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园

近日，北京法院宣判了一起亲生父母虐待幼儿致死案。年仅1岁5个月的受害女童，因母亲产后急于恢复工作，一直被寄养在奶奶和姑姑家。在其父母以“培养感情”为由接回家亲自抚养仅20天后夭折。经法医鉴定，女童在20天内受到亲生父母多次伤害，全身可见三十余处新旧不一的伤痕，最终因外力造成肺出血导致的呼吸衰竭死亡。

法院以虐待罪判决其母有期徒刑5年，其父系从犯免于刑责。作为又一起虐童致死案，此案再次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声讨。

近年来，被媒体披露的父母虐童致死、致伤、致残案件不乏其数。在这些案件中，早年与父母分离的受害儿童，被父母接回家庭后惨遭虐待的案例时有耳闻，如2017年年初，河南巩义4岁女童涵涵，被亲生母亲以“跟奶奶亲不跟妈亲”为由殴打致死。由于母亲无力照顾双胞胎，涵涵此前一直被寄养在奶奶家。

心理学家认为，0～6岁是幼儿核心人格的养成期，也是建立安全依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幼儿获得父母家庭的亲密养育对于一生极为重要。但这些恶性案件中的被害儿童，自出生起就因计划外生育、父母外出务工、重男轻女、忙于工作等原因与亲生父母分离，由隔代祖父母或旁系亲人实际抚养，失去与亲生父母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也缺乏和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相互适应的过程。

因此在被接回父母身边后，孩子与父母有明显的情感隔离和生活习惯差异。如果是多子女家庭，新到来的孩子还要面对与父母亲自抚养长大的兄弟姐妹间的融入和竞争。在家庭之外，适应新的学校、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压力也不轻松。

在这样的压力下，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充足的、耐心的呵护和指导，而是施加恶劣的精神和身体虐待，等待这些孩子的，即便不是极端的死亡，也将是影响一生的阴影。

从父母一方来说，重新接纳缺乏情感基础的留守子女，重构家庭关系也是不小的难题。特别是对于城市务工人员群体，他们自身生存压力大、生活条件不佳，孩子接到身边后增加的教育、医疗、家庭关系等负担，加重了他们的精神焦虑。由于个人素养不足，教育意识偏颇，特别是重男轻女等恶劣思想影响，以及外界社会支持的缺失，他们缺乏耐心和正确的方法，甚至走向厌恶孩子、转嫁恶劣情绪、虐待体罚的错误轨道上来。

30多年来，城乡二元分立造成的亲子抚养分离，已经造就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近些年来，随着城乡融合的发展和城市对务工群体资源支持的增多、社会服务的完善，越来越多留守儿童得以回到父母身边，但由此所引发的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却鲜少获得关注。

与此同时，20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普遍组建家庭，他们显著的自我意识和高度依赖父母的生活习惯，与抚育下一代所需的高度投入和个体自由的牺牲产生冲突，不得不经历一定的转变和适应，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如此案中受害女童的父母一样，逃避抚养责任，并且始终没能做好角色转变的年轻父母。

亲子抚养的分离和回归，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社会和个人都需要对此予以重视和支持。早在1990年，我国就已签署《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奉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但长期以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法规，偏重原则而实操性不足，偏重家庭整体和抚养者视角，而对儿童个人最大利益的考量缺失，关于虐童罪的入刑、定罪及监护权变更、儿童收养等的规定严重滞后，这也是本案两位施害人仅获刑5年，甚至免于刑罚的原因。因此对政府而言，健全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增强民政等系统获得及行使监护权的资源支持势在必行，应尽快提上日程。

此外，政府及社会群体应对务工人员子女回归家庭的问题予以更多关注和支持。对于这些终于来到了父母身边的孩子而言，有打工子弟学校、有免费的午餐还不够，帮助他们融入新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建立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亲密连接，关乎他们一生的心理健康和人生幸福。这不只是针对幼小无力的孩子，也包括对其父母群体精神的关怀和引导，以及及时地干预。

每当一件虐童致死案发生，我们都能发现它绝不是一时冲动的惨剧，而是长期虐待和社会干预乏力的后果。如果志愿团体、社会工作者，以至妇联、民政、司法机关能够早期逐级介入和阻断，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发生。

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说，要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来保护孩子，其精髓不过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