强“民族心”和“祖国情”。

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做重要台商工作。比如，他在福建就多次看望来闽投资的王永庆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一同陪王永庆先生和夫人到北京去见朱镕基总理。王永庆原先计划在福建建一座发电厂，共6台煤电机组，每台60万千瓦。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国家有关部委先批了2台，剩下4台怎么办呢？见面时，朱总理讲：“王先生，2台已经投产了，经营情况怎么样啊？后面的几台，先等等，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再建设嘛！”王永庆说：“我6台设备都订购了，而且陆续到货，如果后4台机组不建，我就得盖个房子给它住，不然设备就会坏掉。这样吧，先让我把它建起来，你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发电。你不需要，我就关停等候。”王永庆这样说，各方面都能接受。这件事情也算谈妥了，后来也是按这样办的。这原本是投资者的事情，叫个副省长陪着去就可以了，但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亲自上阵助推问题的解决，令人感动。

当台商遇到困难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总是想办法帮忙解决。当时一位台商，准备在马尾经济开发区创办一个电子配件企业，已经定下来了，还交了土地定金。后经再次评估，认为那里不具备建厂的条件，原来交的300万元土地定金迟迟拿不回来。那位台商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他收到信之后，马上批示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很快使这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再如，台商宣建生先生在福清兴办冠捷电子企业，那段时间由于受两岸关系影响，给他的经营造成很大困难。习近平同志就帮他解决难题，让他稳下心来好好干，冠捷电子现在发展得很好。东南汽车也是在习近平同志关心下引进的，他亲自给台湾汽车企业裕隆集团董事长严凯泰写信，把他请来，亲自做他的工作，并帮助他解决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坚定了严先生的投资信心，现在东南汽车同样发展得很好。

采访组：

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处理的重大事件。

曹德淦：

在习近平同志大力支持下，我们处理了两项难度很大、涉及面很广的工作，让我至今难以忘却，记忆深刻。

第一件事是应对、处置我省在港窗口企业华闽公司财务重组。华闽公司是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福建省驻港“窗口”公司，主要业务是贸易、金融、地产、旅游、航运等。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自身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华闽公司经营出现巨额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如何应对处置在港窗口企业的债务危机，不仅事关福建的信誉和形象，影响外资和港、澳、台资的信心，影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而且还会影响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外经贸部牵头组成的六部委部际联席会议，给予帮助和指导。省委省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对华闽进行重组，展开救助。

华闽公司当时亏损达44亿港元，涉及香港大大小小81家银行，而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只有270多亿元。由于华闽公司是福建在港“窗口”企业，所以境外债权人视华闽公司的债务为政府债务，追债的最终目标指向福建省政府。旅港乡亲出于爱国爱乡情结，出于维护省里形象，殷切希望省里出手相救。而省内一些部门和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于要不要救、怎么救、谁来救、用什么来救，看法不尽相同，甚至还有人提出“在完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吗？华闽公司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重组华闽公司的工作归我分管，我深感难度太大，心里很着急。习近平同志宽慰我说：“老曹，不要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要重组就要拿出优良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向国务院申请相应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相应人民币规模，要有强有力的谈判小组。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同志亲自出马，同国家电力公司谈，把水口电站的36%股权谈下来，向国务院申请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人民币规模。习近平同志还带我去向吴仪副总理汇报重组情况。由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由于习近平同志的具体领导和支持，谈判小组终于谈成了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方案。

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华闽公司重组成功。经国务院批准，2002年6月，与境外81家银行签署了重组清偿协议。各方面都认为华闽公司的债务重组是成功的，并给予很高评价。国务院部际协调小组认为：“重组方案是可行的，措施是有效的，谈判是成功的。”华闽重组顾问认为，华闽重组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例，福建省政府尽了很大努力，拿出了各债权银行可以接受的好方案。香港中联办的领导认为，福建省下大决心挽救华闽，体现了福建省政府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对香港发展的信心，是目前为止中资企业债务重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中联办将一如既往支持华闽。香港主要的9家报刊在显著位置对华闽重组的成功作了正面报道。

第二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1998年，朱镕基总理亲自部署抓这项工作。这也是我分管工作中难度很大的一项。因为那几年，全国因粮食经营每年亏损达三四百亿元，到1997年，全国因粮食经营亏损引发欠贷1200多亿元，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才8000多亿元，已不堪重负。粮食企业职工发不出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地方出现收购粮食打“白条”现象。福建的省情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历史上就是个缺粮省，当时全年粮食自给率一直都在40%左右。每年因向外省购粮，花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往往拿着调粮指标，调不来粮食，或调来的是陈化粮、劣质粮。

习近平同志在1999年接任省长时，这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省国有粮食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更突出地显露出来。当时省粮食局有个离休干部叫宁元祯，给习近平同志写了封信，提出了他所了解的粮食经营中存在的5个问题：一是陈粮、陈化粮太多；二是粮储设施长期缺乏维修、仓储条件差，上漏下潮严重，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粮储设施条件，库存大多不能避免变质；三是基层粮站经费紧缺，库存粮食虫害严重，无法抑制；四是消防器具配备不到位，粮库火灾隐患十分突出；五是拖欠职工工资普遍，职工队伍极不稳定，有的因生活困难只好外出打工，不少粮仓已唱“空城计”，仓管员把锁匙交给家属或上缴粮站。宁元祯同志信中反映的问题在全省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他的信是2001年10月17日发的，习近平同志2001年10月18日收到后当即批给我，要求抓紧研处。我们于2001年10月19日就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讨论解决相关问题的措施办法。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委副书记时，主管三农工作，所以对我省粮食产供销情况、粮改的重要性认识很深刻。他很快就深入粮企、粮库、产粮区开展调研。亲自动手、下大力气落实中央提出的“三分开”（政企分开、中央粮食事权与地方粮食事权分开、经营与储备分开）、“三制度”（省、市、县粮食工作三级行政首长负责制、三级粮食储备制度、三级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一改革”（粮食企业改革）。

当时全国要求各省必须有3个月粮食供应储备能力。习近平同志根据福建长期严重缺粮的实际情况，大力支持并亲自决定将福建的供应储备能力提高到6个月，拿出真金白银多建45万余吨储量粮库，并增加粮食储备金，增加粮食保管费用。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很注意抓农田改造、兴修水利、培植地力、推广良种，提高和保护粮食生产能力。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非常关注民生，很早就提出治理餐桌污染问题，您当时分管商业、流通、物资等工作，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曹德淦：

习近平同志对治理餐桌污染十分重视。他认为，随着生产发展，食品数量不再是大问题，主要是食品质量，食物中毒和食源性污染造成的疾病，对人的危害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早在2001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开展治理餐桌污染。他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具体部署在福建开展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并将这些列为当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第一件工作，成立由一位副省长牵头、几位副省长一起抓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习近平同志经常亲自到市场检查物资供应和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逢年过节，他经常会率队检查。曾经有人问习近平同志，一般说领导都会抓大放小，但您为什么会从一张小小的餐桌开始抓起呢？他回答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老百姓的餐桌可不是小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推动下，福建省在全国第一个实行生猪定点屠宰，积极研发、购置蔬菜农残和肉食品有害物质监测仪器，防止瘟猪和其他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大力推行“三绿”，即“绿色消费、绿色市场、绿色通道”工程，在生产、加工、流通领域大力普及健康、安全理念，推行严格管理的办法。习近平同志在一次全省会议上动情地说，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使命。餐桌污染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当前治理餐桌污染问题依然任重道远，而习近平同志早在20年前就下定的那种决心，表现出的那种魄力和执行力，激励、引领着一任又一任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朝着实现既定目标不断向前迈进。

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认识和共事不短的时间，对他领导工作的特点一定有一些深入的认识。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曹德淦：

我感到习近平同志对大局和形势的把握非常准确，做事情有大思路，眼界开阔，站位很高。他作为班长，对班子成员既充分信任又大力支持，帮你想办法，解决难题，有担当。就华闽公司重组方案来说，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重要步骤最后都要他拍板定调。我清楚记得，当我把经国务院批准的华闽公司重组方案送给他看时，习近平同志对我说：“老曹啊，想不到还把这个事办成了！”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他在为每一个重要计划步骤做出决定时，也深知其中许多不确定因素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他都替我们担着。他作为班长，就是这样既放手放权，又敢负责、有担当。

他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有过人的悟性。一些他原本接触不多、不太熟悉的工作，你一讲，他就懂，并能迅速抓住重点、抓住关键。对其中大事、难事，他还亲临一线，亲自动手。例如，当年水口电站的股权就是他亲自出面去谈下来的。因为水口电站虽然福建省有投资，但国家电力公司是大股东，如果是副省长去谈，恐怕很难谈得下来。

习近平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问题放在会议上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比如，他担任省长的那几年，每年都花许多时间，亲自主持讨论改善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问题，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我们几位副省长很团结、也很坦诚，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分管外经贸工作，对减费、清规的意见和建议就会多一些。习近平同志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经常诙谐地说：“现在请外商、台商代表曹德淦副省长讲话。”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那几年外经贸经营环境有很大改善。

习近平同志是一位能堪大任的领导，在他任上解决了那么多问题，处理了那么大的事情，但从来没见他着急上火，从来没见他训斥人，一直都是从容淡定，很有魄力、很有定力。

习近平同志善于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有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在大力推进工作落实的时候，他不会讲严厉的话，而是说，那件事情怎么样了？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啊？态度很认真、很诚恳，也很严肃，让人不能不尽快去把工作做好。

采访组：

您的弟弟曹德旺先生是著名企业家，请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指示，谈谈他关心民营企业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情况。

曹德淦：

2010年，习近平同志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他和彭丽媛老师一道回福建，在接见曾同他一道工作过的老同事、老部下时，彭老师高兴地对我说：“曹副省长，您的弟弟是大慈善家呀！”我笑着说：“他为扶贫济困做了些事。”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时，也询问了曹德旺捐资行善和创办基金会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

2012年秋天，通过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系，我们在习近平同志的办公地点见了面。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子，一见面就亲切地问：“老曹，今年多大了？身体还好吧？”他依然是那么真诚、亲切，身居高位也没有让人有任何距离感，完全是一种老同志、老朋友叙旧和回忆往事的情景。他依然十分关心福建的发展和进步，聊到不少事情。不知不觉间，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当我起身告别时，习近平同志握着我的手说：“请向你弟弟曹德旺带个好，我们都还记得他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那一刻，我很感动，他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还依然惦记着一个农民企业家。

后来，我还听说，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在贵阳主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2016年7月在银川主持召开中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也讲了曹德旺搞实业、行善举的故事。曹德旺是我弟弟，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很善良、很有爱心，又很耿直、很有个性、说话很直白。这些省里许多领导都知道，习近平同志担任过福州市委书记就更清楚。可他不仅在省、市工作期间关注和帮助我弟弟，而在身居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高位之时，依然还在关心。我在感动之余，联想到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向全党全国提出关心民营企业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要求，其中第五点讲到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又要经常听取民营企业的反映和诉求，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不能成为挂在嘴边的口号。实际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不是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才提出来，也不是只让各级领导干部去做，而是他在省、市工作期间就是这样在行动、在实践。现在提出这些要求，是他长期率先垂范的总结与升华。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视察工作，公务之余亲切接见我们这些曾一道工作的老部属、老同志，还和大家合影留念。我这里保存着一张他与我当时拍的合影，今天我也带来了。你们看，他依然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谦和。

