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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在福建大力推动林权制度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因？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分管农村农业工作时，经常深入山区林区调研，十分了解福建林业面临的困难和群众的期盼，这促使他下决心推动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就是“形势所迫”。当时，福建在林业方面有五个困难：一是造林难。群众有句顺口溜：“年年造林初二三，造在家的后门山，年复一年还是一片光头山。”二是防火难。群众不但不担心森林火灾，反而还盼着等火灾后上山砍烧火柴，通常就是“干部打火，群众观火，领导恼火”。有一位镇党委书记对我说，山林着火了，干部火急火燎赶过去，群众在旁边看着，没有一个帮忙救火的，还说风凉话：“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每场森林火灾，部队上去了，干部上去了，群众却袖手观火，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三是乱砍滥伐严重。当时全省规模不等的乱砍滥伐事件，一年高达万起左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年采伐量超过生长量的现象。四是技术推广难。几十年来，我们林业科技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但农民没有造林积极性，即使有了技术，也难以推广。五是干群关系处理难。农民常说：“集体林干部林，群众收入等于零。”这句话并不夸张，事实也确实如此。哪怕是重点林区的村，农民从林业得到的收入也微不足道。所以，农民称“村里面的林业收入是补不完的干部补贴，是花不完的干部接待，是办不完的‘公益’事业”。一个时期以来，涉林腐败案件频发，干群矛盾加深。正像习近平同志预判的那样，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矛盾总有一天会大爆发。 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二个动因是“百姓的期盼”。福建的地理特点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以来，福建人靠山吃山，有山有林的地方自古都很富庶，山林也被誉为“绿色的金库”。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很多地方反而变成了“靠山不能吃山”，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这让老百姓怎么办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福建人盼着“分山到户”，却没有盼到。当时土改主要是改田，改山却改不下去。“文化大革命”之后，林业实行“四固定”，其中之一是固定了集体林，所以老百姓盼着分山，也没盼到。到了80年代，林业“三定”划定自留山、确定责任山，但是也没有搞彻底，那时候很多人有山无证或者有证无山。后来，两山并一山，逐渐演变成了“干部林”，使群众又一次失望。老百姓说：“千年铁树开了花，田地回了家（指80年代家庭承包分田到户），何时铁树又开花，林地回到家。”可见，老百姓是多么急切地盼望林权制度改革。 以上这两点，我理解，就是习近平同志推行林权制度改革两个最重要的动因。 采访组：当时搞林权制度改革是有政治风险的。请您讲一讲，为什么习近平同志有魄力进行改革探索呢？ 黄建兴：习近平同志有这个胆量，首先来自他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来自他对土地政治属性的深刻理解，来自他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历史担当。土地，是政治问题，也是民心问题。 之前分山到户造成乱砍滥伐，现在搞分山到户有没有风险？林改之初，习近平同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改革20年了，党的农村政策一直稳定向好，这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农村干部素质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重要社会因素。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方法对头，就是有风险也是可控的。所以，习近平同志对推进这项改革是胸有成竹的。 1998年4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从福州到龙岩调研的路上，跟我们畅谈土地关乎民心这个话题。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改朝换代都因土地问题而起，自古以来始终演绎着土地兼并和抑制兼并的历史发展过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中国共产党靠着“打土豪分田地”凝聚了亿万民心，所以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土地政策和百姓支持。他还说，领导干部必须有爱民之心，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老百姓的呼声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我们一旦对人民承诺了任何事情，就必须兑现。该做的事情不做，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宗旨。 当时，我们也为习近平同志捏一把汗，分山到户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年轻的省级领导，敢冒这个风险，只能说完全是出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使命和情怀。十几年过去了，回想习近平同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敢于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没有解决的林地使用制度这个难题，足见他的胆略气魄和政治智慧。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讲，福建林改最初是如何搞的试点？ 黄建兴：从全国来说，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还没有先例。习近平同志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之又慎，又要积极推进。经过再三考虑，我们选在武平做试点。武平县位于龙岩市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武夷山脉最南端。在林改上先行一步，武平试点得到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要解决“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当时，既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大家在摸索中进行改革，各种争论都很激烈。一部分人主张家庭承包，要均山到户，体现公平优先。另一部分人主张大户承包，理由是山林跟田地的情况很不一样，山林的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只有大户承包才能经营好，体现效益优先，采用竞标办法把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这关键时刻，2002年6月21日，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林改，十分有针对性地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到山上。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农田承包必须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山地承包也要坚持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是我国在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政治基石。林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习近平同志一锤定音地确定了林改的正确方向。 