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的营养政策链条

田祖荫表示，在我国农村实施营养改善面临着庞大的群体。农村义务教育在校人数为1.3亿人，相当于两个英国的人口规模，是名副其实的义务大国。加之，平原、山区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众多，学校食堂硬件不足都使情况更为复杂。

“第二个问题是补助标准比较低。”田祖荫说，中央财政按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只是定位在基本补助，带有扶贫款的性质，这样一个标准在少数地方可以解决吃饭和吃饱的问题，但在很多地方谈不上营养。

更令田祖荫感到担忧的是“安全隐患大”。从田间到餐桌，涉及食材采购、交通运输、储存加工、分餐就餐等各方面工作，单靠学校很难做到有效控制。今年以来，中西部地区7个省已先后发生了10多起食品安全或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调研中发现，我国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营养政策链条存在断点。

“目前我国针对2岁～5岁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营养干预完全没有。”该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表示，6岁以前的营养状况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但营养改善计划只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没有包含学龄前。

更令工作人员感到无奈的，大多数农村教育管理者、校长、教师和家长缺乏营养健康知识。他们在一些贫困县调研时看到，留守儿童多由祖父母或亲戚照顾，一些老人会将免费发放的牛奶鸡蛋，换成乳酸饮料给孩子喝，“他们认为鸡蛋是‘发物’，孩子吃多了不好！”

26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贫困，是造成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营养缺乏的主要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指出，我国目前仍然有1.28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发生率为13%。据推断，农村0岁～10岁之间的儿童，约有2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李实认为，应从多维角度看待儿童贫困，特别是将农民工子女营养和教育问题作为政府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看待儿童贫困问题，不能仅看以收入、消费为核心的绝对贫困标准，而是关注儿童发展条件的差距，包括教育、医疗、营养、社会救助和保护等各方面。”李实认为，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发展条件上的差别，带来了未来更大的就业和收入上的差异性，整个社会的收入差异也很难被缩小，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中尤为突出。

专家们认为，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我国现有的5000多万留守儿童在未来20年将陆续进入城市，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他们当前的营养、健康和教育状况将直接关系到其未来的身心素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苄基)