采访对象：潘心城，1942年10月生，福建长乐人。1983年任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1985年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纪检组组长，1988年任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1994年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1998年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03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潘主席，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福建工作时，您在省财政厅工作，那个时候您与他在工作上有联系吗?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福建任厦门市副市长，我当时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因为工作分工原因，我大半时间要跑龙岩、南平、宁德等地，也经常到北京汇报，所以当时和习近平同志没有多少往来。

我第一次与习近平同志近距离接触，是在1989年元旦，那时他已经在宁德工作了。我跟随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调研。那几天时间里，省里和宁德地区的同志同吃同住同调研，我有机会与习近平同志有较多交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那时他年轻力壮，穿着非常朴素，待人非常诚恳、谦逊、亲切。

那次调研，习近平同志带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还带我们深入部队。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到其他地方调研的时候，地方领导极少安排我们到部队调研。他安排我们去看的点，很明显都没有做任何特别的准备，为的是让省领导看到更多真实情况。

我们那次去宁德调研的老同志为数不少，我当时47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其他同志都在50岁以上。习近平同志当时30多岁，一路上对老同志非常关照。比如，走到山区的时候，他会不时提醒老同志，走路要小心脚下;吃工作餐的时候，他一定会先安排老同志坐好，各方面都非常周到。

历时几天的调研中，习近平同志从没提过一句向省政府要项目要资金的事情。在我以前调研的经历当中，他这样的干部非常少有。

我们在与宁德的同志交流中也听说，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下子可“攀上高枝”了，总觉得他身份特殊，往北京一跑，钱就来了，项目就来了，宁德就能够很快改变贫困面貌。但一个地区的发展并不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就能奏效的，一两个重点项目也不可能改变一个地区的整体面貌。习近平同志还是牢牢抓住最根本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走村入户，了解实情，不仅以身作则，也要求干部坚持滴水穿石，攻坚克难，共谋群众福祉。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也潜心学习和研究。他细致研读了宁德的地方志，了解宁德的历史和文化，参阅大量报告，寻找宁德发展滞后的各种症结，寻找切合实际打开局面的好方法。这些大量研究为他开展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撑。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主持工作期间，您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请谈谈这段时间你们开展工作的情况吧。

潘心城：我就先从他刚上任时谈起。1999年8月9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代省长，他在省长办公会议上讲话说，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省长办公会议，我不是来搞什么施政演说的，我现在还没有资格搞这样的东西。毛主席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批评那种乱发议论的官僚主义作风。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我是新来的“插班生”，对省政府的很多工作还不了解。我的首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尽快了解熟悉工作，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所以今天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同时也与大家作一些思想交流。习近平同志指出：第一，要坚决听党的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办事;第二，要坚持在省委领导下做好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省委工作思路和重大部署在省政府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第三，要处理协调好省政府和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委之间的关系;第四，要加强政府一班人的团结，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做好工作。习近平同志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在各方面都给我帮助和支持，共同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且大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都是很开心的，也与他建立了深厚感情。在2000年省人代会上，习近平同志被正式选举为省长。他响亮地提出：“一定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心中最在乎的是人民，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工作中，我们经常听到他讲，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来不得半点虚假。

2008年10月，我去台湾出差，与台湾各界人士交流，得知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一定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这句话，以及他在福建省政府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实干精神，在台湾同胞当中也产生了极大反响。很多台湾同胞在议论，当年习省长对海峡两岸采取很多开明开放的措施。在这种氛围下，台湾同胞对大陆开放政策的了解不断加深，两岸的交流交往通商持续增强。

采访组：请您结合实例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为人民谋福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举几个例子。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医疗改革工作。他在省政府层面积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推进。2000年11月16日，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做了医改的统筹部署，以推动医疗机构改革。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要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需求，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他还指出，各级政府都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多做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实事好事。他提醒大家，一定要带着感情去做群众工作。

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极为重视，积极推进全民健身活动。2001年国庆节刚过，习近平同志从北京探亲回来，就把我找到办公室说，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场所安装全民健身体育器材的工作，方便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根据他的指示，我们迅速跟省政府办公厅把事情布置下去。这个部署是省政府全民健身工程的开始。习近平同志也将建设公共场所健身器材列为“2002年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2002年2月19日，仅仅4个多月后，习近平同志就带我们省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到福州街头考察全民健身点的体育器材安装情况。那天考察中，他与一位体育健身器材的企业家亲切交谈。他说，你们企业一定要保证体育器材的质量，确保群众健身安全。从这一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都部署这一项工作，当年就建立了350个全民健身点。到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的时候，大量的健身点已经建立起来，有力推动了全省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习近平同志在治理水土流失中非常注重农民生活的保障。他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就积极开展治理水土流失工作，绿化荒山，全民植树，禁止乱砍滥伐。但木柴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燃料，禁止砍伐之后，农民日常生活就会成问题。为此，习近平同志在省里面安排专项基金近百万元，补助农民烧煤。这样，既解决了乱砍滥伐问题，又让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得以顺利推进。2011年4月，我到之前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龙岩长汀调研，那里已经一改过去荒山秃岭的面貌，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果树。

习近平同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下岗工人、贫困农民的实际困难，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子女入学、看病、住房、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他要求省政府机关每一位工作人员，时时刻刻都要关注那些关系到人民群众冷暖安危的事情。他强调，人民利益高于天、重于山，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在所不惜。

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主持研究全省重点社会事业建设项目筹建情况。省博物馆、省体育馆、省广播电视中心、福建大剧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楼，都在他手上建设起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向重视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在他的领导下，省政府在教育事业方面做了很多大事，大大促进了福建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提升。例如，福建农业大学和福建林学院合并组建了福建农林大学;协调解决了仰恩大学的具体办学问题;制定省政府部门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确保各高校的筒子楼改造工作如期完成;等等。

习近平同志对陈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非常重视。1999年至2001年，他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事会主席。他在一次讲话时中肯地说，我现在挂校董事会主席，这是沿袭下来的，省长都要挂，这是没错的，但是我这个人不愿意挂个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我会经常来看看的，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要挂了。这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后面也确实是说到做到，先后7次到集美大学调研，其中参加董事会3次，另外4次都是带着问题来搞调研的。2000年8月，习近平同志带着有关部门到集美大学调研。11月，集美大学校董事会召开，他听取校领导汇报后说，今天我们挤时间来看一看集美大学，不仅仅是因为我兼董事会主席，而且这个学校也倾注了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上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很多研究集美大学的专题会议，可见省委省政府对你们的重视。习近平同志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一定要弘扬好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事会的作用，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仍对集美大学非常重视。特别是2014年4月陈嘉庚诞辰14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给集美校友总会回信，引起强烈反响。

2001年初，厦门大学书记、校长到省政府找到省长习近平同志，请示由省政府牵头筹办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的事情。他们谈话以后，习近平同志就把我叫过去商议筹备事宜。一所大学办校庆，由省政府出面来主持，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但习近平同志对此非常支持。在他的推动和协调下，筹备组组长由省政府一位领导担任，副组长分别由教育部、厦门大学各一位领导担任，同时省里还给配备了专项资金。

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推进福州大学城建设。2001年4月8日，他主持省长办公会议，听取省教育厅关于福州大学城总体建设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他工作做得非常细，要求对方案进行补充、修改以后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各民主党派、省政府各部门，请教育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在这次会上，谈到几件事情都非常重要：第一，福州市要充分重视大学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明确新思路，建立新机制，高起点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把大学城建成我省最好的教育基地。第二，大学城建设不是几所高等院校简单的搬迁组合，而是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整教育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引进高等人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举措。第三，大学城内各个院校区域不是固定不变的，要引进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个院校办学积极性，鼓励科研院校扩大办学规模。第四，要抽调人员组成强有力工作班子，集中力量负责大学城的各项工作。第五，闽侯县要把大学城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一个难得机遇，有力支持。由于思路清晰，部署得当，分工明确，在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下，大学城建设非常顺利。

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的高等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曾经陪他一起到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高校调研。总的感觉是，习近平同志站位很高，他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对高校建设的支持，是着眼于为国家、为福建培养高素质人才这个大局。

习近平同志对基础教育同样高度重视。2001年6月11日，中央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刚刚结束，习近平同志就带领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计委的领导同志到福州市调研。7月3日，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推进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举措，有效推进素质教育发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推动福建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对文化事业十分关心和支持，对文艺创作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有深刻的思考。2000年11月，他先后考察了省图书馆的自动化建设，还到省电影制片厂、省文联、省书画院等单位考察。他对人亲切，平易近人，这些单位的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对他印象很好。习近平同志同大家谈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他要求文化战线的同志们要适应形势发展，积极开拓创新，走一条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新路子。

习近平同志经常到文化单位、文化团体调研。在调研中，他一旦看到问题，就会积极协调解决，把调研活动直接变成现场办公会。比如，芳华越剧团，是一个从上海搬过来的南下剧团，后来发展不太顺利。剧场很破旧，剧场外有一条河阻隔交通，很不方便，因此导致观众很少来看戏。习近平同志立刻就研究帮助解决，一是协调解决剧场修缮问题，二是要求架一座桥，方便剧场门口的交通。2002年4月26日，这座桥建好了，剧场也修缮一新。现在这个剧团可以容纳800人，设备齐全，观众也很多，非常热闹。这个文化团体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2000年9月20日，由福建省政府主办的“福建当代书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给书画展剪彩，还亲自“客串”当了讲解员。他的讲解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反响非常好。

1999年秋，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万寿岩古人类遗址被发现，把福建的人类历史活动提前到18.5万年前。过去都认为福建是蛮荒之地，无人居住，现在看来，福建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史前文明。遗址发现地的那座山是石灰岩的，山后面已经挖了一块了，保护工作亟待开展。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为了保护万寿岩遗址，省政府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省市在物力财力方面给予支持。2000年1月1日，习近平同志对万寿岩的遗址保护专门作了批示，他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省政府高度重视三明古代遗址保护，已于去年底专题协商，作出初步保护安排。请省文化厅进一步提出全面保护规划和意见。”2000年11月28日，省政府在三明市隆重举行三明万寿岩新闻发布会。习近平同志明确指示，务必使三明万寿岩的遗址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以利于我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促进我们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

为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做的一件大事。土楼的申遗工作启动时，龙岩和漳州2个市对土楼的命名应该是“客家土楼”还是“漳州土楼”争论不定，一直统一不起来。于是我们就报告习近平同志，请他定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专门安排了省长办公会议。他在会议上对有关同志说，你们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如果以客家语系去申报，那就要报告广东，因为广东客家土楼是龙岩客家南迁以后建起来的，你们哪个部门去联络广东有关部门来共同商议啊?会场上没有人应答，就停在这里了。他接着说，漳州属于闽南语系，漳州土楼已经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了。福建到处都有土楼，现在整个福建的土楼都要申报世界遗产，我们就称为福建土楼，这样八闽大地都有份，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呢?大家觉得习近平同志说得有理有据，又顾全大局，纷纷表示同意。就这样，习近平同志在谈笑当中把这个之前争执不休的问题给解决了。后面福建土楼的申遗工作也顺利地开展起来。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还真抓实干，协调各种关系，推动广电事业发展，亲自研究推动了一系列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影响比较深远的大事。2000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宣传部、计委、财政厅、信息产业厅、建设厅，还有福州市的有关领导去查看待建的广播电视大楼地址，并开了一个现场会。会上商议了筹措资金的事宜。那时，省里财力比较有限，习近平同志协调省协和医院，请他们出一笔钱支持新广电大楼建设，再把广电大楼的旧址给协和医院使用，几方在这个事情上协调得比较顺利。2002年7月31日，习近平同志亲自参加新广电大楼动工剪彩仪式。旧的广播电视大楼就给了协和医院进行改造利用。这样一来，习近平同志用一笔钱办成了两件有利于老百姓的大好事。

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的3年时间，做成的好事数不胜数。他为什么做成这些好事?后来我再回顾总结，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他始终心怀为民谋福祉的初心，把富民安邦作为自己从政的基本理念，他所制定的政策、实施的举措也都以此为核心;二是他能够有效加强组织领导，持之以恒抓落实，让政策发挥实际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前后，你们还有哪些交往?