其次，武平破天荒地提出林木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这与几十年来多次的林业改革最大的差别，就是触及了产权。习近平同志说，多少次的改革为什么成效不大，因为都只在管护责任制上兜圈子，没有触及产权，就不会触动林农的心。在他的指导下，林业厅2002年8月邀请国家林业局法规司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省人大法制委、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领导和专家就林权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林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模式。后来，这个创新模式被推广到全省，还被吸收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中。福建林改为全国林改树立了标杆。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健全机制对林改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林改是很难的问题，而且是老大难问题，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所以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武平提出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后来被中央林改文件吸收。武平县还建立了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 我听说，2012年3月，已在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同志看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代表时，还对武平林改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可以看出，他对此是十分满意的。 采访组：您认为福建的林权制度改革为什么会取得成功？ 黄建兴：改革成败要用时间来检验。从武平试点至今已十几个年头，可以说改革是成功的。林改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经验是正确的改革道路选择。在林改前期，我们召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多场研讨会，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辩论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要彻底就要走林地私有化的道路，不要遮遮掩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走老路，“大一统”，现在生态优先，加上劳力外出务工大量增加，还是继续由村组织统一经营。武平的试点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既不走私有化邪路也不走“大一统”老路的新办法，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巧妙地将林地承包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从林地集体所有权中独立出来，视同用益物权，在承包期内，享有对林地的占用、使用、处分、收益的物权地位，采取家庭承包的方式真正落实到农户，确立了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新型物权关系。这是武平林改的正确道路，也是习近平同志肯定、支持和引导的林改之路。 第二条经验是一揽子制度设计。武平调研回来后，习近平同志叮嘱我要总结好武平林改的基本经验，并对全省林权制度改革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很重要，它就是一张设计图，就如同好的建筑物离不开好的设计图，林改要成功，制度设计是关键。根据他的指示，在武平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省开展林权改革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提出了对策。在法律层面，我们提出来要按照现行的《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为依据，依法改革。在工作步骤上，要求先行试点，然后推开。在工作方法上，由省、地（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林改，省抓县、县抓乡、乡抓村，实行包片、包村、包户、包山场地块的“四包”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制定奖惩措施。为保证改革效果，政府还成立改革督察小组，对林改开展监督检查工作，贯穿于改革全过程。在处理林情差异上，根据林农对山林的依赖程度，实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村而异，一村一策，不搞“一刀切”。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坚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照法律，协商解决。整个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有预案，暴露出来的矛盾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这次改革推进很顺利，不管武平县，还是福建省，开展都很顺利，风险也都得到有效管控。习近平同志于2002年10月调离福建，但是在他任上已绘就了林改设计图。我两次去浙江看他，他还十分关心地问，福建省的林改文件出来了没有？文件一定要出好，林改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他还指出，确权到户后，要注意发现新矛盾、研究新问题，比如：“钱从哪里来？”——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融资渠道；“树要怎么砍？”——一定要改革采伐制度；“单家独户怎么办？”——一定要走联合道路。根据他的思路，我们深入调研，创新思维，在省委省政府关心和支持下，形成了全国第一个省级林改文件，于2003年9月正式出台。后来，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1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吸收了福建林改的经验。 第三条经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历次改革大多数是群众创造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改革是搞不成的，安徽省小岗村改革是这样，这次林改也是来自武平县农民的首创。这么浩大的改革，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后来，我们在武平的林改，乃至福建的林改，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我们规定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分田容易分山难，山有好山、坏山，阴坡、阳坡，林有商品林、公益林，幼林、中龄林、成熟林，神仙都没办法分好，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来讨论，就让他们争吵个三天三夜，最终理由吵明了，人也吵累了，大家都互让一步，意见统一了，问题自然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些后怕，当时我们估计这次改革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有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然而我们采取“群众的事情群众办，群众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的办法，形成了和谐改革大环境，全省都很平稳，这就是林改成功的一大法宝。 林改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不等于各级党组织甩手不管。我们强调五级书记抓林改，不但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巨大组织力，保证了这次林改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