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红娘眼中

不同时代造就各异择偶观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王蓓

位于大连市闹市区的吉祥缘婚姻咨询有限公司，前身是大连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军婚介绍所。68岁的宋莲香，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8年。2000年初从单位提前退休，当年6月就来到军婚介绍所，任负责人。

在20世纪70年代结婚成家的宋莲香心目中，婚恋对她们那代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对方家庭出身不错，根正苗红，如果是共产党员更好，单位领导一介绍，相处一下，几乎没有成不了的”，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婚恋经历，宋莲香说：“那时候人都很单纯，没多余的想法，脸皮也薄，觉得领导、同事给介绍了，也相处了，就得负起这个责任，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扔了，不同意了。”

成为职业“红娘”后的18年里，宋莲香发现，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理想婚姻和另一半的要求越来越高，自我价值的实现逐渐成为年轻人在婚恋、择偶中越来越多考虑的因素。”

在全国婚介企业发展论坛创始人、1997年创办了“爱情帮你办”婚介公司的高金龙记忆中，当年国内大多数婚介机构只有“一个人、一间房、一张桌子、一部电话”，而他在河北邯郸成立的这家婚介公司相对成型。“当时接待的顾客几乎都是‘老大难’——年龄大、条件差、学历低，是婚姻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力的那部分人群。”高金龙说，来征婚找对象的人对对方的要求也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是，朴朴实实，能过日子。女性对男性的要求则是，条件比自己好一些、勤劳能干、老实本分就行。

宋莲香和高金龙思考过同一个问题，“过去住房都得靠国家分配。但随着房价不断走高，房子逐渐从‘高配’变成了‘奢侈品’。尤其在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在婚恋交友时，越来越关注对方有没有房子、有多大房子，收入状况如何”。

“生存压力变大，与过去单纯的希望结婚过日子不同，希望通过婚姻改变个人命运的年轻人在增多”，敏锐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宋莲香和高金龙与当地广播电台合办了夜间情感类谈话节目，帮助迷途中的年轻人答疑解惑，为陷入婚姻困境的中年人打开心结。

随着“80后”“85后”进入婚恋市场，宋莲香和高金龙的婚介所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情感辅导上。

“这一代年轻人不只在物质上，在精神上的追求也在增加，是否谈得来、三观是否相符，在婚恋择偶中的权重逐渐提高。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率增加，更加独立自主，在家庭生活中不再只依赖于男性，她们对男性是否体贴、细腻有了更高要求。男性则对女性的外貌、身材等方面要求更高”。

宋莲香发现，总有不少年轻人怀揣对“完美”另一半的幻想，或者带着严苛的“条条框框”，来到婚介公司向她们求助。众多的婚介公司也从中嗅到了商机。从几百、上千的婚介咨询费到高达数万、十数万元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私人订制”服务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及家庭愿意为之埋单。

当“90后”逐渐登上婚恋舞台，高房价和巨大的经济压力，让这一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明显低于前辈们，爱情不再是他们生活的唯一重心，婚姻也不再是他们的必选项。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勇于在媒体上公开征婚，到勇于推销自我，再到勇于提出情感诉求，人们的心扉逐步敞开，社会的接受度也逐步提升

媒体征婚：越来越大胆的自我表达

■ 侯晓然

由于传统婚姻观念的保守与局限性，以及其他历史原因，我国的征婚启事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白。直到1981年1月8日，在《市场报》上，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则征婚启事：“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米7。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这则征婚启事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甚至有些老套，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却是个破天荒的大事。据当时的编辑赵立回忆，1949年以来，中国还没有报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先例。

随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征婚启事受到了社会大众的热烈欢迎。20世纪80年代中期，《婚姻与家庭》杂志每期要发40～50则征婚启事，《中国妇女》杂志“大年龄青年婚姻专号”，仅一期刊物就刊登了101则征婚启事。

从征婚启事的变化中，可以看到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逐步开放。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征婚启事中，语言相对保守，大多只是自我条件的罗列，一句话中仅仅包含性别、年龄、职业、身高、工作生活地区等等信息，如“某女，37岁，大专院校教师，身高1.66米，离异无子女，在湖北某市工作。”

20世纪90年代后，征婚启事开始增加了对于自我性格、个人爱好等等介绍，个性化的表达愈加为人所重视，就像贴上了专属自己的商标，如“有品位”“爱生活”“素养良好”等等词语开始被大量使用。

再后来，征婚启事不仅仅表述自我，更是提出了对对方的向往，“不求你漂亮的外表，只求你善良的内心”“我很想找到你，与你相濡以沫，相伴终身”等等抒情语言极为常见。

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勇于在媒体上公开征婚，到勇于推销自我，再到勇于提出情感诉求，人们的心扉逐步敞开，社会的接受度也逐步提升；而寻找伴侣的标准也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希望寻找到谈得来的人，这也侧面说明，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在逐步提升。

进入2000年，随着各种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报纸杂志的征婚启事发展逐渐开始被限制。这主要是由于纸媒介的征婚栏目大多要求严谨，有些杂志要求实事求是地写明情况，甚至还要单位开出证明信来才能刊登。这和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交友相比，虽然保障了真实性，但手续烦琐，受众面窄。随着一些手续的简化，虚假的征婚启事开始出现，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报纸杂志类媒体纷纷开始停办有关征婚启事的栏目，很快便进入了低迷期。

在纸媒征婚启事发展蓬勃兴旺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彩色电视机在家庭中的普及，电视征婚节目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台的《今晚我们相识》成为最早开办的婚恋交友类节目，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真人出镜演绎日常生活的短片，配上介绍个人情况的画外音，还有主持人的面对面采访，直观的画面给观众带来的是真实可信的感受。社会大众的婚姻观念更加大胆与实际，人们不再认为公开征婚有损脸面，必须遮遮掩掩，而是发现，充分表达自我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伴侣。

20世纪90年代末，以湖南电视台《玫瑰之约》为首，相亲节目开始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形式大多为几对单身男女同时出现在演播现场，通过主持人引导提问，嘉宾相互交流观点。此时的相亲节目，与其说是征婚，更像是真人秀，嘉宾表达自我观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画风，比起单纯自我推销式的征婚类节目更容易吸引观众。

2010年，江苏电视台《非诚勿扰》开播，将男女人数对等的节目形式改为舞台上固定24位女嘉宾，男嘉宾轮流出场展示，相亲如同考核选秀一般，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为了博眼球，男女嘉宾常常会做出惊人之举，出位的言论与夸张的造型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例如某位女嘉宾谈起自己的择偶标准，“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对此类相亲类节目进行了批评，节目随之进行了整改。这同时也让人们发现，随着社会多元化飞速发展，如何引导公众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观与择偶观成为当务之急。

发展至今，随着互联网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传播范围的加大，以及收视率与点击率的压力，相亲节目的类型与规则可谓愈加丰富多彩。选秀类的相亲节目并未退出激烈的收视竞争，又出现了带着父母相亲的代际相亲交友模式，几对单身男女同处一室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真人秀模式等等新奇的节目形式。如今的相亲节目更像是人们展示自我观念与个人优势的平台，对于日趋重视婚姻质量的当代人来说，充分展示自我、表达情感需求，更容易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