潘心城：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离开福建到浙江任职。10月8日上午，他在办公室跟我谈话，他说：“老潘，1985年6月我到福建厦门，过去那里是海防前线，现在是改革开放前沿，以后又到闽东宁德，到福州，1999年又到省政府，一转眼在福建工作了17年多。现在我要去浙江工作了，对福建的山山水水，对福建的老百姓，对朝夕相处的同志们实在是难分难舍。欢迎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浙江走走。”我说：“省长啊，我是福建人，但我因为工作关系，在省上还不到10年，你这一干就是17年多，你是为福建人‘打工’啊。我接触过的同仁，对你评价都非常高，都舍不得你走。我家乡的很多老同志，让我一定向你表达敬意。”

习近平同志走之前的10月10日中午，我们欢送他“聚餐”，这顿饭就是和平时一样在省政府食堂吃工作餐。我们大家平时都在这个食堂一起吃饭，那天这样的吃法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同志们对他都依依不舍。大家言谈话语当中都是在回顾这17年多的一些历史细节，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很多事情一提起来，好像就是昨天刚刚发生的，都十分感慨。

2003年11月6日，我到浙江考察。当时习近平同志安排和我们见面，但我们路上耽误了时间，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到，他一直在等我们，实在让我们非常感动。第二天中午，他又和我们考察组的同志们见面，时隔一年多见面，我们算不上久别重逢，但感到非常亲切。我们交谈非常开心。谈话当中，他还念念不忘福建生态省建设的事情，不断了解关心一些具体情况。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当省长的时候，福建人都叫他 “百姓省长”。党的十八大以后，福建不少人又称他为 “人民领袖”。因为他始终关心群众，为民谋福，热心服务百姓，不忘初心使命;而他做的每一件事，老百姓也都记在心里，从不忘记。我们与习近平同志分开有10多年了，但说起来，又似乎从未分开。福建是他的第二故乡，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也始终在默默地关注他、支持他、祝愿他。这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快乐的事情。

采访对象：贾锡太，1943年10月生，河南镇平人。1990年8月任青海西宁钢厂厂长，1993年2月任青海省省长助理兼省财经委主任，1995年7月任青海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3年1月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9月1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贾锡太同志，您好！您2000年调任福建省副省长，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请您谈谈初到福建时的情况。

贾锡太：我2000年2月12日来到福州，暂住西湖宾馆。我刚在宾馆住下，习近平同志就和几位同志一起来看我。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习近平同志很热情，他刚一见面就和我亲切握手，说：“贾锡太同志，欢迎你来福建工作，你这一路辛苦了！”我说：“感谢组织对我的关心和信任，我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感到很高兴。”我们一边寒暄一边走到小会议室坐下，随同而来的几位同志也都落座了。我一看，这是要开会啊。不过，习近平同志的话题却很轻松。他说：“锡太同志，你长期在青海工作，对那个地方的气候适应吗？你的生活、工作、身体怎么样？简单跟我们聊一聊吧。”

本来我初到福建，刚和大家见面，感觉还有点拘束，但习近平同志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放开了，就跟大家介绍说：“我是1967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央搞三线建设，我就主动报了名，到青海西宁钢厂（原56厂）工作。从普通工人，到厂领导，到政府工作人员，再到副省长，这一下就在青海工作了32年。”习近平同志问：“现在青海发展得怎么样？”我说：“青海省的生态比较脆弱，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有一定好转。青海的资源很丰富，但开发力度还不够。我当副省长的时候，全省财政收入才二三十个亿。”习近平同志说：“青海是高寒地区，你适应吗？”我说：“我去的时候才23岁，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现在身体也还挺好。”习近平同志说：“我对青海了解得不多，只是在资料上、书本上有一点了解。青海是很好的地方，虽然现在发展比较滞后，但国家在发展，发展总是有层次的，青海会发展起来的。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青海去看一看。”我说：“你啥时候去，就告诉我，我陪你去！”

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就向我介绍福建的情况。他说：“福建的生态环境很好，八山一水一分田，但是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比较困难的，福建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之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重点工程，一项都没有落到福建，因为那时福建是前线嘛。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我是1985年到福建工作的，那时候的交通还很落后，从福州到厦门差不多走了一天，早上出发，傍晚才到厦门，但那时整个福建已经开始蓬勃向上地发展了，发展到今天，福建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认真听着，习近平同志接下来开始谈福建工业的情况。因为我之前在青海就是管工业的，虽然到福建还没宣布具体分工，但我估计还是分管工业。习近平同志大体向我介绍了福建省的工业情况：“福建省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门类也比较齐全，但基础工业比较薄弱。能源缺乏，没有石油，煤炭探明储量仅10亿吨，年产量仅300多万吨，不能满足本省需求。福建省的工业这些年虽然有所增长，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在还处在上升爬坡阶段。”介绍完基本情况后，习近平同志又说：“青海、福建两地的差距这么大，希望尽快适应啊！”我说：“近平同志，我尽我的全力吧，相信很快就能适应的！”

最后，我表示要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努力工作，向他学习，向老同志们学习，尽快适应福建的情况。习近平同志也很高兴，他说：“这样吧，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多到各地走一走。你是从外地来的，跨度大，青海很冷、很干燥，福建很热、很潮湿，你还需要适应一下环境。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你随时提出来，我们随时做一些安排，你一定不要客气，福建的同志们都很热情，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暖暖的。初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他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来之前，我还是有点儿忐忑的，但在这次见面之后，我感到他确实非常亲切。虽然这是初次见面，但是习近平同志待我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没有什么隔阂，一点儿也没有架子，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言谈举止那么朴实、亲切、稳重、诚恳，给我印象特别深。

很快，省政府分工就安排下来了，我分管工业、能源、交通、安全等工作。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刚来，大家都会给你介绍情况的，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到第一线去了解第一手材料。因为时间有限，你最初的调研可能只是对情况建立一个感性认识，然后逐步深入调研，才能了解得更透彻，继而提出你的建议，我们大家再一起共同研究决定。我到福建的第一个月，基本上都是在做调研。听了习近平同志的谈话，我很受启发，对接下来的工作也更有信心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福建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贾锡太：习近平同志考虑问题思路很宽，站位也很高。他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从来不是想当然，更不会拍拍脑袋就作决定，因为一个方面的举措往往会牵扯到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事情解决了，有可能会对另外一件事情形成冲击。所以，习近平同志制定战略和作出决定，都会充分预估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影响，未雨绸缪，做好善后，把可能的冲击化解到最小。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建省政府工作期间，把各项改革都抓得很紧，的确很有战略眼光，很有思想，很有谋略，考虑事情很周到。今天我们总在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期，习近平同志就对我们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强调，要注意调整思路，帮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今天民营企业的地位空前提高了，但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就已经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一定要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福建民营企业的起步虽然很好，但当时遇到一些瓶颈，跟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相比民营经济显得滞后了。习近平同志就亲自带着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去考察，针对当时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总结各地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同志之所以一直很有想法，很有创新精神，就是因为他始终注重深入实际，贴近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熟悉情况。他懂老百姓的心，喜欢和老百姓聊天，老百姓在他跟前有啥说啥，可以随便聊天，这个很不简单。其实，老百姓的话很直率，往往一语中的，对我们工作是很有启发的。

在我们研究工作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总是强调“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既要及时审视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又要注意了解存在哪些短板、未来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比如，晋江过去是个“地瓜县”，出产地瓜、萝卜、花生等农作物，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很多人就去东南亚谋生。改革开放以后，晋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的支持是很大的，结果民营企业百花齐放，各种形态的民营经济就像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往外冒。而且晋江的发展赶上了当时经济短缺的节点，产品生产出来很快就卖光了。到2000年，也就是我来福建的那年，晋江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了。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晋江就遇到了瓶颈，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市场已经有了明显压力。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管理水平、技术档次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同质同类的普通型加工企业多，高精尖领军企业少；家族型企业多，现代管理人才缺乏；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

习近平同志针对这些问题，多次深入企业、基层、农村调研，从实践中寻求对策，帮助企业找方向、定航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他多次强调，晋江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港澳台侨的优势和敢拼会赢的精神，引导企业开阔视野，转变经营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实施品牌战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他的引领和推动下，晋江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紧咬住实体经济发展并不断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到2016年，晋江连续23年位居福建省县域经济第一位，连续16年跻身中国百强县前十位。

习近平同志密切关注晋江的改革发展，从坚持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深邃视角进行战略思考，系统总结和阐述了“晋江经验”的内涵和意义，形成了关于“晋江经验”的重要理论成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全国关注，这也成为晋江多年来创新发展、全面发展的行动指南和制胜法宝。现在来看，习近平同志总结的“晋江经验”，不是对过去工作的简单总结，而是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晋江经验”的总结，推动了晋江实现跨越发展，同时对全国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个时候，福建经济面临着转型和升级问题，习近平同志采取很多举措来加以推动，引进外资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他很早就注意到福建经济发展要跟国际接轨，通过引进外资能把很多资金强、技术强、管理强、影响力强的国外优秀企业引进来。习近平同志讲，要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他当省长的时候，就抓住了机遇，放手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他要求一定要努力引进世界500强，这些公司有先进的技术，有先进的管理经验，能带动福建的整体水平。但世界500强企业眼光也很高，他们会先看北京、上海、广东，把他们引进到福建来有一定难度，但习近平同志仍锲而不舍地做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奔驰公司是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时引进来的。请您讲一讲当时的过程。

贾锡太：汽车工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对相关上下游产业有大规模的带动效应。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建汽车工业的发展。在当时，福建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2000年，闽台合作东南汽车一路快速发展，凭借得利卡、富利卡两款车型，迅速跻身全国轻客行业第二位，不仅引起技术来源方日本三菱的关注，也激发了全球第二大汽车巨头——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对落户福建的浓厚兴趣。当时，中国即将加入WTO，全世界的汽车巨头争相提前挤入中国市场。戴-克集团（2007年10月戴-克完成分拆后，才改称戴姆勒集团）对中国市场非常重视，集团高层走遍了在中国的所有直接、间接合资企业。考察商机之后，2000年12月来到东南汽车参观，一下子就被东南汽车所吸引，决定与东南汽车开展合作。于是，双方展开了频繁的接触和商谈。

2001年2月，双方又作了一次高层接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3月30日，戴-克商用车部副总裁斯加诺特（Scharnhlrst）先生来闽洽谈，闽台德三方合作进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5月30日，戴-克集团派出该合作案最高负责人、商用车部总裁卢贝克（Rolf Barke）博士来到福建，就未来各方合作股比、派驻合资公司职位等两大关键问题进行最后商谈。

2001年5月31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和我一起会见了戴-克集团商用车部总裁卢贝克博士一行，热诚欢迎戴-克嘉宾到访，同时欢迎他们到福建投资合作，有力推动戴-克集团与福汽集团东南汽车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谈成合作并不容易。戴-克集团想控股至少50%，而中国汽车产业政策规定整车企业的中方股比必须不低于50%，台湾中华汽车又不想缺席。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三方商定最终合作方案为：戴-克与台湾中华汽车在香港合资成立一家名为“戴姆勒轻型车香港有限公司”的企业，而后以此为主体，与福汽集团合资成立新的中外合资整车企业。戴-克集团来闽投资，为福建汽车工业发展和提升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习近平同志对福汽集团给予极大支持。2002年6月13日，他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东南汽车加快发展的关键问题，还重点研究与戴-克合作生产商用车等福建汽车“十五”期间重点发展项目，对下一步推进项目报批工作进行了部署。习近平同志要求，福汽集团抓紧编制与戴-克合作的商用车项目建议书，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和论证工作，条件成熟时上报国家计委审批。

2010年9月4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回福建视察，专门抽出时间到福建奔驰视察。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福建奔驰展示厅、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了企业股东方构成、年产销量、产品研发等情况，充分肯定了奔驰的产品质量，对福建奔驰项目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加强自主研发的力量投入，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他还与车间一线青年工人亲切握手，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希望他们学好技术，好好工作。

习近平同志深情回忆道，当年选择在青口建设汽车城，他亲自参与了，很高兴看到青口汽车城发展起来了。他还向福建奔驰来自戴姆勒集团的副总介绍说，福建奔驰这个项目就是他任省长时确定下来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充分体现了他对福建奔驰项目和福建汽车产业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任省长期间，福建石油化工发展的情况。

贾锡太：当时福建的炼油工业水平比较低。福建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炼油技术也不行，和中石化合资建设的年产250万吨炼油厂，根本满足不了全省每年1000多万吨的油耗，这是一个很大的短板。习近平同志说，一定要关注能源建设，因为能源是工业的基础，是工业的“粮食”。他深入到福建炼油厂考察，看看产能瓶颈、技术瓶颈到底在哪里。他还带队到北京去找有关部委和中国石化总公司，请他们给福建的石化工业一些帮助和支持，帮助福建炼油厂提升档次。

当时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和沙特的阿美公司也在习近平同志的视野之内，他就派我到美国去考察。我看了他们的炼油厂，非常先进，全部自动化，厂区之内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和我们的小炼油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小厂里面好几千名工人，光工资就把利润全部吃掉了，所以炼油成本很高。回国以后，习近平同志和我们进行研究，除了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因素外，我们分析埃克森美孚是美国举足轻重的企业，如果能引入福建，对台海形势也会有正面影响。沙特是产油大国，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作潜力也十分巨大。因此我们决定开始运作合资企业项目。但我们把方案报给中央有关部门之后，迟迟没批下来。习近平同志坚持不懈到北京去找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这个事情，反复强调现在是既有市场需要，又具备条件，希望能把埃克森美孚和沙特阿美引进来。当时批项目确实很不容易。在习近平同志锲而不舍努力下，有关部门研究了这个方案，终于在2002年9月把这个项目批了下来。

企业投产后，成了福建省的骨干企业，多年以来都经营得非常好，2016年实现利税163亿元。习近平同志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立付出了大量心血，给福建人民做成了这么大的一件好事。

采访组：“数字福建”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贾锡太：上世纪80年代的福建，同全国情况一样，计算机、网络尚未广泛普及。1989年，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凭着对信息化的敏锐和前瞻性认识，提出用通信改善弥补闽东老区交通不足。

1998年初，国际上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数字地球”以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形式构建地球信息模型，通过网络相互查询协作、共建共享。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关注。2000年10月12日，他在时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兼信息学院院长王钦敏同志《“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上作出长篇批示，指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政府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高点。

2000年10月27日，省委全会通过“十五”计划建议，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1年2月7日，习近平同志作省政府工作报告，对建设“数字福建”提出明确要求。从此，福建拉开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大幕。在“数字福建”建设初期，习近平同志就明确了“数字福建”的发展内涵、建设模式和目标任务，为“数字福建”建设开好了头、定好了调、布好了局。2000年底，习近平同志组织相关人员到企业去考察，他考察得很详细，各方面细致入微，为后面的战略部署作了充分准备。

2001年初，福建省政府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任组长，潘心城、黄小晶和我三位副省长任副组长，18个省直部门的主要领导作为小组成员，各设区市建立信息化主管部门，形成上下职能一致、业务衔接、分工负责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数字福建”作为数字中国的重要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备受各界关注。这些年来，“数字福建”系统工程取得多项创新性成果。比如，第一个建成统一的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信息网络体系；第一个建成省市县三级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第一个实现省级医疗保险联网和医院联网；第一个建成生态环境领域大数据运用的福建生态云平台；率先推行文件证照电子化应用，基本实现群众凭身份证号码、企业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就可以办理个人和涉企服务事项；率先建成全省一体化“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闽政通APP”功能不断完善，基本实现高频便民事项“马上办、掌上办”。

在智慧社会建设方面，教育“班班通”工程全面覆盖福建全省中小学，促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社保卡覆盖全省城乡居民，做到一卡就诊、一卡结算，建立全省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推进数字化医院建设，有效缓解居民“看病难”问题；积极推进“智慧公路”、“智慧港航”、“智慧运管”建设，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移动支付等新技术在交通领域推广应用；食品安全“一品一码”、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18年，福建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超1.42万亿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叠加、放大和倍增作用日益显现。

“数字福建”今天取得的这些成绩，与习近平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他有思想、有胸怀、有魄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采访组：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3年时间里，您有哪些体会？

贾锡太：习近平同志抓工作是非常全面的，他在工作指导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在具体实施中有韧劲、敢担当，为福建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在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福建省“爬坡上山”的目标基本实现，而且为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间过去越久，越能够看清楚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所做工作的深远意义。从中我也感悟到，作为一名领导同志，要带领很多人一起往前走，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远见，对社会未来发展有一个清晰规划，起到引领作用，发挥“领”和“导”的作用，这才是优秀的领导，才会给国家和人民作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时候，是福建人民的好领导，引领了福建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核心，引领全国人民向前走，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使全国人民有盼头、有奔头，是全国人民的好领袖。

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

金能筹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你们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请您谈谈对他的印象。

金能筹：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宁德任职的时候，我和他在省里一些会议上经常能够碰到，从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我和他没有多少交流，但对他的印象很好。他1990年来福州任市委书记，我当时是市委副书记兼市政协主席。他在福州市工作后期就任省委副书记，我调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是他分管工作之一。所以，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

说起来，习近平同志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曾经是我的老邻居。他到福州工作以后，住在福州市鼓楼区一个普通小区里，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水泥地、白墙壁，非常简陋，我就住在他的楼上。他当省委副书记以后，还在这里住了一小段时间。所以，我们既是一起战斗的同志，也是和睦相处的邻居。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对他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第一点，习近平同志那时很年轻，高大帅气，有阳刚之气，同时也有中国人儒雅的风范。

第二点，习近平同志的穿戴一直比较朴素。我记得，他经常穿部队的衣服和裤子。他对吃喝一点也不讲究，从来都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在出行和组织各项活动时，他也是厉行节约，注重实效，从不讲排场。

第三点，习近平同志谦和低调，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不仅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威信高，凝聚力强，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在福建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和同志们感情都很好，工作上很有耐心，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拍过桌子。即使我们有时候工作没做好，他也是循循善诱，督促大家进步。他讲的话，大家都很容易接受。

第四点，习近平同志思路很敏捷，知识面很广，博古通今，文化素养很高，同时又有很强的敏锐性和洞察力，考虑问题很深远。这与他长期博览群书有很大关系，也与他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分不开。

第五点，习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工作上非常干练、非常有魄力，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在抓，各种方案的制定他都非常认真，亲力亲为。同时，他也很懂得运筹和谋划。他做工作，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事，而是会像下围棋那样进行全局的统筹考虑，也会像下象棋那样考虑后面几步的效果。

总的来说，习近平同志确实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班长和领路人。他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不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福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也在加大扶贫力度、重视舆论宣传、关心干部、关心老同志、贴近群众、关注弱势群体、支持部队工作等各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不仅心情愉快，而且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同志都表示，与习近平同志一起的那几年，是自己提高最快、做事情最多的时期。现在，我经常回想起那段岁月，他的一言一行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采访组：

您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长达12年多的时间，一定有很多难忘的事情，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金能筹：

我们在一起工作，难忘的事情太多了。这段时间我梳理了一下，作了一些回忆，就说23件吧。

第一件事。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职的时候，我原定有一个出国考察访问的工作行程，机票都买好了，但为了支持新书记的工作，我就取消了出访。那个时候，发达国家很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难得有一次出国考察访问、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习近平同志了解到我取消出访的情况以后，一直记在心里面。后来，有一个去澳大利亚考察访问的机会，他就马上跟相关同志联系，为我争取。虽然那次因为工作原因我还是没有去成，但这个事情反映出他对部下十分关心，也反映出他待人真心。

第二件事。1990年，习近平同志刚上任的时候，我当时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他主动找我谈心，态度非常亲切，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能筹同志，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不用对我设防。”我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越来越了解他，发现他这个人非常坦诚，为人诚恳，也很善于团结干部。我有什么问题就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指示，也会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们之间无论工作的接触还是思想的沟通，一直都非常密切，这也促使我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第三件事。1990年9月，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部分领导和市委办公厅几位同志到福清调研龙田军用机场转民用问题，中午在那里吃饭，准备饭后返回市里。吃饭时，他对我说：“我来福州，就剩下平潭县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马上说：“我陪您一起去。”于是，我们赴平潭调研。没想到，从平潭回福州时，调研组的一辆中巴车在乌龙江北岸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受了伤。当时，我和习近平同志乘另一辆车。面对突发情况，他马上安排处置，把所有伤员都送到了福州市第二医院抢救。其中，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伤势非常严重，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习近平同志还亲自从省里协调专家来会诊和抢救。经过专家诊治，这位同志的伤情得到缓解，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陪着他到医院去看望伤员。受伤的同志和家属都很感动，医生也反映，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关心同志的领导。一般的领导，去看看表示一下就好了，哪里有天天往医院里跑的？前两年，我去这家医院，遇到了当年参与救治的主任医师。这位医师回忆说：“当年市委发生大车祸，习书记亲临指挥抢救，殷切关怀伤员，天天都到医院看望，他真是关心干部啊！那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第四件事。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时，市里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住房，就暂时先让他住在老干部宿舍里。他毫无怨言，很快就和老干部们熟悉了，并且相处得很愉快。后来有了新宿舍，安排他搬过去，我看他一个人过去住显得有点孤单，就也搬了过去，当时我们经常一起上下班。新宿舍的条件很简陋，水泥地面，没有任何装修。市里提出要给他的宿舍铺上瓷砖，他认为这是浪费公家的钱，没必要，一直不同意。于是我说：“我向习书记学习，也不铺瓷砖。”就这样，我们一直都没有铺瓷砖，保持着“原生态”的水泥地面。

第五件事。习近平同志非常节约，他穿衣吃饭都很朴素、简单，即使是他应有的待遇，也是能省则省。他刚到福州任职时，市委给他配了一部比较旧的国产车。之后不久，市里采购了一部新车，要分配给他坐，他拒绝了，还是用原来那部旧的国产车。再后来，印尼华侨领袖林绍良先生赠送给福州市两部高级进口车，并明确地说：“一部给习书记，一部给金市长。”当时，机关干部向他汇报，他没同意。办公厅后来还是把手续办了，并把车开过来，让他坐。他说：“我不换车，坐原来的车就好。”机关的同志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这车可比国产车舒服多了，您还是坐吧！”他仍然没有同意，还是坚持坐原来的车。我向他学习，自然也不坐新车。最后，习近平同志把这两部新车分配到了马尾开发区，作为外商接待用车。他说，马尾那边外商来得多，他们工作上用得着。

第六件事。我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在他的楼上住，所以一起上下班的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每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周日上午都会去办公室梳理本周的工作，准备下一周的工作。每当遇到需要向他汇报的情况，我就会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您有没有空？我到您家里请示一些工作。”每次他都说：“能筹，你来吧！”而且每次我汇报完，他都会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这样，我干起工作心中就更有谱了。习近平同志每次出差或者出访期间，我都会把他不在福州期间的工作情况整理成材料，等他回来以后一一向他汇报。不但有书面汇报，还有口头汇报。他也一直关心我、支持我、培养我。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非常舒畅，共事非常愉快，感情非常融洽。

第七件事。我和习近平同志有时同乘一部车上班。有一天，车刚开出小区，在一个拐弯的地方，遇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家，车后面驮着一捆柴火。当时车并没有碰到他，但是老人家因为驮了重物，操控不灵活，突然见到汽车，躲闪不及，摔在了地上。当时，车上除了司机以外，还有一位工作人员，但他们只是坐在车上看着，并没有下去扶人的意思。习近平同志马上让他们下去扶人、扶车。后来，他还跟他们两个说：“虽然没有撞到老人家，但也应该扶人家一把。我们总是讲群众观点，平时也要做到才是。”当时我很感动。我想，他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他长期与群众打交道，说他“关心群众，心系群众”，确实是名副其实。

第八件事。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每年全国两会，各地闽籍代表都会跟我交流，并且向我提出一些关于福州市政建设、管理和交通等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就在北京专门把这些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好，回来向习近平同志汇报。每次，他都十分重视，马上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要求认真办理，并要求将办理结果向各位代表反馈。每一条意见和建议落实以后，代表们都很高兴，他们写信、打电话，表达喜悦的心情，称赞习近平同志真正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第九件事。在福州工作期间，我常常陪同习近平同志接待客人和外商。接待完后，对客人和外商提出的一些事情，他会把相关同志留下来，交代大家处理。每一次，只要是交代我处理和协调的事情，我都会召集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再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逐一向他汇报结果。每一次，他都会及时给予指导。这样，我们党政一把手，经常沟通交流，彼此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

第十件事。有一次群众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让我来调查这件事，并且要尽快办好，让群众满意。我克服了一些困难，很快把事情办好了，向他作了汇报。他很满意，在一次五套班子领导会议上说：“能筹同志按照‘马上就办’的精神，不声不响地就把我交办的事情办好了。”我想，习近平同志是借此机会，向全市党政机关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第十一件事。1993年初，福州市煤气公司在生产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储气罐存在漏气漏压安全隐患，影响正常供气。因为煤气关系到千家万户生火做饭，是重要的民生工作。习近平同志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迅速作出批示，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按照他的要求，我跟有关部门反复协调。过了两天，正好是我当选市长那天，我连夜到煤气公司落实习近平同志批示，之后就回来向他报告：“事情全部解决了，煤气公司生产恢复正常。”他听后十分满意。我想，这算是“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一个具体实例。那一年，在他的关心指导下，福州市引进新加坡企业，在长乐合资建设生产供应液化石油8万吨设施基地，彻底解决了煤气公司的后顾之忧。

第十二件事。注意邻里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住楼上楼下，他们夫妇二人与我和我家人都很熟悉。当时，他们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新生儿难免有些啼哭吵闹，他们生怕打扰到我和其他邻居。彭丽媛老师一见到我就很客气地说：“很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小，经常吵闹，影响你们休息了。”我说：“没有关系，不影响。那么小的孩子，哭一哭很正常。”这么小的事情，她讲了多次，每次都很客气地向我或我家人表达歉意。2010年，习近平同志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到福州视察，她又提起当年孩子吵闹影响我的事。我就说：“彭老师，真的没有影响到我。”彭老师说：“怎么会没影响呢，肯定吵到你了。”其实，说实在话，他们的小孩哭闹，确实没有影响到我。我们大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碰了自己一下，或者吵到自己了，我们可能会很敏感，但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即使影响到了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我虽然有时听到他们的孩子吵闹，但我完全没有觉得自己被打扰，更何况彭老师的态度一直这么客气。

第十三件事。1994年春节，我和习近平同志一起从宿舍出发去参加春节团拜会。下楼的时候，他问我：“福州有什么民俗？我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说：“有个民俗，就是出门碰到的第一个小孩要给压岁钱。”他问：“给多少？”我说：“这个不一定，给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刚从楼里出来，刚好见到了门卫叶世禹5岁的儿子叶福在门口玩，习近平同志马上把叶福叫过来，掏出100块钱给了他。1994年的100块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叶福一看有这么多钱，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另外，叶世禹的住房条件非常紧张，他和爱人、父母、小孩一家五口人住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帮他协调解决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叶世禹偶尔见到我，还念念不忘地提到习近平同志。他说：“那一年春节，习书记还给过我儿子100块压岁钱，后来还帮我解决了公租房，他真是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啊。”

采访组：

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工作上的大事，却能够真切反映出习近平同志的作风和品德，我们听了也觉得心里很温暖。这样的故事，我们很爱听。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金能筹：

好，我接着说。

第十四件事。习近平同志不仅要求干部廉洁，也严于律己，十分清廉。每次出访，或是有客人来访，外国官员或华侨出于尊重和礼节赠送礼物，习近平同志都全部退还或上交。澳门有一位很有名望的闽籍乡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回福州投资期间，曾经把一个小礼品送给彭丽媛老师，彭丽媛老师当场婉言谢绝，这种做法体现了良好的家风。

第十五件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机关里存在着炒股现象。当时，这是违反规定的。他很重视这个问题，并针对这种现象明确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炒股”。他不仅提要求，而且严格督促，在当时保护了一批干部。

第十六件事。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周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找干部谈心，有一般干部，也有县处级干部。干部想找他，如果时间安排不开，他就让秘书记下来，根据时间来进行安排，一周有时谈几个、十几个，有时谈二十几个。这种做法，对日常工作和干部成长都非常有好处，既能倾听他们的心声，也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同志的谈心很有艺术，也很有耐心，他在给干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经常鼓励干部，谈话效果非常好。我就曾经见到，有的干部愁容满面地来找习近平同志，等谈完话出来的时候，变得神采飞扬了。

第十七件事。习近平同志十分尊重老同志，十分关心“五老”和“老少边贫”地区人民，真正做到尊老敬贤。他到任福州第三天，就登门看望20多位市一级离退休老领导和老红军。之后，他创立了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制度。除了逢年过节走访慰问、老同志生病住院亲临慰问外，每个季度还安排一次座谈会，邀请市级老同志座谈，向他们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听取他们对福州市工作的意见建议，老同志有什么问题，他都及时处理。有一次他在闽侯调研时，接到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邓协和同志去世的报告，他立即赶回福州，直奔医院病房，向邓老遗体致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蔡良承同志去世时，习近平同志从北京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直接赶到医院吊唁。对统一战线各界知名人士，他也是关爱有加，经常与他们谈心联络交朋友。平时哪位生病住院或遇到问题，习近平同志知道后就一定会去看望，有困难就想方设法帮助。逢年过节，更是一个不漏地登门慰问。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农工党主委、省立医院院长李温仁同志逝世当天，恰逢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赴深圳召开香港地区省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出发前，他一大早先去吊唁李温仁同志，对家属提出的相关要求，当即指示组织部认真研究并报送研究结果，之后才赶往机场。对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老劳模，习近平同志也始终放在心上。他是1990年4月下旬到福州任职的，时间不长就带领市委市政府领导，专程前往池伯鼎、赖爱光、王大俊、郑依姆、马春英等老劳模家里或工作岗位看望慰问、嘘寒问暖，拉家常、谈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福州人民为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五老”和老区人民放在心上，经常在逢年过节、下乡现场办公或调研时看望慰问他们，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199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来到闽东老区连江县透堡乡，与12位战争年代的老地下党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老游击队员亲切座谈。他深情地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老区人民，不能忘记他们为解放全中国所立下的功勋。”当他了解到当地群众吃水难、看病难、缺开发性生产资金时，当即表态由市、县给予倾斜支持。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各级领导下基层搞调研，不能为调研而调研，不能走马观花，要务实，要敏锐地发现问题，及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形成领导的决策。搞调研特别要到落后地区，到“老少边贫”地区去，了解那里群众的呼声和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他说，“只有真正‘沉’下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才能听真话、观实情、办实事。”199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永泰、闽清、罗源现场办公、接访、调研时，就专程前往这三个县十几个“老少边贫”乡村，到老游击队员、畲族同胞、贫困户家中做客，促膝谈心。在“革命基点村”闽清县金沙镇上演村，他看望78岁的老游击队员谢元平时，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征求老人的意见。1993年8月3日，习近平同志在连江县一中接访时，长龙乡下洋坪自然村的几位畲族妇女反映，该村饮用水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一些村民患了肝病，要求帮助解决生活用水问题。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了有关情况，当即与有关负责人商议决定，由市水电局、县乡财政拨款并发动村民集资新建一座小型水厂，让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老区基点村的群众喝上无污染的水。他强调，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帮助“老少边贫”地区发展；“老少边贫”地区要发扬革命优良传统，立足自力更生，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第十八件事。关于宏观调控。上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习近平同志对经济工作十分熟悉，思路非常敏捷。他领导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管理和监督，严格调控金融信贷和各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金融机构经营机制转换工作，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调控和管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多方招商引资；加快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持续抓农业升温，推进城镇建设；繁荣城乡市场，稳定物价水平等等。通过这些得力措施，保持了福州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那时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排队挤提存款的现象，但福州没有，这真是非常不容易啊！

第十九件事。马来西亚诗巫事件。福州是著名的侨乡，根据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数据，当时福州有75万华侨华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谊乡亲、招商引资、促进两岸统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工作。1992年9月4日，我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赴马来西亚诗巫，参加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代表团近百人，福州各县、区都派人参加了。但是在那个处处乡音、充满乡情的场合却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当时，有些诗巫华侨华人跟台湾当局走得比较近，所以主办方就有意贬低福州市代表团，不仅体现在接待上比较冷淡，比如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人接，也没有派专门的车来接；而且在接风宴会上竟然唱起了《中华民国颂》！这件事涉及到原则立场，我当场提出抗议，随即率领代表团退场，并对大会主办方歧视福州市代表团提出抗议。接着，我们连夜召开全体代表会议研究对策。会后，为防止电话被窃听，我马上派人赶到邻市“猫城”古晋，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情况。他接到电话非常重视，连夜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这件事，会后马上发来电报指示，就四个字“据理力争”。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我第二天跟主办方交涉，再次提出抗议，重申立场，并在大会上态度强硬地发表讲话，重申此行目的就是联谊乡情、广交朋友、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并表示无法容忍他人将政治态度强加给参加会议的所有乡亲。经过交涉，主办方作了解释说明并承认错误。为顾全大局，我们表示理解，并要求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乡亲大会开成团结和谐的大会。之后，代表团按计划参加了大会后续活动。

第二十件事。在诗巫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下一次大会的举办地。当时，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想争取这个机会，但本身规模和实力有限，我给习近平同志打电话汇报了这件事，他了解情况后果断指示我“把大会接回来，就由香港主办，福州来承办，请大家到福州来”。有了这个指示，我信心大增。经过同乡会讨论，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以香港主办、福州承办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市里研究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通过这次大会宣传福州，扩大影响，争取更多海外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促进福州外向型经济发展。他亲自担任大会顾问，主编了《世界福州十邑乡人创业史》一书，并为该书作序。1994年10月29日，规模空前的第三届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在福州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福州乡亲、各社团负责人、代表共3000多人参加大会。习近平同志为大会题词“十邑一家、情系福州”，并在大会上致辞。大会期间，习近平同志还会见了参会的各个代表团负责人，并到代表们下榻的宾馆、酒店看望乡亲。大会结束后，他还组织福州各县区各自把乡亲们接回祖籍地，亲身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

第二十一件事。处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我记得1993年前后，为了减少出租车因故障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提升福州城市形象，市里决定更新一批小型、破旧的运营出租车。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决定不满，在少数人煽动胁迫下，国庆期间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习近平同志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连夜召集有关部门和城区领导开会研究处理，提出要组织力量深入了解情况，多方疏导，只要出租车没有恢复运营，我们就每天晚上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他还要求市交通系统所属的“蓝顶车队”出租车带头上路，缓解交通压力，公安和运政部门要派出干部，上街保护恢复出车的出租车安全运营。习近平同志接连开了两三个晚上的会，听取动态汇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一事件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十二件事。习近平同志作风非常民主，任何提交常委会研究的事情，他每次都是广泛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最后才做决定。比如干部任免的事情，他会完全按照当时规定的程序办，按照当时干部管理权限办。习近平同志十分爱护和关心干部，即使有的干部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不轻易下结论，更不轻易换人，而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让干部认识到错误，并下决心改正，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党的干部政策。他还善于正确对待和处理班子内部出现的不团结现象，经常强调要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既让干部意识到不足，也爱护和保护干部，维护了班子的团结，干部肯干敢干的积极性就这样被调动起来了。

第二十三件事。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我作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到浙江去考察学习，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开会，我怕打扰他，没给他打电话，但他后来还是知道了。他嘱咐浙江的同志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我在福州市工作时，和金副主席搭班子，他有很多好经验。”后来，浙江的同志转述了这句话，我听了非常激动。在福州的时候，应该说一直是他对我帮助很大，是我学习的楷模，而我做得还很不够。如今，老书记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下属，对我们的关心不减当年。

采访组：

您讲的这二十三件事，形象再现了习近平同志当年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请您再讲讲他是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

金能筹：

习近平同志始终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把解决群众困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福州市和省里工作这些年来，据我了解，他在民生方面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公开接访制度化。为了改变机关对群众上访应接不暇、久拖不决、积压过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1991年倡导开展了市、县、区联合接访活动。在他带领下，市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到基层“下访”，了解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前群众上访，干部很敏感，存在畏难情绪，许多问题能回避就回避，能拖延就拖延。而公开接访，就以主动姿态替群众解决了很多问题，从而也就从根本上维护了社会稳定。1992年4月12日，市区两级领导和相关部门300多人，分别在五区设点联合接访。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牵着两个先天性双目失明的儿子，到设在茶园山中心小学的郊区接访点上访。习近平同志亲切接待了他们，给他们让座上茶，倾听老太太诉说。她是鼓山乡远中村村民，一家三口全靠她耕作一亩多地维持生活。如今，老太太无力耕田，再也无法抚养两个盲儿。习近平同志和蔼地说，您的困难我们知道了，您放心回去，政府会替您分忧。送走老太太，他立即与民政局和区、乡负责人商讨解决办法，决定由市福利院接收两个盲儿，区、乡、村三级分别负担三分之一的生活费。1994年6月18日又一个市、区联合接访日，习近平同志在仓山第二中心小学接待仓山区群众。病退职工林孔香向习近平同志反映，他们一家四口三人残疾，全靠他一个人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还要供养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家境困难。习近平同志当即与区领导商议，由区政府出面调剂一间店面，由林孔香承租经营，并由民政部门补助1000元救济款。他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各级政府都要特别关心，多为他们‘雪中送炭’。”下渡街道下藤居委会群众反映，他们那里垃圾粪便没有倒放点，影响环境卫生。习近平同志当场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他说：“衣食住行是群众生活的头等大事。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各级领导都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坎上，发扬‘马上就办’的作风，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

二是重视“菜篮子”工程。福州人有一个特点，“三天不见绿，两眼冒金星”。就是可以几天不吃肉，但不能一天不吃绿叶菜。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习近平同志刚来福州的时候，这里的蔬菜生产集约化、规模化程度都比较低，技术水平不高，产量一般，保障能力脆弱，供应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大量蔬菜依靠外地运输进来，老百姓的“菜篮子”就成了当时的难点热点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每一年度的工作部署中，都把“菜篮子”工程放在首位。第一年，他就提出“菜篮子”工程要“保面积、扩基地、重投入、多产出、拓流通”的工作思路，还组织多渠道搞好商品流通，做到各类商品的花色品种丰富多样。他主导建立了郊区泉头农场、鼓山和琅岐等一批稳固的副食品综合基地，新建改建了双坂副食品批发市场、象园副食品综合商场以及当时全省最大的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形成了国有商业企业为主导的批发市场体系。他还多次前往视察指导，仅泉头农场就先后视察了3次。他要求加强生产基地管理，严控征用菜地，并调整蔬菜生产布局，新开发菜地和改造老菜地1000公顷，在闽侯大湖乡等地种植高山反季节蔬菜，确保了市场繁荣。在他扎实的工作思路指导下，经过一两年努力，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效果，市场供应充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基本平衡。全市除生猪自给率70%外，其他实现自给或自给有余，农副市场兴旺发达，市民们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各种各样物美价廉的放心菜。

三是重视群众的住房改善工作。过去，福州被称为“纸糊的福州城”，市中心很多老百姓住在简陋的木头房子里，墙壁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居所面积之狭窄、质量之低下、卫生环境之恶劣、防火防盗条件之差，都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为了改善群众居住条件，1994年，习近平同志组织实施了两个工程：一个是“广厦工程”，主要改善行政单位职工和干部的住房条件；另一个是“安居工程”，主要改善城市户口人均4平方米以下人群的居住条件。习近平同志大力扶持住宅开发公司，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推动这两个工程，发挥了住房解困的最佳效应。短短一年多时间，新建解困住宅49万平方米，为1.4万多住房特困户解决了住房困难，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从“七五”期末的7.53平方米提高到9.3平方米，住宅成套率由40.58%上升到63.9%。与此同时，农村山区的“造福工程”也开展起来，并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贫困山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群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造福工程”，通过各方协调，帮助他们迁到山外交通发达的城镇周边，使他们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同时也能解决就业问题。

四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前，福州市因为地处对台工作前沿，国家投入相对比较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欠账很多。过去的福州几乎没有高层建筑，道路坑洼不平，水电供应落后，棚户区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影响了投资环境，进而影响了经济建设。习近平同志到任后，狠抓市政建设，使福州进入一个大规模城市建设改造阶段。他在旧城改造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一片片棚户区拆迁，一栋栋大厦建设起来，由此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他领导下，福州在农村能源、交通、通信、码头港口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要成就。他主政福州期间，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状况不断改善，城市的绿化、灯光建设也加快了。福州市变大了、变宽了、变畅通了。

这里我要特别讲到，在旧城改造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项工作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利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依靠群众搞好城市建设，要以“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出发点。1993年8月5日，他在市和五区领导联合接访中接待了台江区延平村居民代表。他们反映，这个新村的居民回迁半年了，各种配套费也都缴纳了，但民用水电迟迟未能到位。习近平同志随即作了调查了解，要求台江区委区政府尽早解决问题，并要求全市五区都要举一反三，看看还有哪些地方存在这种“半拉子”工程，迅速统筹解决。

五是重视抗灾救灾工作。原先福州基础设施落后，加上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屡屡给福州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损失。1990年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当年就有9号、12号、18号等几个强台风接连正面袭击或影响福州，各县区普遍受灾，损失严重。8月20日，12号强台风正面袭击福州；时隔18天，9月8日，来势汹汹的18号强台风，裹挟着暴雨又正面扑向福州。当时一半城区停电停水，部分市区交通瘫痪，粮库倒塌；沿海地区大量稻田和水产养殖场被淹，部分海堤出现险情甚至决口。习近平同志带领市五套班子，组织全市干部群众奋起抗灾。台风过后，他迅即对恢复灾后生产、重建家园作了全面部署，带领我们深入救灾第一线指导工作，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时习近平同志不顾自己感冒发烧，亲自深入重灾区连江县，到鳌江南堤决口地段看望慰问正在联手抢修海堤的当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深入灾区学校、田头、群众家中，关切地询问是否有粮吃、有衣穿、有煤烧、有学上，勉励大家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第二天，他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偏僻山区罗源县白塔乡旺岩村笕下自然村。台风暴雨在当地造成大面积滑坡，并致发生人员伤亡事件。习近平同志在灾害现场详细了解遇难者善后处理和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到临时安置点看望灾民，嘱咐村支书发动群众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还要求县乡领导把有限的救灾资金、物资集中用于重灾区、重灾户。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志又驱车百里，来到闽侯县甘蔗镇青岐村叶洋自然村了解灾情，看望灾民。隔天，又深入到福清县三山乡泽朗海堤毁损地段察看灾情，指导救灾。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志绕福州城跑了一圈。每到一处，他都叮嘱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同志把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深入第一线为群众送温暖、解忧难。

1992年7月上旬，受闽江流域大量降雨影响，福州各大江河水位急剧上涨，发生50年一遇的洪灾。当时正在福州视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亲临指导。洪水来临前，习近平同志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洪救灾，要求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干部，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6日晚再次召开电话会议后就带领我们赶赴汛情严重的闽侯荆溪、竹岐堤段，检查督促落实抗洪措施。他站在小腿深的洪水中听取乡村干部灾情汇报，实地察看河堤漏水险情，指导工作。当天深夜，高出解放大桥桥面一米的洪峰冲向仓山区中洲岛，岛上800多户2200多名居民危在旦夕。习近平同志闻讯亲临中洲岛，组织调动船只车辆和军地救援队伍、救援物资，转移群众。随后又到仓山区其他受灾地段及郊区了解灾情，现场指导。7日凌晨他回到中洲岛检查抢险措施落实情况。7日，习近平同志先后深入到江滨路和一些企业、水厂，并第三次来到中洲岛。他了解到因水流湍急，救援船只无法靠近，还有100多人尚未转移，立即协调请来舟桥部队。8日下午，习近平同志第四次来到中洲岛慰问灾民。在这场抗洪斗争中，他亲临第一线，不分昼夜、四处奔波、率先垂范，极大鼓舞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斗志，取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

六是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不久就郑重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认识脱贫致富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利国利民的“德政”、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性措施来抓。脱贫致富工作要做到“决心不动摇，工作不放松，政策不改变，资金不减少”。要花更大精力，组织更多力量，实行政策、科技、投入、服务并举的方针，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立足开发开放，突出科教扶贫，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发展商品经济，培植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综合开发步伐，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使脱贫工作达到更高层次，从大范围、深层次上解决贫困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扶贫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狠抓不放松，采取了领导干部挂钩扶贫点，有关部门、单位、发达地区与贫困县、乡、村结对子帮扶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精心分类指导脱贫致富工作。罗源是个沿海山区县，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级财力空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民间“标会”与滩涂纠纷多，是省定贫困县。他要求罗源县扶贫工作做到五个结合，就是：资源开发与科技开发相结合，增强农业综合开发后劲；改革与开放相结合，促进经济朝外向型方向转化；民富与村富、乡富相结合，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解决贫困户温饱与区域开发和增强“造血”功能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平潭是福州市和福建省一个十分特殊的县，四面环海，靠近台湾。由于种种原因，过去自身的特殊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成为制约发展的因素，经济落后，社情复杂，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是“天时未能适其时，地利未能尽其利”。1991年10月，他组织开展平潭县工作调研，抽调20多位市直部门负责人和20多位市直与平潭县机关的同志，组成福州市平潭县联合调研组，并亲自担任组长，4位市级领导和平潭县委书记为副组长。调研组深入到13个乡镇67个村、36个县直部门和渔区，召开56场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分析现状，共商发展大计。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平潭的发展要放在全省和全市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统筹考虑，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把扶贫解困同发展基础建设结合起来，把省市支持与发挥自我优势潜力结合起来，把改革开放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走开放、繁荣、富裕之路。他还领导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平潭发展，不仅给政策、给资金，也“给人”，就是加强平潭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到平潭工作，鼓励各类人才流向平潭，大力培养当地干部，提高素质。

永泰、闽清两个县地处山区，受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开放条件等诸多因素制约，经济水平落后。习近平同志组织对两个县进行调研之后，对两县扶贫工作进行指导。他指出，永泰、闽清在福州市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构想中，处于“后卫”位置。但“后卫”不能甘于后进，应当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快自我发展步伐。要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尽快树立敢冒风险、欲取先予、借助外力、持久作战、自力更生等各种观念，开拓思路，从实际出发，选准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路子。永泰要抓好“山水田”开发，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乡镇企业突出做好本地资源的深度加工，大力引进和培育人才，大力培育市场，增强干群商品经济意识。闽清要充分发挥侨台、库区、资源、交通等方面优势，做好24字文章，即“建库区，办旅游；抓基础，促开发；靠科技，兴五业；开山门，引外资”，加快发展步伐。

在习近平同志主政那几年里，福州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成绩？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出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要求，工作上有要求、有部署、有抓手、有落实，当然也就能够抓出成效。他刚来时，感到福州的工作节奏比不上其他沿海开放城市，机关单位体制僵化，干部中存在慵懒散漫、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的现象。从老百姓到投资者，办事情的手续非常繁琐。比如，一个地方从拆迁到建房，要盖近200个公章才能办完手续。鉴于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大力整顿机关作风。从此以后，福州市的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展起来，为群众服务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全市工作在那几年上了一个大台阶。

采访对象：金能筹，1941年10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2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1984年3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其间先后兼任市委秘书长、市纪委书记、市政协主席。1993年2月任福州市市长。1995年5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2010年5月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黄  珊  陈  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初访，7月10日再访，2020年1月7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金能筹家中，福州市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制定实施战略规划的情况。

金能筹：1990年以前，福州市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竞争力和其他省市存在一定差距。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以后，高瞻远瞩，以科学的眼光，集思广益谋划福州的发展。他亲自牵头，开展福州发展战略研究，制定《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调研是工作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当时，全市组织了1600多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北上南下到国内许多先进地区考察取经，形成367篇调研报告。之后又邀请各个领域100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论证，组织市直机关、县市区领导、市直大中型企业领导和基层的同志，开了几十场征求意见座谈会，还通过晚报发动了3万多名市民参与问卷调查。这个“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的过程历时半年，《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十易其稿，经市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为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描绘了清晰蓝图，所以称作“3820”工程。这个战略构想符合福州的实际情况，促进福州由滨江型城市向滨海型城市跨越，由河口港向海滨港发展，工业经济也加快向江阴、罗源湾两个港区南北两翼集聚。现在回过头来看，“3820”工程的战略目标已经如期实现，而且与实际发展完全吻合。

这个战略构想形成以后，“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战略构想随之应运而生。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习近平同志开始构思“海上福州”发展战略。“海洋”这个关键词在实施“3820”工程、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实践中，早早被提上议事日程。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当年6月12日，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在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发起向海洋进军。《意见》明确提出：“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思路和方案清晰了，全市上下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比学赶超、力争上游，很快沿着这个思路和方案发展起来了。在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福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6年中，福州经济年均增速都在20%以上，经济总量从全国省会城市第12位跃升到第9位，财政收入翻了两番，福州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成为东南地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这个时期的工作，奠定了福州20年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在福州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已经成为福州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引领福州人民不懈奋斗和追梦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很开阔的国际视野。请您讲讲他在任期间的“鼓岭故事”，还有他推动福州与美国塔科马市结成友好城市的经过。

金能筹：鼓岭的故事，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1992年春天，习近平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啊!鼓岭》，说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伊丽莎白，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充满眷恋和向往的故事。伊丽莎白的丈夫弥尔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授，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福州，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1911年，加德纳全家回到美国，此后几十年里，加德纳一直想回到中国看看，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去世前也未能如愿。后来，伊丽莎白在中国留学生帮助下，了解到丈夫心心念念的“鼓岭”就在福州市，渴望替丈夫圆梦。习近平同志读完这篇文章，放下报纸后就通过对外友协邀请加德纳夫人来榕城访问。她来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亲自接见她，还送给她一个工艺品花瓶作为礼物，并授予她“福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这一举动，令这位美国平民老人非常惊喜、非常感动。

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还直接推动了福州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结成“姐妹城市”。这件事情的缘起，要从1993年10月在福州市举办的北美建筑博览会说起。时任塔科马世界贸易中心执行董事的考妮·培根向我转交了他们的市长写给福州市的一封信，信中希望能与福州结成友好城市。习近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于当年11月3日，率团访问塔科马市，并与市长魏可人亲切会谈，探讨建立友好城市的可行性。访问期间，习近平同志考察了这座城市的城市规划、文化、教育领域的具体情况。之后，在他亲自推动下，友好城市的缔结进展非常迅速。

1994年11月，培根女士作为塔科马市长魏可人的全权代表访问福州，当天就签订了友好城市协议。那天，我代表市政府签字，习近平同志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作为见证人出席签字仪式。从此以后，两座城市在教育、文化和体育运动等领域展开了密切交流。可以说，福州与塔科马两市的友好合作，是习近平同志一手推动并完成的。

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习近平同志通过这些工作，增进了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省委工作后，分管统战工作，您当时任省委统战部部长。请您具体谈谈当时统战工作的开展情况。

金能筹：1995年，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分管的工作包括统战，我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有幸继续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习近平同志对统战工作非常了解、非常重视。

我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时，前任部长已经调离5年了，统战部原来老的办公楼拆掉了，办公室都是借用的，只有一个副部长主持工作，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影响。而福建省是统战大省，海外闽籍侨胞、台胞多，非公经济人士多，统战工作面宽、线长、任务繁重。

习近平同志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习近平同志耳濡目染，对统战工作也非常熟悉、非常重视。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统战工作很快摆脱了原来的被动局面，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展工作之初，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1996年，省委召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统战工作，习近平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后，省里还下发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与协商的意见》。

这个会开得很好，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把统战部门的各项工作重新“激活”了。很多“老统战”反映，习近平同志这么重视统战工作，开这么大规模的统战工作会议，部署得这么全面，在福建的统战工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会议之后，习近平同志对统战工作持续密切关注。他多次召开座谈会，邀请各界党外人士参加，举办联谊交流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他把很多工作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在福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了省委领导与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联系交友制度;党外人士通报会、协商会、“双周座谈会”等制度进一步健全;省政府成员会议和有关经济工作专题会议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形成制度;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大外事活动实现突破;省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的对口联系进一步加强;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约监督员形成制度;民主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习近平同志还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就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考察调研。他还多次亲自召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调研成果汇报，要求认真研究并反馈情况。在他分管统战工作期间，每季度都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到省内考察调研，每年组织一次到省外学习考察，为他们参政议政创造良好条件。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抓好党外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并亲自指导，统筹考虑。在他主导下，100多名党外人士成为考察对象，其中有一些同志后来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

习近平同志还主持制定了“1996年—2000年全省统一战线干部培训计划”。在他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和统战部从基层抓起，加强党外干部培养工作。在1999年福建县级换届中，全省有61个县区选出党外副县区长，占县区总数的71%;一批党外干部也走上了县区政协的领导岗位。此外，他还指导推动党外干部担任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省市县政府四分之一以上部门都选配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党外人士实职安排取得巨大突破，从华东地区倒数位置跃居前列。通过这些工作，全省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人才济济、强有力的党外后备干部队伍，为不断发展和壮大福建的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基础。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海外港澳台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亲自出面接待来访的重要团体，倡导并亲自参加每年分别在深圳、珠海召开的港澳地区政协委员、省海联会理事座谈会，把工作做到前沿。

习近平同志开展统战工作非常善于创新。前面讲的定期在深圳、珠海召开港澳人士座谈会，把工作做到前沿，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大胆创新。再比如，以前，省里几家统战工作部门隶属于党委和政府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的沟通较少，协调不够，“统一战线不统一”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在省里建立了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省委办公厅牵头，他来主持，定期把几个涉及统战的单位集中在一起，交流协调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分管统战工作期间，先后召开了十一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这个举措，在全国开创了先例，为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在一些同志看来，统战工作很“虚”。实际上，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同样需要发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虚功实做”，扎扎实实，才能出实效、见成果。那几年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领导、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福建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重大工作部署、起草指导性文件，事先必须有调研。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和统战部长会议前，起草以省委名义出台的全局性、规范性的指导文件前，习近平同志都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深入各地市、部分县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开展调研工作，了解情况找问题，把“功课做足”，使工作部署和下发文件更具针对性、可行性，避免“空对空”。

二是对工作部署、重大文件的贯彻情况必须有检查。省委开过统战工作会议、下发指导性文件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组织统战部机关同志，分头到各市和部分县区、省直部门，了解各地和相关单位贯彻落实会议和文件的情况，推动相关工作，并且将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总向习近平同志和省委作出书面汇报。

三是重大举措出台之后必须有协调督促推进。比如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对党外干部实职安排工作作出部署后，我们在习近平同志具体指导下，抓准契机，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督促落实。有合适人选的在当地推荐选拔使用，没有的尽量结合挂职工作，从省、市下派。落实党外人士列席有关会议制度，也积极主动地与有关方面协调落实。实现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重大外事活动的突破，也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协调促成的。

那几年福建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曾得到中央统战部表扬。这是习近平同志强有力领导、精心指导、谋划全局的结果，是他带领我们真抓实干，把一件件大事、一项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抓起来、锲而不舍地干下去的结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你们还见过面吗?

金能筹：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们见过两次，都是他来福州视察，接见当年共事的一些老同志时见到的。

第一次是2010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州视察。接见当年共事的一些老同志时，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能筹，你的身体不错啊，精神还是很好!”我说：“毕竟年龄大了，比不了那时候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没什么毛病。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您了，我很想老书记您啊，我们大家都很想念您。我还要代我爱人向您问好。”他亲切地说：“我也向你爱人问好。”习近平同志还向大家说：“他爱人穿戴得体，做事很有条理。”

大家一起谈话的时候，他又问我：“能筹同志，你在统战部工作了几年?”我说：“整整6年，我都是在您直接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工作的，那几年心情非常舒畅，工作十分顺利。”

习近平同志还回忆了平潭“7·22”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1990年7月22日，当时有一船的福建人私渡去台湾，台湾方面把人遣送回来的时候，很野蛮地把这些私渡者关在钉死的船舱里面，后来因为缺氧和酷热，里面很多人都闷死了。这件事前期由省里出面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悲痛欲绝的家属意见很大。后来，刚到任福州3个月的习近平同志向省里提出，由福州市接手处理这件事。省里同意后，他立即派我去调查处理，搞好协调安抚赔偿等工作。我每天都以简报方式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他每次都有明确指示，使我们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提到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习近平同志身为国家领导人，仍然惦记着我这位老部下、老同事、老邻居，依然关心我，肯定我过去的工作，真是不忘旧情，充满人情味啊!

第二次重逢是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到福建来视察，当晚就集体接见了省级部分老同志。我有幸得到了他的接见。那天，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问我：“能筹，你现在搬到什么地方住了?”我说：“我从2010年8月就搬到省机关管理局盖的一栋楼住了。”习总书记对大家说：“我和能筹同志原来住在一栋楼里，我住在401，能筹住在501，我们是邻居。”

当时，我得了胆囊炎，虽已差不多痊愈了，但看上去仍有点消瘦。习总书记关切地问我：“你身体还好吧?”每忆起这个细节，我都非常感动、感恩于老书记的关怀!这次接见，我再次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和蔼可亲，以及他对老同志、老部下的关怀备至，再次领略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度，这也更让我感到无比高兴和欣慰。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时政、经济热点，谈一谈对习近平同志这几年施政的评价及认识。

金能筹：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3个多月，党报有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百日新政”的报道，主要记述了在100天内，他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作出的重要抉择和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举国振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奋发图强，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条战线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党、我军、我国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外好评如潮。我特别注意到了六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深得各国赞誉并取得明显成效。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倡议已被沿线各国接受。通过实践，有关国家已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效显著，对推动世界经济作用很大。此外，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获得许多国家支持，成员不断增加，为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二是深化改革大有进展。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他根据各个专题对深化各项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求，使得我国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取得巨大成效。尤其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逐渐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三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突破。这些年，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我国越来越重视环保建设和生态保护，中央多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强调，专门开会对生态保护工作作出部署。我国环境和生态建设成效明显，有目共睹，雾霾治理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四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出实招，端掉了一些搞腐败的“大人物”，大快人心。同时，也提出很多制度化的措施，提出“八项规定”要求，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是外交成果丰硕。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以来，每年多次出访，辗转国际舞台，与各国友好交往，外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极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确立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在世界上赢得广泛赞誉和好评，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六是深化军队改革，提高国防实力。一方面打军内“老虎”，加强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抓改革强军，有条不紊进行大规模军改，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进行多次军事演习，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的形象。

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各族干部群众，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有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引领我们前进，是一种福分，是一种幸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深化改革、务实强国诸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民心，收效显著。水有源，树有根，这是他在地方工作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人格魅力的体现、延续和提升。

采访对象：汪毅夫，1950年3月生，台湾台南人。1987年11月起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代台湾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台盟福建省委主委。1998年1月至200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6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20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汪毅夫先生，您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是台盟成员，习近平同志是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请您谈谈你们是如何相识的？

汪毅夫：我们相识是1994年。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所在党派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时候中共福建省委有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就是每个常委要交几名党外朋友，以促进统战工作。根据安排，近平同志同我建立了联系。我接到通知，去和他见面。在我的预想中，同市委书记谈话应该是很严肃的。但见面之后，我深切感受到近平同志热情亲切、平和沉稳、真诚中肯，没有套话、空话，更没有官腔。我们第一次聊天就很愉快，很融洽，我觉得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初次见面，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们果真成了朋友。他不仅告诉我他办公室的电话，也告诉我他家的电话，跟我说，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其后，我虽然从未给他打过电话，但和他接触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经常联系，时或有相谈甚欢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近平同志找我谈话是没有预设话题的，单纯作为朋友聊聊各自的读书心得，谈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谈到《大藏经》，近平同志对《大藏经》及其涉及的多学科内容都很熟悉，这令我大为叹服。我们的话题涉及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社会心理学等，他的见解给了我启发。当然，他也曾询问我学术上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往往是肤浅的。于今思之，颇感羞愧，又颇感动于他虚心倾听的宽容。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把近平同志视为一位志趣相投的“学友”，学术上的朋友。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你们开始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工作当中有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

汪毅夫：1998年，我任福建省副省长。1999年8月起，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后，我是他的助手。有时候，我们对工作有一些不同理解，因为熟知他的民主作风，所以经常直言不讳，表明意见。我性子比较直，有时候表达意见的方式比较冲，经常会直接说“这不对”“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处理”等等，甚至有一些话可能让旁人听来觉得刺耳。我发表意见建议的时候，近平同志从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总是耐心地听，有时还记在他的小本子上。

有一次，近平同志对我说：“毅夫，你敢于直言，耿直率真，这是你的特点也是你的优点。应该说，现在这样的特点和优点是稀缺的，很好！”我说：“我对您讲话才这样。在别人面前，我当然也会想一想，要么不讲话、要么讲真话，不讲话的时候多一些。”讲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近平同志也很明确地对我说：“毅夫，你有意见和建议一定要提，你的意见我会很尊重，但我不会都采纳，因为很多事情的处理我要通盘考虑。”我说：“提出意见和建议是职责所在，仅供您参考，我不固执己见。”回想起来，近平同志曾采纳了我的部分意见，也曾采纳我意见中的部分内容。

我是一名党外干部，但近平同志对我是信任的，鼓励我把握好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他经常嘱咐我说，宗教无小事，对台无小事，涉外无小事。统战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很重要。

近平同志善于团结党外干部、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的典范。我曾对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您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的尊重是由衷的，我们都感受到了，都非常认可。”近平同志听了以后说，共产党人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当然要真诚。他说他从小就看到自己父亲习仲勋同志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十分尊重、关心，真心实意和他们交往相处，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无论什么党派，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中国的强大与发展，都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在这个目标上，是没有党派之分的。近平同志的这番话让我既感动又很受教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我作为党外干部，担任副省长，分管省政府一些工作，同时我又是学者。我知道，这两个角色不可混淆。作为省政府分管领导，我发表涉及宗教、两岸关系的讲话前，会主动把讲稿给近平同志过目，如果有不妥之处，请他让工作人员及时告诉我。近平同志多次对我的讲话稿提出过意见，他的意见大多是肯定和鼓励，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对加强宗教管理工作提出过一些意见，请您举个例子讲讲。

汪毅夫：那我就讲讲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吧。由于历史原因，福建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和信民比较多，长期以来缺乏管理，甚至没有一个特定的部门去管。民间信仰覆盖面又很广，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严重问题。

近平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当时福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至少有10万个。有人说，要把这些活动场所全都管起来，得派10万大军。近平同志讲，场所是固定的，但人员却不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刻舟求剑，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先把涉台、涉侨、涉外的民间信仰活动管起来，把新建、扩建、重建祠庙的活动管住。近平同志的指示，牵住了“牛鼻子”，让我们茅塞顿开。这样，在2000年省级党政机构改革中，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定岗、定编，以及开展相关管理工作，都有了可操作性。后来，他关于民间信仰管理的思路，在工作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采访组：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下乡调研的事例吧。

汪毅夫：1998年，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我是副省长，分管民族工作。他有一次到闽东调研，经省政府同意，带着我一起去。在闽东调研期间，近平同志主要考察当时“村村通工程”的公路、电力、管网等方面的建设情况，“造福工程”的进展情况，同时也要面对和解决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有的村民聚居点远在村外，规模只有一两户，但位置又很偏远，电力和公路要铺设过去成本非常高，请他们搬迁下来则更为妥当，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和发展。

还有茶叶生产和加工的情况，也是他考察的范围。我们在一位农民家里看烘焙茶叶的过程，农民戴一个大草帽，我们也各戴一个大草帽。近平同志一边看农民给我们演示生产过程，一边认真细致地问他生产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近平同志还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看，跟当地农民座谈，具体了解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山上搬下来的，地方政府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还面临什么困难，有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等等。

近平同志沿途还重点考察了闽东一些地区因石材加工造成的水源污染问题，现场召开办公会，提出治理污染的具体举措，要求当地干部限期整改、定期汇报，省委按程序进行督查，以便有效推进污染治理工作进展。

这次调研，原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也和我们同行。吕书记年纪大了，近平同志一路上对他非常关心照顾。在调研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省委有重要事务，通知近平同志回去开书记办公会，他马上准备返回，并安排了接下来的调研行程：第一，接下来的调研由汪毅夫副省长带队，所有工作人员要听从汪副省长的指挥。第二，汪副省长和各位同志都要尊重和照顾老同志。

于是，近平同志中途赶回福州，我继续带队调研，按照他的方法一项一项地进行调研工作，把闽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了解得透彻清楚，对各项重要问题进行了采集、汇总。我深切感觉到，按照近平同志的方法开展调研，确实工作量很大，非常辛苦，但工作做得很扎实，调研效果也非常好。

采访组：请您讲几件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具体事项。

汪毅夫：我先讲一个近平同志推动两岸交往的具体事例。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一直践行和推动“两门对开，两马先行”（即厦门和金门、马尾和马祖）的两岸交往，在这个思路之下又有很多增进两岸交往的具体举措。2002年上半年，马祖连月不雨，居民的生产生活遇到严重困难。马祖方面主动提出由大陆给他们供应淡水。近平同志决定召开省政府会议，专题研究向马祖供水的具体方案，切实推动这项工作，并委派我具体实施。2002年5月4日，在福州马尾货运码头，5条输水管连接“金航二号”送水船后，注水阀门开启，约5小时后满载着2300吨自来水和福建人民深情厚谊的送水船抵达马祖，让台湾同胞喝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甘泉。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主持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的政府专题会议并作出重要决策。那次专题会议上，大家就决定申报本身是没有异议的，但在具体细节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歧。福建土楼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客家土楼，一个是闽南土楼。客家人认为，客家土楼是客家文化的象征，是客家人创造的；闽南人另有看法，闽南地区也有土楼，并且已经有闽南土楼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闽南土楼不是客家土楼。主管申报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则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体进行申报，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吵不休，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近平同志说：“毅夫，你说说看。”

我说：“客家民系、闽南民系，都创造了土楼，在文化上起了一个‘1+1＞2’的作用。我们不能单独以客家土楼申报，也不应该单独以闽南土楼去申报，应该以福建土楼去申报。具体听谁的？我们必须顾全大局。第一，‘申遗’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听专家的。第二，发扬民主，必须听大家的，不能光听任何一方的。第三，‘申遗’是国家行为，必须听国家的。”

近平同志在听取了我和大家的意见后，当机立断，当场就作出了决策，以福建土楼的名义去申报。同时，他还指示我，要继续做好说明和说服的工作。

2008年，我到北京台盟中央工作了。2008年11月，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那时，近平同志已在中央工作，我就通过他的秘书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采访组：您到北京工作以后，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汪毅夫：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到近平同志办公室同他见过几次面。有时候他找我谈话，我向他汇报一些对台工作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去的时候，由于约定的时间接近饭点，我还以为他会留我吃饭，结果谈得很迟了还是让我回家吃饭。秘书同志笑着告诉我，首长还得工作，还没顾得上吃饭。另有一次，因为我们谈话的时间比较长，秘书进来催促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近平同志无奈地说，毅夫，我很喜欢跟你聊，也必须跟你聊，但只能留待下次了。

现在，我已经光荣退休。但我相信，真诚的情感和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是有近30年交情的老朋友，但交往从无一语亦无一事及于私。能够成为近平同志的一位党外朋友，吾生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